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如果只是為了幾本書被關進看守所，沒有經過審判直接交付「感化」三年，你的感覺會是如何呢？
談到這段經歷，毛仁儉先生的回覆令我們十分驚訝，之後卻是感慨。毛老師出生於1925年的浙江江山市（當時為江山縣）柴家村。那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廣州國民政府成立；隔年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事實上，由出生直到他隻身來台灣，國與家沒有一天不處於動盪之中；這樣的成長環境，卻淬鍊出毛老師「正向」看待世事的胸懷：再大的冤屈和災難，也「還好沒有更糟」。
如今毛老師年過百歲；回顧過往，他將自己的一生歸結出四個字：「曲折」、「孤獨」。確實，由旁觀者來看，這是上天給他前半生安排的命運，然而如今他耳聰目明、家庭和樂，可以說他的「還好」哲學和這後半生的福氣沒有任何關係嗎？（汪琪）
文／毛仁儉口述、李汋浮撰寫、編版
圖／毛仁儉提供、李汋浮拍攝
沒睡過床的老么
我出生於一個大家庭，媽媽生了10個孩子，因為當時落後醫學不發達，有些夭折、有些病死，只有5個長大成人。我是家裡的老么，也是唯一一個男丁，因此十分受家人疼愛，小時候幾乎沒有睡過床，都是家裡的長工抱著我睡的。
當年我家在村裡算是比較富裕，父親經營土產生意，他把例如冬筍、香菇、紙、煙草等物產運出杭州賣，再把布匹、洋貨帶回來。家裡的田地和農事則由母親帶領姐姐們和長工負責。爸爸經商回來都會帶一些珍奇之物，讓鄰居十分羨慕。在那物資貧乏的年代，香蕉、荔枝等水果在家鄉很珍貴。記得有次父親帶回我們從來沒有看過的香蕉，大家聞了又聞覺得很香，捨不得大口吃；吃的時候剝開一小段一小段的，慢慢品嚐，和吃荔枝一樣。
或許是樹大招風，五歲時，父親收租回家時，途中遭到劫殺，人被丟在水溝裡。當時是傍晚，天色昏暗，沒有人發現，最後父親因為失血過多去世。父親被殺害後，我們都不敢回家住。媽媽把大姐和二姐嫁去了上海，之後自己也去了上海；我則被送去舅舅家。自此，我和媽媽就很少見面了。
舅舅住浙江峽口鎮，平時經商和賣豬肉，需要到處跑，因此不太管我。小學二、三年級時，有一篇課文寫：「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痛在心。」「痛在心」，因為台灣被日本統治。當時我們對台灣的印象很好，因為這裡有很多好吃的。
小學畢業時，我是第二名，升讀縣立江山中學。畢業後，我唸了免費的師範學校。小學和中學時我讀的學校都距離家裡挺遠的，所以我都住校。記得那時去學校要走兩天，差不多有80公里，那時的路都是石頭路。我穿草鞋走，走到腳都磨破了。幸好有書僮幫我挑書到學校，途中我們會去附近的姑姑家休息。
日本人來了一天
1942年4月，美國第一次空襲日本本土，[1] 日軍大本營下達了「大陸命」[2]第621號命令，浙江地區淪陷，浙贛戰役開打。日軍雖然順利攻入浙江和江西地區，但兵力過度延伸，國軍在仙霞嶺反攻成功，造成日軍傷亡慘重並開始撤退，撤退時日軍執行的「三光政策」（殺光、搶光、燒光），摧毀了無數村莊。
日軍走後，我回到學校上課。學校在日軍來襲時搬到了仁安縣，民國32年再遷回衢州。復校後，我在仁安校區讀了一個學期後，跟著學校搬回衢州。
18歲就當老師
師專畢業後，我按規定去衢州教了一年書，那年我18歲（1943年）。第一次教書，我教小學高年級，那時老師什麼科目都要教，包括用風琴教音樂。
經過日軍的攻打，學校建築都被破壞了，校方只得將孔廟改成學校使用；包括學生用的桌椅等設備還是從廢墟找來的。當時一班共有四、五十名學生，整所學校就有好幾百名學生；小朋友都很規矩，沒有破壞寺廟本身的設施。
民國35年，在教了一年書之後，我和三位同學坐船到台灣旅遊。本來只是想看看傳說中四季如春的美麗寶島 ，但到台灣後，盤纏漸漸用光，正打算賺一點錢回家，不料碰上國共內戰開打，國民政府對中共實行關閉政策，封鎖了大陸海岸，我只得在台灣留了下來。同行的三位同學選擇偷偷回去大陸，不料他們回去後卻因為來過台灣，在文革中遭到批鬥。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我決定留在台灣還是比較好的。
