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1948年，18歲的劉志中生平第一次上戰場，就碰上人稱第二次國共內戰「三大會戰（戰役）」之一的徐蚌會戰。
由1948年11月初開始，歷時兩個多月的這場戰役，起自人民解放軍對國軍徐州剿匪總司令部防區的攻擊，國軍傷亡降叛者總計數十萬人。在會戰的第一階段就被圍困以致於潰敗的黃百韜第7兵團，是當時國軍在徐州以東最主要的軍事力量，也是劉志中所屬的部隊。
劉將軍在受傷之後的一連串遭遇，可以說決定了他的人生方向（汪琪）。
文／劉志中口述，張坤成、汪琪採訪，張坤成整理、編輯
圖／汪琪、張凱鋒攝
我老家住在山東鄉下的濰坊縣，父母親務農。小時候跟著父母幫忙農作，他們收莊稼，我就在後面撿紅薯挖地瓜。北方都種旱田，夏天種麥子，秋天種高粱，一年兩收成，主食是小麥小米，主食窩窩頭，用高粱或玉米做的，加豆子在一起才有黏性，雖然不好吃但很營養，維他命很充足。
山東天氣冷，晚上我們都睡炕上；煮飯的油煙蒸氣通過炕再到煙囪排放，每天煮飯煮菜，炕上很熱，真的不好睡；但天氣太冷，不睡炕又不行。從前人把花生放在炕上，烤熟了很好吃。共產黨佔領大陸的時候，召開參軍大會，就讓大家坐在炕上燒火，說要參軍的站起來，炕燒熱了大家受不了只好站起來，主事者見狀立刻說：「歡迎參軍！」
我是家裡的長孫，爺爺奶奶特別喜歡我，民國29年我9歲時就跟著爺爺奶奶到青島住，有好吃的我先吃，爺爺奶奶疼我常餵我吃豬肉，我吃太多後來就不想吃了。爺爺是做米麵生意的，我還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他們都留在山東鄉下老家。
中國學生的武術對上日本學生的柔道
我到青島時，插班小學2年級，每週都有兩小時學日文，週六有四小時學英文。學校的規矩低年級學生看到高年級生要敬禮，否則高年級生會打低年級生的嘴巴。小學畢業後我再讀青島商業學校，但要先讀兩年預科，將日文學好才能和日本學生一起讀本科，而日本學生小學畢業後卻可以直接讀本科一年級。中國人讀預科時日本剛進來讀本科一年級，還不清楚狀況，一見到我們就敬禮。
日本學生帶的便當裡面是白米飯荷包蛋魚肉，我們中國學生都是玉米高粱做的窩窩頭。剛開始日本一年級生也不知道，我們就要他們換便當吃，後來知道我們是預科生就不再上當了。
中國學生也會和日本學生打架，有一次美軍飛機將青島滄口機場炸壞了，日本人不放心中國人去修，就動員學校高年級的學生去修機場。我們三年級的留在學校作威作福，高年級做完工做回來了心裡不舒服，就叫低年級學生排一排，日本高年級生從頭一個個打嘴巴，中國學生個子高的排在後面，打到中國學生時就打得比較重。中國高年級生看了心裡不爽也下去打，他們打日本生就打得比較重而中國學生就輕打。為此中國學生和日本學生起了爭執，相約到教室四樓頂打群架，中國生有一位學過武術，日本生有一位學過柔道，兩個就打起來，這事被校長看到了，隔天日本學生和中國學生被分別集合訓話，要雙方親愛團結，另方面學校決定此後低年級中國學生由高年級中國學生管，低年級日本學生則由高年級日本學生管，兩邊分開。中國低年級生沒對日本高年級生敬禮交給中國高年級生處罰，日本學生不能動手。
我們上學是要繳學費的，在校上課如果考試不及格會留級，學校畢業後工作沒問題，日本人會介紹工作。日本在青島有兩個學校，青島學院和中文書院，校長都是日本人。
