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元慶撰寫、編版
1914年日人野島銀藏、1916年高左右隆之來台舉行飛行表演之後，帶起台灣民眾的航空熱。但有「想飛」的熱度是一回事，要真能駕機騰空，先需有飛行之天賦體力，再者要豐厚財力，才能到日本學習飛行，至於購買飛機就更不用說了。基於飛行與軍事政治關聯密切，台灣總督府也不太願意讓台灣民眾飛上天空。因此，在二戰之前的日本殖民地台灣，由民間的「台籍飛行士」所寫下的航空史，只有一條細小，無法串連的航跡。
這些「台籍飛行士」有謝文達、陳金水、彭金國、楊清溪、賴春貴、黃慶、張坤燦等，他們以飛行為志，大多家庭富裕，赴日學飛，取得飛行士執照後，其中幾位帶飛機返台，在鄉親眼前飛行表演造成轟動。但他們在航空界的發展，因為殖民政府的關係，卻有志難伸，其中又以台灣首位飛行士謝文達為代表。
受美籍「鳥人」飛行啟發
1917年6月30日，唯一也是最後一位到台灣舉行飛行表演的美籍飛行員「鳥人」史密斯（Arthur Roy Smith），受台灣總督府和官紳合組的後援會邀請，在台中練兵場舉行飛行表演。[1]
當天上午9點，大會2發煙火通知，2萬多民眾抵會場。史密斯胸前掛30餘枚徽章、戴打鳥帽、披薄襯衣，檢查後登機。11時21分離地， 12分鐘後達4300公尺，在高空開始表演，先從雙翼噴出2道黃煙，繼之左右翻滾，平飛後俯衝「由空際急瀉而下」，再將機頭拉起，在滿場喝采中聲降落。[2]
人群中有位剛升上台中一中3年級的學生謝文達，他觀看史密斯特技飛行後，即想以此為志業；不過，家人希望他讀醫科，反對他從事這種高失事率的行業。父親謝道隆表示，不要讓長輩們整天擔心，這是不孝的行為。但謝文達對飛行無法絕念，1919年從台中一中畢業後仍堅持學飛，父母終於在他絕食5天後心改變心意。
在台中一中校長田川辰一的推薦下，謝文達進了位於離東京約25公里的千葉縣習志野市伊藤飛行機研究所，這是當年日本少數的民間飛行學校之一。[3]學習飛行費用昂貴，普通科（飛行理論、飛行訓練、飛機製造）、高等科（教特技飛行、長途飛行、氣象學和發動機），加上其他雜項，平均月需300圓（警察月薪20圓），一般人家無法負擔。
當年飛機經常故障，飛行士必須了解原因，並能短時間內修復。謝文達經常利用課餘前往附設的維修廠，觀看送修的發動機、摔斷的起落架、破損的機翼等，也動手拆卸發動機、更換活塞環、搪缸等，久而久之，掌握不少飛機維修的實務。[4]
台灣首位飛行士
1920年3月，謝文達以第一名成績從伊藤飛行機研究所畢業，被聘為飛行教練助理。同年8月2日，成立不久的「帝國飛行協會」舉行「首回懸賞飛行競技大會」，以振興民間航空。謝文達在高度和速度2項比賽皆獲3等賞，共得獎金1300圓。[5]賽後臺灣總督府的官媒「臺灣日日新報」，刊登他獲獎照片，並以「臺灣唯一の飛行家謝文達君」稱呼。[6]
謝文達為實現在鄉親面前飛行的夢想，他向前輩山縣豐太郎購買一台伊藤惠美式5型的二手機，並取名「新高號」。1920年8月初返台，但載運「新高號」的「信濃丸」客貨輪，8月23日在基隆港卸貨時，卻損傷了飛機；因同船也載運「警務局航空班」的飛機，[7]有人認為是警務局忌妒謝文達的飛行技巧高超，故意搞破壞。謝文達想商請總警務局航空班的技工協助修復未果，無法依原訂日期表演。[8]
飛機受損導致飛行延期的消息傳開後，引發「陰謀破壞」的猜測，為的是讓謝文達無法實現鄉土飛行計畫；後來「新高號」由臺中州廳和市役所協助修復。
這使得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不得不在9月23日為謝文達舉行的歡迎會上闢謠，他表示，傳言官方不願見到謝文達在鄉親展示高超飛行技術，而暗中破壞「新高號」飛機，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因為多增加一位飛行家，對日本航空界就多一分助益。這些謠傳對國家發展毫無幫助，希望大家能共同闢謠。[9]