善意的欺騙
因為我家是地主，我是老師，又來過台灣，在文革時被視為黑五類。我怕家人被批鬥、紅衛兵抄家，所以和當時在香港的師專老師聯絡，請他轉信給我的母親，騙媽媽說我去了日本，同時讓她把所有有關的信息、相片都燒掉或藏在水溝裡。文革時期，我的表弟就因為家裡有錢又是知識分子，被送去新彊勞改。
我在台灣的第一份工作是同學介紹的，在省立台北民眾教育館負責處理公文及對外聯絡，一直做到文書組長。當年我的薪水是每月80新台幣[4]，比我在大陸教書時更好。我的長官是孫立人將軍妹婿的叔叔，也是他後來介紹我去高雄縣鳳山鎮，幫忙開辦給軍人眷屬就讀的誠正小學。
誠正小學
誠正小學的前身是「陸軍子弟小學」，民國28年在貴州都勻市創建，民國37年由孫立人將軍在台復辦，改名誠正小學，校區設在鳳山陸軍官校對面。誠正小學原本只有一年級到五年級，後來一級級辦到中學部，就是現在的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
開辦小學最重要的工作是找老師，當年誠正小學有些女教師本身是軍眷 ，[5]不過她們都經過考試，通過才能任教。 誠正國小復辦後，我在誠正擔任教務主任兼總務。[6]我和孫將軍的堂妹孫菊人都是班主任；和在大陸時期一樣，也是所有的科目都要教。
一開始誠正小學用大陸的課本作教材，後來全省統一教材。一班二十幾個學生，雖然大家來自不同地方，但都聽得懂普通話。有一年小學畢業典禮，竟然也請到了孫立人將軍來學校頒獎。
從教室到看守所
1949年5月24日，立法院通過了《懲治叛亂條例》，處置中共叛亂；1950年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列》，擴大了懲治範圍。一句想念家鄉的話或一本書都可以被指控為匪諜，檢控入獄，社會人心惶惶。
有一天，我被軍方約談，沒有審判就被收押了。[7]那時只要有人告，就會被抓起來；我的罪名是「私藏禁書」：這禁書是《聞一多全集》一部共四冊，以及1947年上海商周時代出版社印行的《史大林解答國際重要問題》一本。同案共有三人，包括另外兩位誠正小學的同事。《聞一多全集》是我在民眾教育館工作時的主管給我的。」
根據陸軍總司令部對本案的審理文件，[8]我被認為「反共抗俄意識薄弱，并藏閱反動書刊」，因此「應予以感化」；但因為「情形輕微」，所以「著以保護管束代之」，至於管束的時間，則「另以命令定之」。 在公開的政府檔案裡，本案的「起訴書」和「起訴檢察官姓名」都「暫無資料」。最後我在陸官總部的看守所（現今的中正紀念堂）「交付感化」，關了3年。
對於被關，當時我倒想得很開，因為如果還在大陸的話，搞不好已經丟了性命。而我在看守所也沒有受罪，覺得不是大牢就好，不時還可以放風，出牢房走走。
1955年我被釋放， 出來後仍然受到監視。[9]我沒有回去誠正小學，所幸在別的國小找到工作，繼續擔任老師。但是因為有了案底，工作升遷受到影響。1966年，我到台北大華中學教書至1986年，62歲時資遣退休。
我的一生都很曲折，到40歲才成家。1989年兩岸開放，終於有機會重回故鄉，會見我的親友。
採訪側記
文、圖／李汋浮
從毛老師身上，我看到為師者的使命感及教育的熱誠。即便已近期頤之年，說到教學生涯，毛老師的眼光仍然炯炯有神，談到自己的學生，語氣中滿是驕傲。但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和師母之間的默契。
毛老師感嘆他一生過得「很曲折，很孤獨」，我們聽了忍不住打趣說：「但最後也遇上了師母啊。」和毛老師牽手走過半個世紀，師母吳貴梅也是老師，來自本省家庭。在那女生升學率不高的年代，師母完成高中學業，是很不容易的事。
毛老師是出獄後才遇上師母的。以當時的社會風氣，省籍情結甚深，毛老師和師母的戀情也遭受家人反對。尤其當時毛老師背負動亂罪案件紀錄，處處受到社會的排斥，甚至牽連家人，使師母家裡對這段關係更為抗拒。但最後師母仍然頂住家庭的壓力，和毛老師結了婚。
