吸食鴉片的行為在日治時代的台灣，是被管控、但並非禁止的。
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以當時台灣人已有吸食鴉片的習慣，放任台灣人吸食，但台人如果提供給日本軍人軍伕，則處以極刑[1]。一八九七年《臺灣鴉片令》開始施行，臺灣總督府對所有吸食意願者發給執照，吸食者以登記方式繳費取得吸食証照，還必須到持有特約許可販賣之商店，以官方規定價格取得阿片。同年三月，總督府又頒佈「台灣阿片令施行規則」，由官方製作及販售鴉片煙膏，作為吸食之用。其他經營鴉片吸食器或吸食所生意的商人，也都必須向地方官廳申請取得「特許鑑札」，繳納特許費。為了打擊走私，台灣總督府並且在衛生課之下設置阿片掛、「阿片監視員」及「阿片監視員補」[2]。
在這樣的政策之下，從1897年起至1900年持有吸食特許證台人仍多達十六萬餘人，而且逐年增加；鴉片專賣不但成為台灣總督府大宗的歲收來源，也成為日本大財團（如三井物產）的重要財源。1930年，台灣新民會林獻堂、蔡惠如等人向國際聯盟控訴日本政府的毒化政策[3]。台灣總督府為了應付國聯遠東鴉片調查團，乃緊急設置臨時阿片矯正所、「更正院」，然而鴉片專賣制度，卻一直維持到1945年日本戰敗的前夕。
注解
[1]《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冊第50件。
[2]徐國章譯，《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頁270─272。
[3]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三）》，（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2001），頁70。
王甫昌，〈族群通婚的後果：省籍通婚對於族群同化的影響〉，《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6卷第1期（臺北：1993.12），頁236-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