台灣上空翱翔
1920年10月17日，台灣出身的飛行士，終能在自家的天空遨翔。上午6時，3發砲聲引領觀眾湧入臺中練兵場，包括台中市市尹（市長）金子惠教在內的地方士紳商民，附近廳州學生和臺北「稻江應援團」[10]等，約5千名觀眾共襄盛舉。
謝文達穿灰色飛行裝，試車後，向群眾致意登上駕駛艙。7時37分在觀眾掌聲和歡呼聲中起飛，先在台中市盤旋1周。7時45分升至1千公尺高，向北往葫蘆墩，穿進雲層時氣流惡劣，機體劇烈搖晃，降低高度後，由海岸飛往市區。最後繞行臺中市3圈，8時18分降落，合計41分，完成台籍飛行士歷史上的第一次飛行。[11]
10月30日，官方安排謝文達在臺北練兵場（馬場町、青年公園）奉迎飛行。當天上午9時20分自練兵場滑行約100多公尺後起飛，駕駛艙左右兩側，羅馬拼音寫著「謝文達」，機翼兩端支柱各繫一面三角形日章旗。起飛後低空朝市區緩升，通過總督府和總督官邸，再經圓山台灣神社返回練兵場。9時39分降落時，因地面不平，著陸後彈跳數次，引擎聲怪異、轉速不順，謝文達說：發動機有點故障，無法高速運轉。[12]
10月31日為日本大正天皇天長節（生日），謝文達在當天進行第3次的鄉土飛行，成為總督府官方歡迎皇族活動的一部份。飛行表演之前，久邇宮邦彥王（日本「帝國飛行協會」會長），在總督府賜給謝文達皇室家徽銀酒杯1個和100圓，台灣總督田健治郎、臺灣軍司令官柴五郎、總務長官下村宏等觀禮。謁見後，謝文達前往練兵場，駕駛「新高號」載著台灣實業社提供的「慶祝天長節與歡迎謝君」傳單和明信片各5千張，於11時17分起飛，因重量增加，升空後驚險的掠過林梢，升高後繞市區1圈，撒下傳單明信片，12時31分平安降落。經過這幾次飛行之後，謝文達表示，「新高號」有安全顧慮，難續擔負飛行任務，必須汰換。
集寵愛於一身
雖然前有「陰謀論」傳言；但後來總督府對謝文達鄉土飛行給予充分的協助，還獲親王召見贈禮。對總督府而言，謝文達是日本栽培的台灣人模範。而當謝文達有新機要求時，台灣總督府即刻在2天之後的11月2日上午，於內務局局長室召開後援協議會，預定要在1921年底前募款2萬5千圓，購贈新機給謝文達，包括支付飛行費用。這個台灣史上第一次全台募資的計劃，各州廳分配的額度如下：臺北州1萬圓、臺中州5千圓、高雄州3千圓、花蓮港廳7百圓、新竹州3千圓、臺南州3千圓、臺東廳3百圓。[13]
謝文達向母校伊藤飛行機研究所訂製可載2位乘客的「臺北號」客機，為木製有客艙，發動機和起落架的支撐都用鋼材，油箱掛在上翼上。預定1921年完成的募款，因一戰之後經濟受創，至1922年9月才完成募款，共獲2萬5454.95圓，支付造價後餘款 9千多圓，存入銀行孳息作飛行費。[14]「臺北號」於1922年12月交機。[15]
1920年謝文達返台鄉土飛行之時，成立不久的「警務局航空班」有5位「操縱警部」（飛行員）剛受完訓，正要開始執行任務。台灣總督府看中謝文達的飛行技術，特授予他「警務局航空班」「囑託」（顧問）的頭銜。而他長居日本，因此就坐領囑託乾薪每月60圓，當時一般警察月薪僅20圓。
他擔任伊藤飛行機研究所教練，上午安排教學飛行，薪水、飛行津貼每月約500圓。下午謝文達載客飛行遊覽東京上空，單趟40分鐘，乘客收費15圓，假日生意好，上下午各飛3趟。後來「東西定期航空會」開辦東京大阪航線的郵便飛行，謝文達也加入飛行行列，又多1筆薪水貼，總收入可觀。[16]
考取日本航空史第一批飛行執照
