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於蔡宏通、蔡文怡《無憾人生：紀念父親 蔡宏通百歲冥誕》一書中之第42-108頁，楷體文字蔡文怡補述內容，蔡文怡2020年出版；另有部分內容改寫自陳嗣雪，《飛針走線‧陳嗣雪的亂針繡》一書，陳嗣雪1991年出版。
文／蔡文怡撰寫，羅國蓮增補、編輯
圖／翻拍自《無憾人生》、《飛針走線‧陳嗣雪的亂針繡》[1]
我們成了「腳底人」
媽媽也曾經說過，她是如何逃難到重慶的。
抗戰爆發外公先隨任教的中央大學前往重慶，孩子們隨著外婆由南京先避難到家鄉浙江餘姚，再從家鄉一路舟車困頓前往重慶團聚，他們走走停停了將近兩個月才到達重慶。
媽媽像說故事般描述著：「記得我們由南昌坐船到重慶，只有母親帶著小弟住在艙房裡，其他的孩子都睡在船尾的甲板上，兒時不知苦滋味，大家還快樂的不得了。
「外婆擔心人生地不熟又帶著五個孩子，上岸時萬一見不到接船的外公，該如何是好，船漸漸靠近重慶碼頭時，幸好外公早已等候在碼頭邊。我看著那高高的山坡和那似乎無盡頭的階梯擔心要如何才走得上去。
「此時在船上認識的四川乘客已幫媽媽叫來幾頂滑杆，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交通工具，兩根竹子，中間綁著麻繩編的座位，一頂滑杆配上三個挑夫，母親心中暗自盤算要價一定很貴，於是不徵詢那位先生的意見，便說我們只要兩頂，大孩子們走走便是。可憐我和哥哥跟在滑杆後面跑得氣喘如牛，滑杆挑夫走的那麼快，我們只有汗流夾背埋頭追趕，雙腿發軟的跑上山坡。
「到了平地才有閒情欣賞挑夫的身手，挑夫每個人頭上扎塊布像上海的印度阿三，奇怪的是像這樣的勞動者卻都穿著長衫，腰間綁著布帶將長衫下擺的一角拉起來塞在腰間，光腳穿草鞋，嘴裡不斷地抽菸。三人輪流挑，兩人一前一後的腳步配合的那麼好，一起一落腳步不用停下便能交換崗位，休息的那位更是眼明手快的一路撿拾著地上的香菸屁股，就是別人吸剩丟掉的香菸頭。他們個個身軀瘦瘦的，而且面帶菜色活像個鴉片鬼。
「到了我們暫住的旅社，一頂滑杆母親好像給了大約4角錢，比她估算的便宜許多，此時看我和哥哥累得模樣，母親又心疼又自責。
「抗戰時，四川人稱呼避難到四川的外省人為『腳底人』或『下江人』，那時因為不知道會住多久，每一分錢都要省著用。重慶普通的旅館含三餐一天收6角錢，我們全家七口住在一間房裡，孩子們都打地鋪，只記得四川人那時的生活習慣上午10點吃早餐、下午3點午餐、晚上9點多晚餐，我們小孩常常等不到吃晚飯都睡著了。
「這樣的日子過了將近有半年，父親早出晚歸奔波於重慶市和沙坪壩之間，終於在沙坪壩學校附近街上租的新屋蓋好了，我們終於又有一個安定的家。重慶的房子很特別，建材幾乎是竹子和泥巴，重慶市是山城，房子多半依勢建築在山坡上，所以有前後不一樣高的樓層。第一次進新屋，當我們踏上樓梯時，好像整座房子隨著我們上樓梯的腳步在搖動，心中好怕！直問母親這房子會不會倒塌？她笑而不語。而且坐上椅子、睡上床鋪，都會發出嘰嘰的聲音，彷彿進入了竹器時代。這就是我們抗日戰爭逃難中甜蜜的家——『流憩廬』。
「沙坪壩只有一條正街，我們的家在街頭，不遠處有一所規模不小的私立南開中學是當時的名校，許多有錢有勢人家的孩子都以能唸該校為榮。家對面附近有所小學，妹妹那時剛上一年級，家宇弟比她小兩歲，媽媽嫌他在家太吵鬧也為他買了書包、書本、文具讓他跟小姊姊一起去上學，但每次放學回家，他的書包裡的書本、鉛筆都變成小石子，可能他覺得小石子比書本有趣，所以全跟人換了。」
