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儒賓口述，孫曼蘋、汪琪、羅國蓮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
圖／孫曼蘋、羅國蓮
在文物收藏這方面，我想我最值得被讚美的應該是勇氣吧。
──楊儒賓，2022
一封「無價」的書信
1988年，我剛進入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一年多，閒來去逛古董店和畫廊，發現章太炎、嚴復、梁實秋、蔣介石等知名人物的書法作品比想像中要便宜許多；副教授的薪水竟然可以負擔得起──我們這些小人物竟然可以買到這些大名人的書法作品！從此我一頭栽進收藏領域，手上一有閒錢就四處蒐購文物。
收藏文物的迷人之處，絕不止於買到「物超所值」的精品。有一次在古董店看到幾封書信，信主都不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一封看起來是一位在湖南的教師，寫信給在台灣的教師朋友。根據信件內容對應出來的時代背景，是1949年中共還未打到兩湖地區的時候，但很明顯的，信主正身處於緊張情勢中。信中提到時局如此動亂，政治人物卻還在玩政治遊戲，把人民、江山當作賭資，已近窮途末路仍要賭上一把。這封信文筆之好，寫出大動盪時代下，小人物對時局憤慨卻又無能為力的心情，讓人不忍卒讀。
由於這封信並非出自名人手筆，又沒有附帶信封，少了具有收藏價值的郵票、郵戳，因此它是一封免費的物件。然而，這封沒有價錢的書信卻深深觸動了我，於是我向老闆討來收藏，也開始關注、蒐集與1949年有關的常民書信或其他歷史文件。
後來我又收藏到幾封書信，可能和胡璉將軍創辦的「怒潮軍政學校」有關。信主是一位在江西井岡山、瑞金的小地主，寫給在師範學校讀書的弟弟的信，當中提到他本來要跟著政治學校離開家鄉，但是沒有跟上，現在要組織游擊自衛隊保衛家鄉。從這幾封信可以看出信主對中共非常害怕；但這樣的情緒讓我非常困惑：江西是中共的根據地，信主又受過這麼深的紅色教育，怎麼會懼怕中共呢？他寫信給至親手足，他弟弟也不是國民黨員，信中的情緒應當是真實的。
接受紅色教育卻懼怕中共，這讓我意識到需要正視一個問題：國共內戰時期，雙方部隊動員的正規軍加起來都超過百萬人；軍方加上百姓的傷亡人數數百萬，如果再加上1949年之後，中共的反五反、三年大饑荒等的死亡人數，更是上看千萬。如此多人的死，到底有沒有價值？此外，難道都像是中共所宣稱，他們代表的是新理想，與之對抗的都是負面的、帝國主義的、封建主義的？難道國民黨部隊真如中共所說的如此糟糕嗎？這些問題，引導我去思考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問題，尤其是1949年對大陸和台灣的歷史意義。
一百封才有可能遇到一封史料書信
購買藏品有許多竅門和陷阱，其中之一是販售者對藏品介紹的正確性。曾有一幅「明代畫作」署名「雪邨」，賣家以明代畫的價格賣給我，但買回來研究後，我判斷是清代新竹地區林占梅的作品。書畫作品並不是愈古愈貴，林占梅這位地區書畫家對新竹有其重要性，他還與台灣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的民變戴潮春事件有關，假使販售者知道這些事情，就會明白林氏畫作的價值。
