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儒賓口述，孫曼蘋、汪琪、羅國蓮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
圖／孫曼蘋、羅國蓮
年少經驗奠定一生思想主軸
一個人會做瘋狂的事情，往往與年少經驗有關。我大概是國中開始，受到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新儒家學者的影響。這些大知識分子的生命歷程體現了歷史的波折苦難，他們的父母、親友都在共產主義底下犧牲。他們拋棄了在故土的資產、名聲、地位，赤手空空，在陌生的港台建立他們的海外鄒魯，以文化中國對抗異化的中國。年少的我對這些事情了解不深，但對他們的遭遇很有感，這構成了我對自己生命、對這塊土地的想像基底。
高中就讀的台中一中，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及台籍菁英，在日殖時期所推動創辦的，霧峰林家的貢獻尤大，幾乎是唯一一所能讓台灣子弟受教育的中學。這所學校教學具有強烈的漢族、中華民族的思想色彩。高中畢業我考入台灣大學，受到黨外運動等種種因素影響，社會上本土化的傾向愈來愈強烈，我也不免受到衝擊。但我也愈來愈好奇，本土化的內容究竟是什麼？怎麼和在台中一中時的理解不一樣？
後來我瞭解到，1945年之前的台灣社會，即使中國正是衰弱之際，兩岸在情感上的連結仍然是深厚的。當台灣走到現代化階段，知識分子當然對台灣會有現代化的要求，會以台灣為關懷中心，但「中國」仍是他們背後很大的想像與情感支持。我不認為這是所謂的中華民族的思考，根本的原因是台灣的結構決定了台灣的選擇。而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新儒家學者的生命軌跡，在1949年遭遇了重要轉折，他們因此賦予自己一個重要的使命：要為中華文明保留最後一塊淨土！這成為他們一生學問與志業的所在。他們的使命感和台灣的文化其實是有呼應關係的，徐復觀和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關係那麼密切，由此可見一斑。
「1949」有重新解釋的必要
年少時受到新儒家與台中求學背景的影響，自然而然奠定了我自己的定位，雖然在台大讀書時思想上出現一些變化，但主軸從來沒有改變過。
台灣逃不開歷史背景，她是中國大陸旁的一個島嶼，這並非意謂主權不可以談，但抽離歷史脈絡空談主權，這是種非歷史也非政治的空談，是很抽象也很不負責任的行為。台灣的定位在歷史傳承裡就已經決定了，「承擔」是最好的決定。我以「關係」來界定台灣的本質，台灣無法排除於任何關係之外而自我陶醉；她與南洋、美國的關係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是和日本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兩岸之間的關係。自始至終，400年來台灣的歷史和對岸緊緊綁在一起，尤其從鄭成功到1949年，沒有一樣重大的事情是純粹在台灣內部解決的，也沒有一樣事情不是在兩岸之間帶來衝突的。
台灣與香港、新加坡都是現代性的島嶼。對比於很早就出現在中國歷史中的舟山群島、海南島，台灣、香港都是到大航海時代才進入中國歷史的，但台灣比香港要更複雜特殊。最明顯的是17世紀，台灣正式進入文字記載的歷史。台灣一開始有「史」就是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交織。而漢人差不多是同時期到達台灣和新加坡的，兩地人口結構也都以閩南和客家為主，但台灣就不可能是新加坡，不能幻想可以跳過兩岸關係的結構，可以和新加坡有一樣的選擇。如果想要跳過或改變這種結構，就一定會造成矛盾，變得一團混亂。