汪精衛偽政府是功是過很難說
我在青島讀書時，青島已經在日本管控之下，珍珠港事變之後，美軍開始反攻，飛機不時轟炸青島的倉庫港口碼頭，日本要求汪精衛偽政府規定老百姓每家每戶都得在門口做個「土墩子」[1]，裡面裝滿馬糞和稻草，空襲警報一響，就點燃稻草馬糞，冒出濃煙，成為人工煙霧彈。青島上空煙霧瀰漫，讓美軍飛機看不清楚。
抗戰時期東北有的地區由日本人管，有的由國民黨管，也有些由汪精衛偽政府管，連國歌都有三種。管控東北淪陷區的汪精衛偽政府是功是過很難說。東北剛淪陷時，中國人很可憐，日軍要殺就殺、要打就打，沒有一點保障，連狗都不如。日本兵帶槍上刺刀和中國警察隨時到百姓家搜查是否有收音機，有收音機的人就抓起來，因為收音機可以接收大後方的消息。汪精衛出來之後，宣稱中國人管中國人，改善了日本政府管理中國人的橫行霸道，使用的錢幣也是偽政府發行的鈔票，如此一直到民國34年抗戰勝利。
我參加了徐蚌會戰
我高中是讀青島交通部部立扶輪中學，全公費又包吃住，在學校讀三年畢業，就可以分發到鐵路局工作。民國37年5月份， 64軍在青島招考政工隊員，我高中畢業去報名，進入部隊受訓後就是少尉軍官，從此踏入軍旅生活。當時黃百韜第7兵團的63，64，65軍是兩廣部隊，從軍長到傳令兵都講廣東話。國共內戰時，他們一路從廣州打上來，到徐州青島外圍時，64軍從一萬人到青島只剩3千多人，就在廣東補兵員，新兵從廣州搭船到青島，在青島整訓。
政工隊的工作是政治訓練，教唱軍歌晚會表演等，老廣部隊聽不懂山東話，所以政工隊又負責和民間打交道和拉關係，促進軍民合作，譬如這村莊要提供多少馬糧，老百姓要準備幾個房間給長官住等等。我們在老廣部隊裏晚上都不敢出門，因為警衛發口令，回答錯了會以為是游擊隊就開槍，很危險。
政工也是軍人，一樣要揹著槍參戰。整訓結束之後，我們立刻走上戰場。
1948年11月6日凌晨，華東野戰軍遵照中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指示，由陳毅、劉伯承等人發起徐蚌會戰。當時國軍第7兵團駐守在新安鎮，以劉峙為總司令之華北剿匪總部在徐州。第7兵團收到劉歭的命令要部隊以徐州為中心集中，不要太分散。所以十萬大軍就從運河的東邊移防到西邊，但是在通過運河上一座鐵橋時，軍隊、眷屬行李以及隨軍撤退的地方行政和黨務人員全部擠在一起，結果第7兵團從碾莊要到徐州時就被解放軍包圍。
打了一個多月，黃百韜部隊自團部突圍到約1公里外的軍部，而後又再突圍到師部，但是兵團的25、44、63、64、100五個軍都被打垮了，蔣介石很難過，會戰時國軍飛機在戰場空投蔣介石的親筆信，一封給軍團司令黃百韜、一封給各軍長的，信中勉勵指揮官，身為軍人能戰到最後五分鐘，必要時能為國犧牲也是很光榮的。黃百韜覺得沒有顏面向蔣中正交待，11月22日就在碾莊舉槍自盡了。
救護隊沒有出現
混戰中，我頭部被砲彈碎片打中，還好只皮肉傷不嚴重。國軍兵敗，共產黨部隊表現得並不可惡，他們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們好幾天沒吃飯了，先吃飯」。我負傷，他們還用裹傷包幫我包起來。當時很多國軍俘虜都被帶走，我負傷頭昏昏的走不動，他們就叫我留在當地等著，說後面會有救護隊過來接我。於是我只好一個人留在戰場，眼看四周都是死屍，覺得好孤單！