書畫藏品容易有真偽問題，這和市場價值有很大關係，張大千、齊白石、傅抱石的藝術作品，100件裡面可能有101件是偽品。由於我看重的是歷史文化意義，藝術或市場經濟的意義僅是附加，再加上進入收藏的時間較早，因此需要辨識真偽的藏品只占少數；小心一點即可。胡適、傅斯年、熊十力、梁漱溟等知名知識分子的文物貴得不得了，和以前價格的差異不只是「一、兩個零」，但在20世紀，它們並非收藏家的主流項目，所以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哪裡有文物，但找到的藏品未必會有真偽疑慮。
從一般收藏家的角度來看，名人書信有機會變賣獲利，自然比常民書信有價值。要找常民書信，就不能只去拍賣場；郵品錢幣社也得去。在這些地方，店家在意的是郵戳、郵票，加上近代書信的數量大，信件基本上會被扔掉。就史料價值而言，常民書信對個人固然很重要，放在廣大的歷史脈絡下卻不一定重要，也因此物件是否值得收藏，就需要我們花費許多時間去找尋與辨識。常民書信因此不易收藏：信封附有信件的，往往10件裡面沒有一件；信件有史料價值的，大概10件裡面才有一件。所以我時不時會到郵品錢幣社、拍賣會看看；如果拍賣會有預展也會先去瞧瞧，做足功課再去拍賣場才容易買到自己要的藏品。
解讀書信藏品無法避免的三大難題
開始收藏文物之後，我就想要進一步解讀藏品，賦予它們價值。但是解讀並非易事，「識別」就是個難題；首先是「筆跡識別」。我曾經協助「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編輯明清尺牘的書籍，那時書法家傅申先生告訴我，有些字跡無法辨認是必然出現、且無法克服的問題。書信往往寫得比較草率，部分文字還可能有特殊寫法，除非我們對書寫者的筆跡非常熟悉，否則是沒辦法辨認的。當代人物中，對我來說最難辨識的是徐復觀先生的筆跡。
因為書信存在「筆跡識別」的阻礙，難免有無法辨識或辨識錯誤的地方，內容解讀就常常不會有最後的版本。不過假設一封三千多字的信札，有一兩個辨識難點，只要不與大體框架衝突，通常不會影響整封信的閱讀。
第二個識別難題是「人名識別」。很多人可能有相同的字號，如「雪村」、「雪齋」，不容易判斷是指哪個人物。還有在民國一些特定脈絡下，信主為了安全刻意使用假名，例如共產黨人怕被國民黨人收到信件而用假名，就很難知道人名的真實身分，不過有些還是有可能推敲出究竟是何人。看過一封寫給于右任的信件，有「周公和你致意」之類的句子。吳姓信主應該是于右任的好友，似乎有意幫于氏和中共搭上關係。而周恩來曾花費不少心力，替于右任為滯留在大陸的妻子慶祝80大壽。從談話脈絡、相關事件，可以推測信中這個「周公」應是指「周恩來」。
第三個難題是「時代背景識別」。早期書信常常只註記月、日，沒有年分，這時就要看看信中有沒有出現大人物或大事件等線索來推敲。比如提到物價飛漲到可怕，就可推測是金圓券時期，只是更細節的年分，是1948年或1949年，就不見得能判斷出來。因此胡適就曾呼籲寫日記，一定要寫年、月、日，不要像老一輩只寫月、日。
面對以上三個識別難題，我認為我能識別筆跡，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具備古典作品閱讀背景，這有助於從上下文判斷難識之字應是何字，它可能會在古典作品的名句、常語、結構的框框之下。假設有個句子是「白髮三□丈」，讀過李白〈秋浦歌〉，就可以判斷應是「三『千』丈」不會是「三『兩』丈」。二是「好問」，遇到難識之字就向書法家朋友討教。筆跡識別確實需要花很多時間，但耕耘得久了一定會進步。
第二個「人名識別」的難題，我同樣也是多花力氣閱讀，可以多看大臣書畫集，清末民初就出了不少這類作品。現在電腦搜尋非常方便，比以前更能克服人名以及時代背景的難題。