在台灣400年的歷史中，最沒有被好好解釋的是1949年的歷史，尤其在民主化、本土化之後，長期以來多半是負面解釋，甚至被忽視。好像它的內容就是「外來政權」、「白色恐怖」，沒有更重要的內容嗎？「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拋棄1949的意義，就是拋棄我們無盡的寶藏，我們何必甘於自居「貧兒」呢？直到最近十幾年齊邦媛、龍應台、王鼎鈞等文化名人出書，暢論1949的苦辛，「1949」才又受到重視，並逐漸有轉至中性解讀的跡象。
1949有兩場重要的歷史事件，一件是當年10月1日共產主義革命，中共建國；一件是當年12月7日的國府遷台，中華民國在台灣展現新機。雖然現在只剩下亞洲的中、朝、越以及中美洲的古巴還存在共產國家，但20世紀共產主義崛起，各大洲都出現過共產國家，它是不能否認的存在。共產主義革命是共產黨對一種烏托邦新中國的想像，它與中華民國的國家意識大不相同。中華民國在台灣生根，我們不能也不可能切斷她與台灣的關係，而1949年就是中華民國最艱困、最複雜的時候，也有最豐富的意義。中共建政、國府遷台都是近代史、世界史的重量級事件，對我們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重要的，不管是哪個政黨執政，都不應該把它做小，都應該有理由重新解釋這兩件事的緊密關係。
台灣曾承擔整個大陸的責任
我認為1949年的歷史，乃是中華文明與共產文明之間的對決，它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意義。1911年，中國因為「中華民國」的成立，首次出現了主權在民的現代國家。但這個國家成立不久即受到共產主義的挑戰，中共緊抱共產主義的現代化方向。1949年，台灣因為「中華民國」的遷徙，首次出現了主權獨立的國家意識。這是台灣400年來唯一有效的主權意識時期，我們無法否認此一歷史事實。
就在1949年之後，一直到1971年，台灣都是以一個島嶼來承擔整個中國的責任。在這二十幾年間，人們並不會覺得這是虛幻的自我想像或吹捧，因為中央政府在這兒，文化的象徵如大學者、大的文化機構、故宮文物也在這兒。台灣400年來沒有出現過這樣影響全國的大學者、大文人、大藝術家，但就在1949年之後，我們可以找到各個領域的大學者、大人物，還有中央政府、文教組織、憲法、文化，所以台灣可以代表中華文化、代表中國行使主權，這是全世界承認的。即使1971年之後，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這個位置還是很重要。
書畫文物的價格和政治的演變極為相關，純粹內在的價值不好談。曾經有一段時間，台灣的文物非常昂貴，這與政治局勢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為台灣的經濟很好。但後來兩岸的書畫價格翻轉了，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它產生了絕對性的影響。中國藏家會關心和他們自己有關的文物書畫，假設擁有一件和中國脈絡有關的藏品，像是渡海三家張大千、溥心畬、黃君璧的書畫，幾乎就可以預測價格會貴到難以想像。可是純粹與台灣有關的文物，中國藏家不見得會收藏，在資金排擠效應的影響下，這類文物的價格就會下跌。
21世紀以來，文化名人、民國熱潮在中國生根，或許可以反過來證明台灣曾經走的路線是對的。經過這十幾年來的發展，過往文物就是封建文化代表的說法，應已慢慢不被中國人民所接受。1949年至1971年，台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來承擔整個中華文明的文化責任，不但得到聯合國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承認，也漸漸被中國人民所認可。影響所及，不論是大畫家的作品，還是文化名人或與民國文化相關的文物，價格都不斷飆升，但前者是在昂貴的基礎上上漲，後二類文物原先並不昂貴，現在卻有後來居上之勢。文化名人文物與民國文化文物的漲價又並非僅是一次兩次或是地區性的，而是普遍在中國大陸各地上漲，還持續上漲了20年，代表這波熱潮不太可能是炒作，背後需有廣大的市場支撐。或許還是有人會說中國大陸的「民國熱」是文化炒作，可是即使是炒作，也必須要人民接受才可以。