日本原無航空方面的律法，飛機可在合適的空地、飛艇可在港灣、河川、湖泊起降。為維護空中秩序，日本政府在1921年4月8日公布「航空取締規則」（監理條例），規定陸上機、水上機（需有飛機執照）的起降許可及禁制空域；最重要的是，飛行員必須取得「操縱士飛行免許狀」（駕駛執照）。
該規則公布後，4月25日舉行第一次考試。執照分1、2、3等級，練習滿20小時可報考3等操縱士、滿50小時可報考2等操縱士、滿100 小時以上可報考1等操縱士。考試內容為8字飛行，發動機停止後的限制地點着陸。共16人參加檢定，只有4人取得日本最早的飛行機操縱士免許狀（飛行執照），他們是謝文達（台籍、3等）、藤繩英一（日籍、3等）、安昌男（韓、3等）、William Rensend Jordan（英籍、1等）。[17]
1921年5月下旬，剛取得飛行執照不久的謝文達，參加由「日本帝國飛行協會」舉辦的第2回「懸賞飛行競技大會」。比賽在東京洲崎埋立地（新生地）舉行，比賽項目分速度、距離和特技，謝文達只報名速度和距離賽。因賽前測試發動機時受損，搶修到晚上9時半才勉強修復，影響比賽成績，謝文達只得到第6名，共獲獎金650 圓。[18]
1922年11月3日，「日本帝國飛行協會」為提高飛行技術，帶動航空熱潮，舉行為期1周、航程超過1千公里的「日本東京大阪間往復郵件/遞送飛行大賽」。因氣候影響飛行，正值冬季強烈東北季風，賽事考驗飛行員的技術、體力、決心和飛機性能。結果謝文達和其他7位選手完成比賽，皆獲優勝獎金3000圓。[19]
東京上空撒傳單
1921年11月17日，謝文達台中鄉土飛行第2年的同一天，蔣渭水等人創立了「台灣文化協會」，以紀念謝文達的飛行對台灣知識分子產生的影響。謝文達證明了台灣人也像日本人或外國人一樣，能操作高超的飛行技術。既然台灣人不輸日人，台灣應有立法機關，享受日本憲法的保障和平等的參政權。
謝文達出席了創立大會，並且列名創會會員。「台灣文化協會」是日據時代臺灣第一個本土社團，雖名為文化，實有社會運動的政治意涵，使得謝文達被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視為該會的「有力會員」之一。[20]他並在11月20日下午於大稻埕東薈芳，以「飛行機於將來世界和平及其文化」為題發表演說。[21]
台灣總督府的高壓政策，使得台灣設置立法機關困難重重。1923年2月11日，由蔣渭水、蔡培火與陳逢源等3人代表「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前往日本東京，向帝國議會請願在臺灣設置有立法權的臺灣議會。蔣渭水委託謝文達就近於東京幫忙找廠商印製請願傳單，並從飛機上撒佈傳單。當請願團抵達東京火車站時，數百位台灣人攜帶布條小旗到場歡迎，同時謝文達駕機飛臨，由日籍助手將傳單撒下。[22]
飛行高峰硬著陸
謝文達的行止，使刻意栽培他的台灣總督府十分難堪，因而凍結為謝文達募款造機餘款9千多圓，沒有銀行孳息飛行費，也失去「警務局航空班」囑託頭銜，飛行界友人態度變得冷淡，甚至被排擠。加上父親謝春池在臺中北屯大坑經營糖廍，遭到嚴重的財務危機，他知道在日本殖民者的天空下羽翼沒有自由，只好在4月12日前往東北長春與父親會合。[23]
謝文達在長春期間，曾從東三馬路上的澤生醫院投書《台灣日日新報》表示，他因病及其他原因，暫不能從事飛行工作，因此解散後援會，並且歸還「臺北號」飛機。[24]
謝文達無法放棄飛行，他於1925年回復中華民國國籍之後，曾擔任航空參謀及教官。1930年6月參加張桂聯軍之役，於湖南墜機身負重傷，1936年4月30日以空軍少校官階退役。二戰之後返台，曾擔任臺灣省議會專門委員17年。1983年逝世於台北市。[25]
注解
[1] 1917年6月25日《台灣日日新報》，第5版，飛行家及臺中。
