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在一個貧困失序的戰亂年代，許多十來歲的孩子投身軍旅，走上各自不同的命運軌道。
張凱鋒，家裡的獨子，因為看到一紙招募廣告，就跟孫立人將軍過海到了台灣；在新一軍教導團長官練兵的時候，他是負責示範標準動作的學生。
今年張老先生高齡97，訪談結束後步出屋外，他的手上沒有拐杖更沒有助行器；在盛夏的陽光下，老先生有點驕傲地說，當年跟將軍來台灣的那400多名少年，現在還能走路的，只有5人。
那400餘位一起來台「少年郎」的際遇，我們未能一一得知，這裡是張凱鋒的故事。（汪琪）
文／張凱鋒口述，張坤成整理，蘇香霖編版
圖／羅超群攝影，羅廣仁典藏
我是民國17出生的，老家在東北遼寧省遼陽市。民國26年盧溝橋事變時我9歲，但早在918事變之後，東北就已經成為滿洲國了。滿洲國的老百姓被日本人殺得太多了，人民沒什麼自由可言。日本以公家機關單位控制人民，警察就像皇帝，看到老百姓先打2個耳光：「八格牙路」(日本話)；他們揍人沒有理由的。
生為滿州國民
當時還有個「特高組」，是控制人民權力很大的單位，有生殺之權；他們說一個人有罪就有罪，比警察權力還高，如果警察是皇帝，那特高組就是太上皇了，當時就是這樣的年代。日本人的優越感太大了；遼陽市城裡，日本人住的地方有自來水和柏油路，我們中國人住的地方沒有自來水和柏油路。水要花錢買，就是用手壓幫浦抽取水井的地下水，有人專門在收錢。
糧食則是配給的，城市、鄉下一樣。老百姓一個月可以吃多少米，多少醬油，多少油和水果都要配給。城市老百姓的配給制度比較嚴格，連豬肉都要由公家配給；鄉下就比較有彈性。老百姓秋天收成的大豆和高粱，有部分要上繳公家，比如100畝地的收成，要拿60%以上交給公家拿去城市配給，其他的歸自己。秋收時警察會到村子裡督導，看老百姓有沒有繳糧，不繳的就抓起來，這是我在小學時候看到的事情。農民有40%收成是歸自己的，這是合法的，這部分農民就不用再靠配給了，但如果農民把保留的糧食拿到城裡去賣就違法，被抓到要全部沒收歸公。
糧食之外，鄉下老百姓有養豬的，豬肉不用配給，但春節、中秋節、端午節可以殺一頭豬吃，平常是沒有賣的。鄉下種菜有菜園子，冬天有大蘿蔔、白菜和北方的土豆（馬鈴薯），放在地窖可以保存很久不會壞。一般來說我們生活還過得去。中國人比較善良，但地位不如高麗人。我最恨高麗人了，他們常仗著日本人的勢力耍威風，欺負中國人。那時候滿洲國還有5000名台灣人，東北遼東醫院就有台灣醫生，他也有日本人的身份；後來他的下一代到了台灣，還寫文章刊登在報紙上。[1]
我們家裡種了約10畝田；我有一個妹妹、2個弟弟。2個弟弟年幼時就夭折了，只剩我跟妹妹兩個。我小時候讀書，所以沒有下田工作，都是爸爸和叔叔等長輩們下田，小孩只是拔草做雜事，放牛、看羊、看豬和放豬。十幾頭小豬長大了，就趕到村子外的山上去吃草，不是養在豬舍裡面。東北人都將大豆、酒糟和豆餅等灑在地上餵豬，所以豬肉很香。我剛來台灣吃豬肉覺得不香，就是因為餵養的方式不同，豬吃的飼料不一樣。
那個時候讀書都是去上公立的縣立小學，學費不是很貴。一、二年級，每個禮拜、每天都有一堂課學日文課學50音，到三、四年級讀日文課文。我們也上國文課和數學課，國文課每天都有。我的記憶裡，日文的課文內容是一般家庭日常用語，日本歷史則在初中才開始。初中兩年畢業，一般學生讀到初中二年級日語還無法對話，但老師講的，有些我們也聽得懂。日本老師都是年輕女孩，有一天我們同學調皮地說，日本人穿和服不穿內褲，有同學太調皮了就趴下去看。
當地人對日本人的印象都不太好：因為東北老百姓都被日本人壓榨。但滿洲國的時候其實很單純；沒有土匪，共產黨也只有在地下的工作人員。
兩位將軍的矛盾造就了第四軍官訓練班
我讀初中時抗戰勝利了，勝利那一刻大家做夢都沒想到。但是勝利以後，蘇聯撤出東北，國民政府因為主力部隊駐防在西北，沒能即時接收東北，中國共產黨因此趁虛而入、捷足先登。那時候局勢混亂，共產黨派去的是人民解放軍人民自衛軍，[2]當時的共產黨部隊都穿布鞋，很多都沒有槍，但有人帶著10顆手榴彈四處去。
1945年11月，中共部隊在東北已經集結了十餘萬人；國共雙方情勢一觸即發。1946年3月，駐吉林四平街的蘇聯軍隊撤離，中共的東北民主聯軍趁機攻占四平街西郊飛機場，引爆第一次四平街戰役，也是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共軍部隊發動的第一次大規模城市戰。