當時十一月天氣很冷，我躲在碉堡裡，共產黨的救護隊沒來，半夜反而是國軍轟炸機來圍著戰場轉，以前地面會有燈光和飛機聯絡，現在看不到地面燈光信號，飛行員知道地面已經沒有國軍，就丟一顆顆500磅的炸彈下來炸得地動山搖，碉堡內的泥巴滿地。
共產黨也知道國軍會來轟炸，所以早就脫離戰場。我想戰爭沒打死可能反被炸彈炸死，由於原地也不安全，所以就從碾莊沿著隴海鐵路往徐州方向走，一連走了五天都沒吃東西，看到一匹馬被轟炸機炸死了就割馬肉生吃，肚子餓了沒辦法還是得吃啊！
當時我才18歲，也沒受過軍事訓練，心想只能活一天算一天。後來看到其他傷兵斷了腿斷了胳臂拿著拐棍走，我也是負傷的，就也撿了一支樹枝撐著走路。一路上村莊都是空的，大部分都被共產黨佔領了。我經過一個村莊看到一家門口有一個老百姓，我說老大爺我幾天沒吃飯給我一點東西吃吧，他看著我又看看四周就說「滾」！又罵國民黨，我心想當初國民黨還在的時候你敢這個樣子嗎？我看算了只好離開。剛離開十幾公尺那個人叫我了，「喂！喂！」叫我回去，我想不給吃的就算了還要叫我回去挨罵嗎？他說這個村莊已經被八路軍占領了，他不罵我兩句讓「他們」看到的話，他會有事啊！「你等著」，就進去拿了一點高粱做的杷菇（窩窩頭）給我：「趕快走、趕快走，如果被八路軍看到了會找我麻煩的」！
於是我就像要飯的一樣，從碾莊走到徐州，一路走的時候也陸續碰到其他傷兵，四川人、湖南人都有，他們都是老兵而我只有18歲，但我們都是徐蚌會戰的傷兵。走到徐州外圍的大許家，大許家是我們國軍駐守徐州的外圍，在大許家和共產黨對峙。我們走到共軍的守軍防線，他們用樹枝架起來躲在後面監視，一看我從旁邊經過，有一個人說：「將他留下來」，另一個人說：「傷兵留下來幹啥，讓他走吧」。我就繼續走，快到國民黨的地方，機槍就碰！碰！打過來了。當時的守軍是72軍，不知道我們這些人是第7兵團被打垮的傷兵，要我們一個個走過去。他們一看我們確是國軍，就問我們前方怎麼樣了？正在說話時，共軍砲彈就打過來了；他們知道國軍一定會問前方的狀況，我們就趕緊躲起來。我好幾天沒吃飯，他們用高粱米煮紅稀飯，我吃了幾碗填飽肚子，在牛棚裡睡了一覺，第二天我們被送到大許家的火車站，搭火車到徐州脫離了危險區。
當時我穿的國軍棉襖是銅釦子的，也就是軍官服裝（塑膠扣子的是士兵服），我的衣服沾了很多血；死了那麼多人而我負傷沒死。一到徐州這些傷兵就住旅館或學校，我住在火車站，碰到一位叫鄭振榮（後來在台灣憲兵司令部當過參謀長），在徐州當憲兵分隊的中尉分隊長，我們以前認識，他認為我在火車站自生自滅沒人管，於是安排我到後送醫院。
後送醫院的院長剛好我們在軍部也認識。他再安排我隔天7月28日坐飛機從徐州到南京。當時飛機從上海或南京飛徐州一般是運送彈藥糧秣，回程才載傷兵回南京以及上海，我坐飛機回南京，住在下關野戰醫院換藥，就這樣離開了戰場，我一生碰到這些貴人才能安然離開戰場。
當時64軍的留守處在鎮江，他們到傷兵醫院來，看到我也是64軍的，三個月沒領薪水，就補發了三個月的薪水給我，之外再加發三個月，總共領了6個月薪水。我的傷勢本來也沒那麼嚴重，在醫院住了一個月就好了。
64軍本來是廣東部隊，留守處雖然在鎮江，但是部隊被打垮了，所以奉命回廣州接新兵，重新建立部隊。留守處問我要回部隊還是繼續住院，我決定先回留守處，再和部隊回廣州，於是我從南京搭火車，一路由浙贛鐵路停停走走回廣州。