不可否認也無法忽視的，目前兩岸的國力相差懸殊，政治上台北要和北京、經濟上要和上海匹敵，老實講，是沒有機會的。兩岸要有對話基礎，對話要對台灣有利，我認為最好的就是站在台灣文化原有的基礎上，來看 1949年以後帶進來的文化體制與格局。台灣如果能將它好好保存，或許爾後能站在文化的角度上，來解釋並引導兩岸關係；這本來就是台灣的強項。我收藏並解讀文物，有一種私下自許的使命，便是盼望台灣繼續成為新的中華文明與民主文明的代表，有一天可以在文化上引導兩岸關係。
貴人因為「好的理念」出現
早年我是自己一個人收藏與解讀文物，後來因為「理念」使我得到貴人相助。公元2000年，朱熹逝世800週年時，我編了一套書籍，基於在東亞找出背後共同文化基礎的理念，這套書放入了日本學者的作品。奈良教育大學的谷川雅夫教授看到這套書後，覺得非常稀奇──第一次看到有海外人士把江戶日本學者的書法作品收進朱熹的研究叢書中，於是他到處打聽，想知道編者是什麼樣的人。他和我聯絡上之後，自願替我購買江戶儒者、僧侶與文人的書畫，每隔一陣子就寄來他買到的藏品。這位日本朋友並不是覺得「我」很重要，而是認為找出東亞共同文化基礎的這個理念很重要，所以二十幾年來完全義務提供協助。
還有一位知道我在收藏文物的台北古董商，得知我要舉辦拍賣以募集「台灣中文學會」的成立基金時，他也自願幫忙上拍，還作了宣傳活動，包裝藏品。這位朋友是生意人，可是他不僅一毛錢都沒賺，拍賣品的包裝費、保險費還是他自行吸收。他會這麼做，一方面是希望藏品能由比較適合的人獲得，另一方面認為這件事具有文化價值，花幾萬塊幫助一個客觀的學會成立，對台灣來說很重要，可以成為文化力量。他認同理念而參與活動，其實並不能說是幫忙，更不是幫我的忙，「好的理念」和「我」這個人本身是沒有關係的。他也是發願，玉成台灣。
寂寞但不感挫敗，為什麼？
基於收藏與解讀文物的使命，我以下圖所示的三種史料作為收藏重點。在與清大文物館策畫展覽時，是以歷史文化藏品為經，以明清到1949年的歷史脈絡為緯，希望建構出台灣在兩岸關係的特殊定位。
收藏定位既然以歷史文化為主，這類展覽就必須占據重要分量，而能不能產生影響力，和展覽時期的時代背景是否為大眾所關心，息息相關。這二十幾年我花費許多精力，舉辦多場展覽，很難說成功。尤其與兩岸關係密切的展覽，幾乎可以確定觀者都是「年紀偏大、外省籍較多」，這顯示一般人對台灣土地的解釋有明顯的「偏食」或偏見，他們理解的「中國」事務和「台灣」沒有關係，這顯示一種沒有真正的本土意識的本土文化觀，在年輕人當中相當流行。
觀者類型狹窄的現象，確實會讓人覺得有些寂寞。我逆風而行，在荒野中獨行慣了，不會因此而產生挫敗感，只會更盼望打破這樣的結構。所以即使面對「中國事務和台灣無關」的氛圍，即使知道展出「烽火尺牘──1949的戰爭記憶」或其他和「中國」有關的藏品，容易引起爭議，我認為更該把這些藏品公開，努力闡釋，因為爭議具有公共意義，並不可怕。真理不是躺在沙發上獲得的，我希望這些展覽可以提醒大家，「愛台灣」應該要有一個更好的視野，要讓台灣回歸到更適當的位置。
注解
[1] （編注）此處三位學者照片依出生年月先後排序。
唐君毅照片來源於〈陳誠副總統數位照片─第二次會談邀請人士照片〉，《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30604-00019-065。
牟宗三照片來源於〈第3屆行政院文化獎頒獎典禮 牟宗三獨照〉，創作者：陳漢中，建檔單位：中央通訊社，數位物件授權：CC BY-N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發布於《國家文化記憶庫》。
[2] （編注）此處三本書籍依出版月分先後排序。
2009年12月，王鼎鈞應邀發表〈1949三稜鏡〉評論這三本書，上篇談到齊邦媛對台灣文學的貢獻。王文刊登於《聯合報》，2009年12月27日、12月28日，第D3版／聯合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