記得媽媽也喜歡跟我回憶她的大學生活。沙坪壩與成都的華西壩是抗戰時期四川有名的兩個學術區，各有其特色。媽媽以女生為例，她說：「沙坪壩的女生樸實，華西壩的嬌艷。換句話直白的說，沙坪壩的學生比較土，華西壩的學生洋派些。記得沙坪壩的女學生都是清湯掛麵或梳辮子，很少人燙髮。身上穿的都是直筒沒腰身的藍布大褂，後來政府發放棉軍服，女生也穿上身。
「重慶山城空氣潮濕，從小是藥罐子的我，到了重慶後水土不服，先是罹患瘧疾，當時重慶醫藥物非常缺乏只有奎寧，雙腳又患嚴重濕氣，糜爛的直流膿水寸步難行，每次日機空襲要躲警報時，都得讓哥哥背著我跑去防空洞，住校後又傳染到疥瘡，真是苦不堪言！」
一點一滴省出第一桶金
60年代媽媽曾經在一封無法投遞的信裡寫著：
「寒冬剛過，春意已來的一九四九年三月，該是人們最活躍、最快樂的季節，可是我們都沒那份心情，因為別離的滋味正在我們心中盤旋又盤旋。當還發高燒的我，懷抱著三個月大的文怡和宏通坐上車子朝向江邊移動的時候，耳邊父親您和媽媽的呼喚聲，使我不敢回頭再瞧一眼，其實淚水已讓我瞧不清楚，眼前是一片的模糊、模糊、更模糊。
「兩天兩夜的寂寞旅程把我們帶到到既陌生又美麗的寶島台灣，開始我生命中最困苦的一段生活，學生時代的藝術家美夢被現實的生活一掃而空，我不得不面對現實，挑起主婦的重任。」
媽媽被稱之為「賢內助」真是當之無愧，她那雙巧手除了創作亂針刺繡藝術品外，家中粗活細活樣樣能上手，我到高中以前所有穿的衣裙、長褲、外套、大衣等全是媽媽親手製作的。小時候穿的毛衣、毛線八片裙、毛線外套媽媽能編織各式花樣。
1955年（民國44年）我上國民小學一年級時，學校規定穿的是卡其布上衣、黑裙子，為了節省開銷，媽媽用爸爸的舊卡其軍服改成上衣，又買來黑色染料，用鋁盆把爸爸不穿的草綠色的軍長褲拆開，自己染成黑色再縫成褶裙。
40年代台灣的社會風氣純樸，雖然我的制服和同學顏色不一樣，學校老師或同學們從來沒有投以異樣的眼光，我不僅不覺得自卑，反而因為這是媽媽辛苦改裝縫製的校服而沾沾得意。
除了替我縫製衣服，為爸爸編織禦寒的的毛衣、手套、帽子，家裡熱水瓶舊了，媽媽會用油漆彩繪圖案，彷彿給熱水瓶也換上新衣。爸爸修理住處時，油漆的工作常常是媽媽幫著完成。
俗話說，華人有三把刀便可闖天下。媽媽也有這三把刀：菜刀、剪刀、剃頭刀。爸爸自從不梳西裝頭之後，從未進過理髮店，都是媽媽替他理髮。媽媽常得意地說：「想賺我的錢可不容易！」
周圍的人都誇獎我媽媽不僅能幹而且長得漂亮，我印象中媽媽幾乎很少花錢買新衣，更別說首飾，所以她這輩子雖然沒有外出工作賺錢，我們家的第一桶金，可是她和我爸一點一滴省下來的。
等我入社會做事後，母親常常跟我抱怨「妳爸一點都不體貼，也無情趣，從未請我上館子，也從來沒送過我禮物」，她伸出手給我看她戴的一隻紅寶石戒指，悻悻然說著：「這還是我幫忙車被服賺了錢，自己買的。」媽媽晚年生病後把這枚戒指送給我做紀念，媽媽去世後我拿去銀樓改小換托座時，銀樓老闆說：「這顆紅寶成色不怎麼樣，可能是假的，不值得花錢重鑲。」
「怎麼不值？在我心中可是無價呢！」
自從我了解爸爸的成長及艱苦求學的背景後，便常常開導媽媽：「別生氣！別生我爸爸的氣！他小時候就沒了爹娘，似乎一切都需要自己盤算，也沒人教導他如何去關愛別人，也就不擅於以親密方式表達情意，爸爸不如妳幸福啊，有父母呵護著無憂無慮地長大。」
然而我細細回想，勤儉成性的爸爸這輩子的確沒單獨請媽媽吃過什麼燭光大餐，也沒見他買過什麼生日禮物送家人，真的一點也不浪漫，也沒什麼情趣，他關注的是，我們一家四口的溫飽，努力做到自力更生不求人。
父親雖是務實之人，然而在我印象中他絕對不是做生意的料！他對於「將本求利」的觀念也不十分正確。當年來自經商家庭的添發和我交往時，父親常常在言談中說「無奸不成商」，著實令我難堪，幸好添發肚量大從不以為杵。