逃兵帶蛇乾跑
在亂世坐火車，沿途有狀況就會停車，而開車也沒有一定的時間，以當時的狀況來說，有車坐就不錯了。那時候國民黨都是佔領「點」，也就是大城市；共產黨佔領的是「面」，也就是鄉村縣市，形成「地方包圍中央」，所以火車到一個地方，碰到狀況就會停駛，等到平靜了再繼續走。留守處一到廣州就住在黃沙碼頭，廣州到廣西佛山的鐵路要經過三眼橋五眼橋的車站，接收的新兵都是東江、五華、梅縣和新寧人，講客家話的。由於新兵是徵召來的，每一戶有幾個男丁就要召一個當兵，所以他們進到部隊，一有機會就跑掉。因為怕他們脫跑，所以這些新兵都用繩子一個個連起來，棉襖反過來穿。
那時64軍還有131，156，159三個師，整訓之後131師到海南島，156，159師留在軍部。劉安祺帶的是青島部隊，32軍都是山東人，到台灣只停留一天，蔣中正[2]就命令他將部隊帶到海南島。
山東人個子高大，到了海南島，一看都是小個子，但東北人在海南島氣候不適應，蚊子多，傳染瘧疾死了不少人。在海南島部隊移防要行軍一百多公里，有一位士兵是病號不能動，平常都是要人餵他吃飯，行軍每個人都要背裝備已經是個負擔了，還有一個病號怎麼辦？要抬走怎麼抬啊! 連長是軍校18期的，說怎麼辦呢，只好將他「埋了」；在戰亂動盪時期死個人是家常便飯的事。
還有的逃兵事先將蛇殺了曬乾，帶些鹽巴就逃了，蛇乾途中可吃。如果逃兵被抓到了要打屁股：趴在板凳上脫掉褲子，打的人拿扁擔喊一聲「命令！」打三下，表示不是我要打而是執行命令要打的，一排人各打三下，打得逃兵哀哀叫。打後關在禁閉室，自己還要出錢請採買雞蛋，用黃裱紙包雞蛋清敷在屁股上保養紅腫破皮的屁股。
從中尉軍官變二等兵
海南島有廣東部隊也有山東部隊，我是在廣東部隊的山東人，18歲剛入部隊就是少尉，打完會戰在海南島升中尉當連指導員。我覺得沒學歷也沒經歷在部隊沒發展，民國38年剛好軍校24期在海南島招生，當時連輔導長對我說，「你已經是中尉了，到軍校又當學兵划不來，不要考了吧」。但是我沒學歷、沒經歷，在軍中沒前途；但如果是黃埔軍校畢業的，那就不一樣了：抗戰勝利後，國軍部隊在北京，北大女生一看是黃埔畢業的就嫁了。所以我還是去報考了軍校，錄取第14名，成績還不錯。
我們營長叫戴立，是14期的，他歡送我吃飯時說：「劉志中不簡單，一個山東人到廣東部隊，打過仗升官、又考上軍校值得鼓勵，薪水停止職務保留，軍校畢業後回到我這裡當連長」，臨走前還給了我70塊大頭，我拿了錢就到海南島文昌縣清瀾港軍校的分部去報到了。
清瀾港是軍校的訓練基地。招生4個隊共有四百多人，進入軍校，早上出操軍事基本訓練，下午要砍柴火。1948，1949年間，大陸部隊撤退到海南島時，後勤補給很困難，所以每人要交30斤柴火炊事用。大約過了3個多月，蔣緯國裝甲兵部隊撤退到台灣，開始招兵，也派一位科長到海南島招兵，晚上我們大隊長訓話時說：「告訴你們好消息，台灣蔣緯國將軍到海南島招兵」，但是我們都不知道蔣緯國是誰；大隊長才答說蔣緯國是蔣中正的次子，去裝甲兵學校之後就是「御林軍」的一份子。
海南分校有四個隊，每隊一個區隊先到台灣，我是第二大隊第二區隊第一批到台灣的。到台灣後，孫立人將軍向我們訓話，歡迎我們到裝甲兵部隊；當兵成績好的可報考裝甲兵學校，或也可到美國留學。這和我們在海南島聽到的不一樣；我們認為應該是直接進入裝甲兵學校的，現在反而要我們先當兵，等成績好的才能考裝甲兵學校，我們就不幹了。但區隊長說，我們的部隊還沒到台灣，現在連吃的飯都是裝甲兵部隊供應的，他也沒辦法，所以如果我們要走就將槍留下自己走。
