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德政
書名：《在中國革命的道路上：歷史巨變下的臺灣人》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22年
版本：二版
文／李權升，汪琪編版
圖／李汋浮封面翻拍
19世紀末期以來，台灣被捲入中國內外的幾場重要戰爭，讓台灣人也一再被迫站在歷史的岔路口上做出抉擇。
本書關心的焦點是一群台灣人，他們在19世紀末以至20世紀中葉之間，基於愛家鄉或救國的理想，滿腔熱血，隻身前往中國參加革命。有不少人將這些台灣人視為同一群體，並稱之為「半山」。
經過長年研究，作者林德政教授[1]重新梳理了早年遠赴中國參與革命的台灣人圖像。他廣泛蒐蹟個案，深入描寫戰時台灣人在大陸的各種生命經歷。發現這群人其實是為了不同的理由而踏上中國這片土地的；無論是夾在中日、抑或是國共之間，最後都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他們思索家鄉的未來，也往往得到不同的結論。或許正因為如此，台灣人之間的互動模式並非想像中的單純；他們自行籌組的幾個革命團體間，實際上存在著複雜的競爭關係。
本書從1895年起一路談到1949年前後，時段橫跨50多年。作者把1895年台澎割讓給日本，看作是台人離鄉、遠赴中國的時間起點。這是因為《馬關條約》第五條規定，台灣人在訂約後的兩年內，可以自由選擇國籍。但事實上，即便有了這項規定，也僅有少數有辦法的人才能攜家帶眷回到中國落戶，其中一類如霧峰林家或板橋林家等大家族，將部分家屬留在台灣、一部分定居中國；還有一類則是參加過臺灣民主國及乙未抗日的傳統仕紳，如丘逢甲、許南英、施世洁等人。而此刻，隔海相望的中國則正進入改革與革命之爭。
1911年，革命派發動武昌起義、建立民國，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從此天下太平。事實上，接踵而至的是軍閥割據及帝國主義等內憂外患；直到1920年代，聯俄容共、北伐、和國民黨改組一一實現，中國才開始展現希望。
不同於早前因乙未割台而移居中國的舊紳商，20世紀之交誕生的新世代接受日本教育，將視野放回台灣。他們對於日本殖民開始有不同的想法：有人選擇留在島上，有人出走他鄉，尋求發展機會；還有人則採取溫和或激進做法，抵抗不合理的殖民統治。當然，還有少數台灣人隻身到了中國；他們趁中國北伐之際，抱著愛鄉的理想，利用自身所學，組成不同的政治團體，尋找抵抗帝國主義及反日的可能性。
曾經活躍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組織
在中日戰爭這段期間，同樣也有不少臺籍人士參與抗戰。例如1940年3月29日，原來在華南一帶活動的「臺灣獨立革命黨」和「臺灣民族革命總同盟」，於翁俊明及劉啟光的奔走下，先在重慶合併為「臺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後續又有幾個台人團體併入聯合會中，包括陳友欽主持的「臺灣青年革命黨」、柯台山的「臺灣國民革命黨」，以及張邦傑所領導的「臺灣革命黨」等。
與此同時，蔣中正指示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長朱家驊、教育部長陳立夫和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等人，支持並贊助日本、台灣、朝鮮內部的各種革命運動。在1940年前後，國民黨積極籌畫的對台政策，促使這群在重慶推動反日運動的台灣人進一步尋求接受國民黨領導的可能性。1941年2月10日，經國民黨的催化，原先各自獨立的革命團體改組為「臺灣革命同盟會」，下轄南方執行部、北方執行部及重慶本部，並利用廣播、雜誌對外宣傳台灣回歸中國的重要性。
然而好景不常，臺灣革命同盟會成立不久，組織內部成員即捲入權力紛爭。 1940年3月，蔣中正裁示加緊腳步、規劃對台政策，同年9月，「中國國民黨臺灣黨部籌備處」成立，由翁俊明擔任主任、劉啟光為秘書，隔年轉往香港辦公。之後隨著戰局發展，籌備處在1942年輾轉回到中國發展，直到1943年3月正式成立國民黨台灣黨部。
國民黨台灣黨部成立以後，由於下屬行事散漫，經常讓主委翁俊明極為困擾。此外，台灣黨部作為臺灣革命同盟會的上級機關，台灣革命同盟會理應接受黨部的指導。但由於權力及經費分配不均等問題，外界經常利用各種名目栽贓台灣黨部主委翁俊明。這些為了個人名利的攻訐，也消弭了戰時台灣人團體團結對外的力量。
投入抗戰的台籍菁英
除了上述組織，中日戰爭期間，也有台灣人以個人名義參與抗日作戰，他們多數參加國民黨，另有少部分則是參與中共組織。大抵而言，在國民黨方面，台人主要投入外交、情報與研究、教育、軍事作戰等部門，例如外交部門有黃朝琴參與；情報與研究部門有李萬居、謝南光、謝東閔、林頂立等；教育方面有游彌堅、林家齊；軍事作戰則有鄒洪、黃國書及劉定國參與。至於中共方面，台灣人主要參與了黨務與政治部門、情報分析與日俘接待部門和醫藥部門。從事黨務與政治者，包括蔡孝乾、史明等人；情報分析與日俘接待部門有沈扶；醫藥部門則以李偉光、林棟、楊美華為代表。
這批台灣志士在戰時秉持濃厚的民族意識，隻身來到中國，期待為家鄉與中國盡一己之力。由於臺人熟稔日語，且對日本有更深的認識，因此經常成為國共雙方策畫對日作戰的關鍵人物。在宣傳方面，台灣人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例如林忠、劉兼善等人，戰時致力於對日廣播宣傳；至於謝東閔、宋斐如等人，則投入報紙、傳單等平面媒體，即時更新日軍資訊，並大量印刷日文文宣品，交予美軍空投至台灣。何非光則在1939-1944年間，拍攝多部抗戰電影作為宣傳。
近代中國的幾場革命中，台灣人所扮演的角色與貢獻不可忽視。然而作者也指出，這些前往中國的台灣人，縱使滿腔熱血、抱著愛鄉愛國的理想來到中國，但台人熟諳日語又具日本國籍的特殊身分，經常使他們陷入尷尬的處境。
這種情況在中日和平時期，問題或許不大；但一旦進入戰時，特殊身分便可能成為眾矢之的，甚至遭受生命威脅。那麼，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抗戰結束後台灣人的認同困境是否就此解決了？作者分別舉霧峰林家林正亨、李友邦、張秀哲、謝雪紅、陳復志、史明、蔡孝乾、李應章為例，他們在二戰結束後尚未調適的情況下，又捲入國共內戰之中，有人甚至因為早年經歷，成為國共政治清算的對象，還未一展抱負便已命喪黃泉，令人慨嘆。台灣自從被割讓之後，台灣人便屢屢被迫在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做出抉擇，也讓「認同」成為台灣人百年來難解的課題！
林德順教授長年關注中國現代史、台灣史、兩岸關係史等課題，早自1990年代開始，便多次前往中國，陸續訪談了在當地的台灣人後代，並且走訪各地檔案館。以上舉例雖然聚焦在1937年至1949年中日戰爭及國共內戰期間，但是經過作者的詳細梳理及分析，讀者對於更早前往中國的臺灣人，同樣可以看到更為清晰、細緻的圖像；而理解在中國台籍人士的各種動向與不同派系所持的立場，可能正是我們思索台灣未來方向的一項要件。
注解
[1] 作者林德政教授為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成功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長期關注中國現代史、台灣史、兩岸關係史等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