國共雙方針對四平街反覆爭奪的四次戰役，直到1948年3月才結束。但是早在四平街戰役結束的前一年，也就是1947年3月間的一場戰事（共方稱之為「三下江南」），卻使得時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和新一軍軍長孫立人之間的不和更加惡化。當時突圍至農安的第七十一軍陳明仁部隊，遭到林彪東北民主聯軍猛烈攻擊。杜聿明指揮部隊增援，因為情勢一度危急，杜聿明要求孫立人立刻改變計畫，馳援農安。孫立人一開始並不同意，等趕到時，林彪部隊已經撤離，兩人留下心結。
兩個月後，新一軍新30師師長唐守治部隊奉命由長春增援懷德，但卻因為鐵路被破壞，增援部隊遭到攔截，兩天後被迫撤回長春。在杜聿明來看，這是新一軍增援的又一次失敗。事後孫立人和杜聿明在長春的勵志社開懷德戰役檢討會，我同學聽說當時雙方劍拔弩張；兩人的衛士都奉命不准帶槍進屋。會議中杜聿明要處置增援懷德失敗的新30師唐守治師長；孫立人一怒之下掀桌子散會。
檢討會後杜聿明即刻派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驤，代他直接飛到南京去向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報告孫立人抗命，蔣主席只得把杜聿明調離東北保安司令部，並將孫將軍召到南京，給他兩個任務選擇：接任陸軍官校校長，或是到台灣訓練部隊。
面對這兩個選擇，孫將軍的幕僚張佛千分析，如果到官校去當校長，他不是黃埔官校畢業的，指揮不易。但如果是成立陸軍訓練司令部，則一切以他為主，所用的都是自己人，好指揮。於是孫立人回報蔣主席，他要到台灣鳳山成立陸軍訓練司令部，同時要求帶領約400名基層幹部一起去，蔣主席也答應了，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機緣下來台灣的。
民國37年底國軍丟掉了長春，遼西會戰結束後東北整個都沒有了。局勢惡化那麼快，主要是因國民政府貪污太嚴重；官員連東北的物資都可以裝上火車運走；後來還是被蘇聯攔截下來的。這情況一直到陳誠到東北接保安司令長官，整治貪污，情況才稍有改善；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貪污太方便了。
隨「幹部教召總隊」到台灣
抗戰勝利後，新一軍的幹部教導總隊到東北遼陽招青年學生。招生公告寫著學生受訓一年，結訓後當班長，優秀的可以考取留美。招生廣告貼在學校和醫院的牆上，告示落款人是孫立人主任。
那時候我和同學只是對當兵很好奇，就去報考了。我是獨生子，很多同學也都是獨生子。鄉下人不曉得當兵要多久，離家時我跟媽媽說，我去瀋陽受訓，沒多久就可以回家了。
招生分地區，在遼陽、海城、瀋陽、四平、開原、長春、北京都有。我們入伍後在遼陽時還穿便服，到瀋陽才換軍裝到東大營集合編隊。我是四個中隊中的第三隊。
民國36年 6月7日，我們由長春出發，一直走到開原。在四平街住一夜，第2天行軍走到公主嶺，再走到開原，足足走了一個禮拜。整個大隊一天走至少7、8個小時，背包背著軍毯、衣服，水壺和一支步槍，大概20公斤，還有我的這本相冊。白天走路晚上就住民房、廟宇。
我們到四平的時候，四平已經打了三次仗，人死得太多了，雖然已經埋葬，但是臭味還存在，腐爛的味道辣到嗆嗓子。碉堡都是用高粱大豆裝泥巴袋，堆在外面做成的。我們在四平中山堂裡打地舖，頭上連天花板都沒有。到開原時，開原大橋被炸斷，鐵軌都翻了，火車不通，我們在開原整整待了一個禮拜，等火車由瀋陽到開原的南邊通車了，才上火車到瀋陽。
在瀋陽住一晚，我們又到錦州，再連夜出發到錦西。剛住進錦西，共產黨就追上來了，我們趕快再到葫蘆島上船坐海張號──招商局最大的一條商船，七天七夜到上海。海張號是我人生第一次坐的船，走得慢但很穩，到黃海的時候，看到一群一群的海豚跟著船游。
到上海我們住在上海水電路一個禮拜，那是日本佔領時的海軍陸戰隊營房。從上海到台灣是坐中字號201登陸艦，黑色的，很大，連坦克都可以上去，一個總隊400多人都上船了，那是平底船，船體輕讓人暈船，我們幾乎全部都吐了，尤其過台灣海峽時──吐啊！
1947年中秋剛過，我們船到基隆，賈幼慧副司令來迎接。賈幼慧本來在東北，後來跟著孫立人一起到台灣。孫將軍當時是陸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訓練司令部司令，賈幼慧就是副司令。我們從基隆搭火車到鳳山，火車還是燒煤炭那種火車；很小，我們在東北的火車大得多了。