[2] 1917年7月2日《台灣日日新報》，第4版，鳥人臺中大飛行。緊接著「鳥人」表演之後，陸軍也開始至台進行耐熱飛行。
[3] 另有白戶、小栗兩校；1919年4月10日日本軍方於所澤設立第一所陸軍航校。
[4] 參見謝東漢、吳德餘，《謝文達傳 台灣首位飛行員》，頁37-41，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5] 參見謝東漢、吳德餘，《謝文達傳 台灣首位飛行員》，頁61，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6] 1920年9月25日《台灣日日新報》，第6版，謝文達氏歡迎會。
[7] 1919年台灣總督府編列17萬5千餘圓預算成立「警務局航空班」，招考5名飛行士和15名維修人員去所澤陸軍航校受訓，1920年完訓後回臺。
[8] 參見謝東漢、吳德餘，《謝文達傳 台灣首位飛行員》，頁34-35，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9] 1920年9月25日《台灣日日新報》，第6版，謝文達氏歡迎會。
[10] 「稻江應援團」由在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和春風得意樓的蔣渭水發起，係謝文達鄉土訪問飛行主要的後援組織。
[11] 1920年10月19日《台灣日日新報》，第6版，謝氏飛行大成功。
[12] 1920年10月31日《台灣日日新報》，第6版，謝文達氏之飛行。
[13] 參見謝東漢、吳德餘，《謝文達傳 台灣首位飛行員》，頁83-84、108，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14] 參見謝東漢、吳德餘，《謝文達傳 台灣首位飛行員》，1頁07-108，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15] 1922年12月10日《台灣日日新報》，第2版，謝文達獲贈臺北號新機。
[16] 參見謝東漢、吳德餘，《謝文達傳 台灣首位飛行員》，頁119，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17] 參見謝東漢、吳德餘，《謝文達傳 台灣首位飛行員》，頁90、106，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18] 同上，頁95。
[19] 同上，頁98，其他7位完賽者為石橋勝浪、大藏隆立、片岡文三郎、後藤勇吉、安昌男、宮登一、島田武雄。
[20] 參見謝東漢、吳德餘，《謝文達傳 台灣首位飛行員》，頁97-98，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21] 1921年11月20日《台灣日日新報》，第2版，文化協會演會。
[22] 參見謝東漢、吳德餘，《謝文達傳 台灣首位飛行員》，頁125-126，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書中並未敘明是否駕駛「臺北號」撒傳單。
[23] 參見謝東漢、吳德餘，《謝文達傳 台灣首位飛行員》，頁133，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24] 1923年6月2日《台灣日日新報》，第6版，謝氏罷飛行業。
[25] 參見潘精華《首航百年 臺灣第一飛行家謝文達特展在臺中》，頁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