無法得知歷史脈絡的常民書信
由於我在乎的是文化史、哲學史的意義，因此並不是每封信都會收藏或解讀；過於瑣碎的事件可能會選擇忽略。我曾收到一批徐永昌的文物，裡面夾雜了副官的資料。如果能透過這些資料探討出副官與徐氏的關係，就是可處理的議題。但如果是探討副官自己的脈絡，一方面這脈絡不容易追溯，另一方面這對他的家人來說可能很重要，對整個文化史或哲學史來說則或許沒這麼重要，也就不見得會進一步追溯與解讀。
有時透過寫信者、收信者雙方的身分，也可判斷是否要進一步解讀信件。例如有一封王德溥寫給吳鐵城的信札，是替一位叫做李春光的黨員向黨國求援。王、吳二人皆為國民黨要人，由此可推測這不是一件小事。查資料後發現李春光的哥哥李春潤是抗日烈士，在抗戰期間被日本人槍斃，在台灣、大陸的忠烈祠都有他的名字。李春光跟著哥哥一起抗日，在國共內戰期間成為反共人士。
在我解讀書信的經驗裡，明清信札比較容易出現解不開的謎團[1]；近代未解之謎的比例較低，但也還是有無法知道歷史脈絡的書信。有一封年分約在1948或1949年的信件，是一位婦人寫給在台灣當典獄長的丈夫，內容看來她是獨自一人帶兩個孩子寄居在親戚家，與隔海分離的丈夫只能抱怨、哭訴。此信錯字不少，也無從得知夫妻分離、丈夫單獨來台的原因或其他具體事件，不過它呈現了小市民的真實情感，具體反映出升斗小民的苦難，這或許比歷史事件更為重要。
消耗學校電費第一名
在文物收藏這方面，我想我最值得被讚美的應該是勇氣吧。一頭栽進收藏領域就毫無保留，有10萬塊就會付出11萬塊，連另一半的財產都「通用」，所以我太太後來領悟到要和我「切斷」經濟關係：千萬不要再借錢給楊儒賓！從1988年至今，我已收藏超過2,000件藏品。
這三十幾年來，收藏與解讀藏品，賦予它們價值，成為我唯一的愛好兼使命，但本科的教學與研究也不能忽略。引用一些同事或學校工友的說法：待在研究室時間最長、消耗學校電費最多的，應該就是楊儒賓了。以前我常常是早上10點多來，待到半夜2點才回家。所以，我鐵定是百分之百不合格的父親！我的孩子後來在家沒見到我似乎也覺得挺正常的。要兼顧工作與家庭的責任，對男性來說也是一種衝突。
自2008年開始，我陸續將千餘件的藏品捐贈給清華大學，而後清大文物館籌備處設立。如此，藏品不僅能得到更好的保存，收藏使命也能持續下去，並可透過舉辦展覽等方式，發揮更大的作用。
2022年清大文物館主辦的「烽火尺牘──1949的戰爭記憶」展覽，便是向大眾展示1949年及其前後的書信藏品。身為收藏者與策展人的我，將展覽定位在探討整體歷史對個人的影響，所以是在國共重大戰役的廣大歷史脈絡中串聯展件，並在大人物和小市民之間找得平衡，希望讓觀展者感受到那個時代苦難的精神狀態與情感樣態，也期望喚起大眾對1949年這段時期歷史的重視。
我認為一旦進入這個領域，就要很嚴肅，要能做到「有系統」、「有格局」。比較幸運的是，收藏到後來我真的有了一個理念；我喜歡的文物、信仰的價值，有機會可以轉化社會，讓社會變得更理想、更合理，則天底下沒有比這更愉快的事情！所以捐出文物，我沒有任何不捨。用了這塊土地這麼多資源，當然要盡力回饋，並不需要保留。
注解
[1] 明清信札比較容易出現謎團，一個原因是不知道信主是誰，可能是本來就知名不具，也可能是以前信主署名不一定是在最後，是寫在信紙與信封相連的地方，流傳時二者分離署名就不見了。遇到這種情形，除非信中提到非常具體的線索，才能繼續追溯。另外的原因是明清歷史距今久遠，再加上戰亂太多，英雄豪傑又常常喜歡燒毀東西，像是太平天國時期，造成文物、古蹟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