還記得父親晚年賣房子時，買家還沒開口他就先告訴對方，這房子他是多少錢買的。他當房東時，房客還沒對租金殺價，他就自動先減價，其實父親的房子都是相當不錯的，而且他也從不亂要價。
不過，也許遺傳基因太強，我和我的孩子也都沒有商業頭腦，尤其是我，對數字幾乎完全沒有概念，差勁到「過目即忘」的地步。
開啟亂針繪繡生涯的那幅畫[2]
在學生時代懷抱著藝術家美夢的媽媽原名「雅範」，「嗣雪」是進入中央大學藝術系後外公為她取的學名。外公自己以「雪翁」作為工筆花鳥畫作的署名，從「嗣雪」這個名字便可看出，他期望媽媽能繼承他的衣缽。
媽媽說從有記憶以來，就生活在藝術氣氛很濃的環境裡。外公在家中創辦「尚美圖案館」，每天有很多學生來家裡伏案畫圖案畫，才三、四歲的她在耳濡目染之下，也拿起筆塗啊塗的，她的兒時畫作就成了外公所編寫《兒童畫指導》一書的插圖。她大約從10歲開始，常跟著外公去看各種畫展。一次在南京國民大會堂舉行的全國美展，她看到了一幅亂針繡作品，被深深吸引，覺得實在美極了。
在八年的抗戰歲月中，媽媽被瘧疾折磨了將近四年，離鄉背井來到大後方四川，課業荒廢不少，外公就建議她進入呂鳳子先生創辦的正則繪繡專科。除了和呂校長學畫，沒想到還向全國美展那幅作品的創作者楊守玉老師，學習她獨創的亂針繡，這是媽媽進入亂針繡天地的開始。
就讀中央大學前後，媽媽可說是外公的得力助手，同學給她取了個「乖女兒」的綽號。外公曾經在成都開畫展，媽媽不僅做了隨從秘書，又兼會計出納和伴遊，甚至還負了保鑣之責──那時治安不佳，經常有搶案發生哪！
1949年，爸爸、媽媽帶著剛出生的我，坐輪船來到台灣。年紀輕輕的媽媽，才離開外公外婆的呵護，就要單獨挑起初為人母的職責和家庭主婦的重任，真是苦中加苦。在家務與孩子的包圍下，唯一能使她仍帶點藝術氣氛的，便是抽空看看各種展覽。窮於應付現實生活的媽媽，哪還有閒情逸致想到藝術創作呢？
直到一天媽媽信步踏入中山堂參觀軍眷手工藝術品展，一幅似曾相識的繡作映入眼前，她疑惑難道台灣也有亂針繡的創作者嗎？再仔細一看，作者竟是自己在正則專科學校的同班同學、好朋友！這把媽媽從向現實生活妥協的心境中拉了出來，認清到自己不可懵懂一生，浪費所學。只是究竟該提筆作畫，還是該拿針刺繡呢？
媽媽考量到當時居住的兵工廠宿舍空間不夠，怕孩子誤食顏料、弄壞畫具，再加上爸爸服務軍旅，收入微薄，較難支應繪畫用具的費用；而刺繡不僅準備材料比較簡單、便宜，屬於特殊技藝的亂針繡又幾乎無人知曉，何不在台灣發揚呢？於是確立目標，決定開始「棄畫從繡」的生活。
媽媽記得初次花5塊錢買了一包彩色繡線回家，爸爸懷疑問道：「你能繡完一幅作品嗎？」繁重的家務和照料孩子的一切，確實已讓人分身乏術。但爸爸這句本是關懷的話，卻激起了她強烈的企圖心：「簡直是門縫裡看人，把我瞧扁了！」她說自己就像是中了魔一般，不斷繡啊繡啊，從生疏到熟練。
1962年，媽媽從香港朋友那得知了外公去世的惡耗，悲痛、孤寂轉為成功的催化劑。從傷痛中恢復過來，她痛下決心要更加努力的繡，要用自己的藝術作品，來紀念畢生獻給藝術教育和創作的外公，才不會辜負了「嗣雪」這個名字。
有了精神寄託，繡起來格外起勁，媽媽可說是做到足不出戶的程度，一有空就拿起針繡個不停。花了整整五年寒暑，繡到手痠背痛，終於完成了50幅作品。1967年，媽媽如願以償，在台北省立博物館舉行了首次亂針繡個展，獲得各方讚美。對她而言，這不僅肯定了她的再出發，也撫平了喪父之痛，她將內心的感受寫成了那一封永遠無法投遞的信──告慰外公的一封信。