坐了將近10個小時火車之後，我們終於到了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的基地。
第四軍官訓練班第15期
在性質上軍官訓練班（簡稱軍訓班）是屬於陸軍官校系統的短期速成班，也可以說是陸軍軍官的「在職訓練」。早在1930年代初期，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就認為行伍出身的初級軍官──尤其是連排長──需要教育，因此下令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南京本校設立軍官訓練班，以半年到一年為單位，學員訓練完畢後返回原部隊服役。
1947年9月，陸軍總司令部下的陸軍訓練司令部成立，孫立人為司令官，以鳳山為訓練基地。 同年10月，軍官訓練班在鳳山成立。因為在大陸還有被裁撤的陸官分校重新開辦為「軍官訓練班」，所以鳳山訓練班改為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在組織上它隸屬於成都本校，指揮上歸於位在鳳山的陸軍訓練司令部，由司令官孫立人兼班主任。期別則接續大陸的14期，從15期開始，一直辦到19期，陸軍官校在台復校，軍訓班移到陸軍官校後才結束。
1947年由新一軍教導團募來的400餘名示範隊學生，是第一批到達鳳山的初級幹部。學生之外，同一時間訓練司令部也從各軍校甄選了數百名教官。[3] 至於第15期接受訓練的學員，則主要來自當時駐守台灣的陸軍205師；該師班長以上的幹部都被調到訓練司令部受訓，一共成立了士官隊、尉官隊和校官隊三個大隊，加上將官班，結訓後學員們再回原部隊。
我們學生示範隊則分成第一隊和第二隊。第一隊負責示範的項目包括基本教練、戰鬥教練、軍事體育、實彈射擊和實彈戰鬥演習等；主要是為校官隊和尉官隊作示範，但最常做的是實彈戰鬥演習給外國人參觀，這項工作最危險。[4]第二隊則是由一批比較高大、年長的隊員到各部隊作武器使用和戰鬥動作的示範。一開始隊員受到部隊排斥，尤其軍官們認為戰場老手，打了許多勝仗，不是毛頭小伙子能比的。但是校閱時當場操作、「老手」射擊打靶不似示範隊可以百發百中，長官才逐漸接受。[5]
事實上孫立人將軍強調體能訓練，但也十分注重技能訓練；軍訓班出來的軍官射擊都很厲害。靶距離50公尺，射擊靶圈分成10分、9分、8分和7分，最高10分。一次打三發，中三發及格；打到靶外是「麵包」，有一發麵包就不及格，至少打到2個8分、一個7分。
在長春受訓時班長隊長都打人的；我們是「3打」世代：家裡父母打，到學校老師打，到軍隊班長打。老將軍有時候晚上來開生活檢討會，隊長，班長以上幹部包括隊長總隊副總隊長都參加，大家經常報告說這個班長打得太兇了，孫將軍就笑一笑說，他在美國受訓，那樣的民主國家他們的軍隊也是會打人。在軍校老生專門打新生，「他打你一拳沒有理由，你是新生我訓練訓練你」。動作不合要求、不夠標準或不夠快都要打，集合遲到了，就罰臥倒匍匐前進。
剛到台灣時，我在訓練司令部只是學生。民國37年，我由16期軍官訓練班畢業，才升到少尉軍官。
我在部隊沒有參加國民黨，那時候有入黨的人才可以當主管，在部隊裡面如果沒有入黨，但是底下士官有加入黨的話，他對你就不會那麼客氣，也不那麼尊重。我看在軍中沒有什麼前途，民國47年就以中尉退役了。
注解
[1]編註：已過世台灣大學教授黃光國的父親黃子正，就曾經擔任滿州國皇帝溥儀的御醫。
[2]編注：194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東北局，東北人民自治軍也改稱為東北民主聯軍。9月18日東北民主聯軍進入瀋陽，中共中央又從全國調集十一萬部隊和兩萬幹部進入東北，並由林彪指揮前線。
[3] 編注：甄選對象包括不同訓練及背景的軍官，然軍官部分，除新一軍調用的人員，截至1948年初，由中央陸軍官校及陸軍大學調用的教官大多數均未報到。見朱宏源，〈台灣新軍的搖籃：鳳山第四訓練班，1947─1950〉，賴澤涵主編，台灣光復初期歷史，頁446。
[4] 編注：翁福祥著，《為歷史作見證》（下冊），2007年出版。
[5] 編注：翁福祥著，《為歷史作見證》（下冊），200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