但是在高雄我們要往哪裡走啊！有些當初是憲兵中士下士，報考軍校的就回到憲兵部隊，有些在台灣有老部隊的就回原部隊，或有辦法的也走了。剩下沒辦法的只好跟著裝甲兵部隊走，我就是這樣進入裝甲兵部隊的。當時裝甲兵剛成立3，4團，我在第4團第一營，駐紮在苗栗公館。
這樣一來，我當初是中尉指導員，現在反而當二等兵。1949年過春節我在公館站衛兵，心裡越站越不是滋味，趁過年放鞭炮我就拿起槍打了幾發，營的副官過來說你怎麼亂開槍，我說過年啊！
1950年裝甲兵在西屯招考24期裝甲兵的學生，我去報考，錄取了。當時裝甲兵學校還沒復校，大陸撤退到台灣西屯時，設備機械都比較完整，因此就先招學生在鳳山入伍，一年之後的1950年，軍校24期才在台灣復校。我們比在大陸的23期晚，但比台灣24期早一年，而在台24期沒有裝甲隊，我們就當24期的裝甲兵，比其他步科兵科早一年，在西屯受訓。
入伍後我們在鳳山受訓五個月，上等兵薪水9塊錢，扣掉一些雜支只剩2塊錢，平常出操穿紅短褲打赤膊，太陽很大，皮膚都曬得很黑。入伍生總隊長叫趙迪，當時入伍生有東北軍有西北軍，各方部隊都有，連立正的姿勢都不一樣，是孫立人將軍把我們「統一」了。蔣中正64歲生日時，大隊宣誓寫誓詞，「余誓於至誠效忠領袖⋯⋯」，有些入伍生總隊的人稀里糊塗寫成「余誓於至誠效忠孫立人將軍⋯⋯」，結果冤枉了將軍。
裝甲兵畢業後，我被分發到中壢裝甲兵第一總隊11大隊當見習官，從少尉副排長，排長，副連長之後調到金防部參謀長辦公室一年，再調到陸軍728搜索營第三連當連長，又當裝甲騎兵208團一營。
我是1960年調金防部的，當時是劉安祺任司令官，于豪章當參謀長，我就在參謀長辦公室。1981年，雙十節蔣經國總統閱兵，我是裝甲兵42旅旅長，當時閱兵指揮官是許歷農中將，他向我說，裝甲兵有一百三十多輛裝甲機動戰俥，「你劉志中這次閱兵如果有一輛戰車拋錨就不要回來了，自己挖個洞跳下去」。當時我壓力很大。我是上校佔少將缺，因為單位有逃兵我是主官被記大過，一直到1984年才升少將。42旅是裝甲2師改編的，駐地湖口。裝甲兵學校本來在西屯，後來遷到清泉崗，再遷到長安。
我太太是山東人，參加救國團的女青年隊到金門服務，我調回清泉崗時她在北屯國小當老師，我有個部下是人事官，說碰到一位山東老鄉在北屯國小當老師，我們一起去包餃子，就這樣認識的，她是流亡學生，在台灣無親無故，我也是單獨一個人，時間久了慢慢有感情，就這樣結婚了。
我六十在裝甲兵42旅旅長時調國防部聯五計劃處長，擔任的業務很重，國軍的中程戰略遠程戰略計畫，五年以上，20年、30年的建軍備戰都是聯五管的，進程戰略是聯三管的。當時國防部長是宋長志，國防部的三軍經費由我來分配，有一年經費分配完還剩三千萬元，參謀長問我這三千萬要如何處裡，我說就給憲兵司令部；其實這錢只是小零頭，但憲兵司令部還很感謝。我退伍時的職務是三軍大學教務長，當時校長是言百謙。
注解
[1] 土墩子是唐朝時的信號台，成圓錐形，中空頂上開口，可以放置燃料。
[2] 當時蔣中正已經下野，但仍為中國國民黨總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