在訪談中，師母不時替毛老師釐清問題，幫忙解答，有時也提出她的解讀。例如談到家裡人十分疼愛毛老師時，師母就說，毛老師小時候都是家裡的長工抱著他睡──所以「睡得頭夠夠的（意即頭睡得圓圓的）。」談到族譜上毛氏家族的有名人物，師母補了一句：「只有你（毛老師）坐過牢。」。毛老師談到水果，師母也有一個台灣版的「水果故事」：她小時候上課，老師講到蘋果，拿了一個蘋果砌成一小片一小片分給全班同學，而班上有約五十人；由此可見當年物資匱乏的社會環境。黃春明寫〈蘋果的滋味〉，文學果然源自生活。
師母對於毛老師全心全意作育英才，以及他對朋友有情有義也感到驕傲。早年台灣教育並不普及，在鄉下地方更是如此。師母說，毛老師會去勸父母給孩子上學，借學費給他們，還煮飯給小朋友們吃。
毛老師主張不打學生，但體罰在當時是普遍的，毛老師甚至遇過家長拿著鋼棒帶孩子來讓老師打，所以當年毛老師還是會打學生的手心。雖然如此，學生仍然很喜歡毛老師。毛老師生日時，他教過的學生都會幫他作壽。有一年毛老師的兒子在生日會上問：「在座的各位大哥大姐，沒有被我爸打過的請舉手。」師母說，全場只有一個人舉手，就是當年的班長。
直到今天，毛老師仍然在社區大學教書法，教材也是自己編的。除了戰亂時漂泊的過程，毛老師由18歲開始教書，退休後仍然在教書法，教齡已有80多年。
毛老師回顧自己的一生有樂有苦；字字句句填補的都是屬於那個戰亂時代的記憶。老師講話中氣十足，彷彿我是當年坐在教室裡聽課的學生；而他講述的，正是有關他一生的這門課。
注解
[1]（編注）美國在二戰時向日本本土的首次空襲，又稱「杜立德空襲」或「空襲東京」，以報復日軍突襲珍珠港。雖然這次空襲對日本造成的損失不算最嚴重，但使美軍士氣大增外，並促使日本倉促發動多項戰爭，其中就包括浙贛戰役。根據江山地方史的記載，日軍攻入江山時大量轟炸，攻擊猛烈。
[2]（編注）「大陸命」第621號命令：「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應儘快開始作戰，主要是擊潰浙江省方面之敵，摧毀其主要航空基地，粉碎敵利用該地區轟炸帝國本土之企圖」「以第13軍的主力和從第11軍及華北方面軍抽調的部分部隊組成，以40餘個步兵大隊為骨幹。」
[3]（編注）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三階段作戰經過 / 授權人：國史館 / 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3.0 台灣及其後版本(CC BY-NC 3.0 TW +) @ 國家文化記憶庫。
[4]（編注）當時1.25塊可以買得一名養女，參見平台另一故事〈林玉芬：爸爸的日本歌和媽媽的1.25元身價〉。
[5]（編注）〈黃埔新村的歷史記憶〉中提及，曾有不少大學學歷的軍官夫人，在軍方子弟學校擔任老師。參見陳咨仰、杜正宇，〈黃埔新村的歷史〉，《高雄文獻》，第5卷第2期（高雄，2015），頁81-103。文章可至此下載：https://khm.org.tw/storage/files/1308/original/41246076085f641c78548eb.pdf （瀏覽日期：2024年6月23日）。
[6]（編注） 毛老師強調自己沒有從過軍，也沒有軍職。但他在軍事法庭受審，審理文件上他的
「原始職業」是「上尉附員派誠正中學服務」，推斷是誠正小學的軍方背景所致。參考空軍自民國38年8月1日起子弟學校教職員納入編額一措施，推斷軍階為入職後加上。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空軍，〈空軍子弟學校成立90週年 育材無數〉，網站：https://air.mnd.gov.tw/TW/News/News_Detail.aspx?CID=48&ID=56864 （瀏覽日期：2024年6月23日）。
[7] （編注）有關毛仁儉的案情訊息可在國家人權記憶庫查詢：https://memory.nhrm.gov.tw/TopicExploration/Person/Detail/75?Year=1950
[8] （編注）毛仁儉案文件編號：陸軍總司令部(42)清評字第083號文件。
[9]（編注）參見1953年國防部頒佈之《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