首次個展後，嚮往學習技藝的人們從各地登門求教，政府機構為選購致贈國際元首、政要的禮物也前來邀約作品。文藝界希望能多舉辦展覽廣為推展，傳播媒體也認為這是民族技藝薪傳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媽媽不再感到寂寞，雖然她仍做她的家庭主婦，但亂針繡成為她藝術生涯裡永不停止的研究科目。
媽媽棄畫從繡，一繡就繡了30年。1991年，應國立歷史博物館之邀舉行回顧展，將多年來精心製作的70幅作品，提供各界欣賞。又刊印《飛針走線》繪繡專集，與愛好者分享創作歷程與技法，更重要的是這項藝術的傳承，使自己在推動文化的境界中，盡了一份力。
最親愛的「陌生人」
整理撰述《無憾人生》這本書，曾不斷審視、揣度父母親年邁後的心思，一些事情當時有可能誤解了他們的意思，譬如母親曾經跟我抱怨說，她實在受不了聒噪的父親，住在溫州街時她還能隱忍，搬到師大路後房子變小，活動空間變小，媽媽開始有些受不了。在SARS期間媽媽曾因而引發出血性腸疾，不得不住院治療。等他們搬往萬有大廈時情況開始變得嚴重，媽媽一聽到父親跟她叨叨絮絮，她的血壓就上升，其實母親並沒有誇大其辭，我幫她量血壓，的確如此。等日後醫生確診媽媽患失智症後，我推算此時已是初期徵兆。
所以後來我安排父母親住的問題時，都盡量給他們兩個房間，彼此作息不受干擾。
然而當母親去世後，我整理她的抽屜裡看到她書寫的日記中，非常哀怨的說她到老了，居然不能跟丈夫在同一個屋子裡過生活，是多麼的淒涼。看到這些文字讓我不知如何是好？
在我記憶中勤儉持家的母親一直把家庭打理得有條不紊，她讓兩個女兒從不覺得匱乏，更教導她們要把人生之夢落實在現實之中。
事實上，那個在她內心深處的浪漫少女卻從未消失，一直完好的隱藏著，或許在小女兒文恂的身上，母親彷彿看到了自己浪漫的影子，她曾在日記中寫著「文恂浪漫、熱情又喜愛藝術，像我；而文怡冷靜、理智，凡事認真，像宏通。」
有時候，我覺得母親像菟絲花攀附著父親過了一輩子；有時候我又覺得母親像高山上的孤傲蒼松，獨自頂著風雪。
母親70歲以前，穿針引線還都不需要戴眼鏡或靠穿針器，不幸因長期專注刺繡創作，在她80歲時因急性青光眼，視力受到不可逆轉的損傷，當她再也無法創作時，她的自信、驕傲也隨著視力的退化，一點一點碎化消逝。作為另一半的父親，雖然是60年的人生伴侶，卻不懂得如何去安慰老伴，作為女兒的我，雖然也曾想方設法去安慰她，開導她，但事後我仔細想想，對於一個藝術家而言，當她無法創作的時候，她的生命其實已經結束了！
隨著健康的流失，母親開朗、樂觀的性格也同時一點一點逐漸消失，她再也不肯沉默、妥協，累積數十年的怨恨情緒終於完全釋放出來，母親開始事事感到委屈怨懟，對於父親的一舉一動善妒且懷疑，父親不能理解媽媽的改變，曾經對我哭訴說媽媽懷疑他的不忠。我只能安慰他「媽媽病了。」「有什麼藥可以治這種病嗎？」「恐怕沒有多大效果。」其中許多事情都是陳年舊事，無能解危的我只能對父親說「我相信您」，90歲的他才止住淚水。
長時期心靈寂寞所衍生的那種自我疏離、自我閉鎖的心態，等到父親去世後，我本以為媽媽會覺得自己不必再照顧老伴或處處受他約束，情緒會從禁錮中自我解放，我就能陪伴她，隨心所欲享受餘生，可惜沒有！
母親反而像失了魂的幽靈，飄盪在虛無之間，最後變成了一個我們不認識的陌生人。
注解
[1] （編注）陳嗣雪，《飛針走線‧陳嗣雪的亂針繡》（台北：陳嗣雪，1991）。
[2] （編注）此節根據《飛針走線‧陳嗣雪的亂針繡》，頁8-11〈我的創作歷程〉、頁95〈陳嗣雪簡歷〉改寫增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