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正文出自蔡宏通、蔡文怡《無憾人生：紀念父親 蔡宏通百歲冥誕》一書中之第74-81頁，〈岳父陳之佛任國立藝專校長的往事〉，明體文字蔡宏通自述部分，蔡文怡2020年出版；後記則為蔡文怡後來補敘。
文／蔡宏通撰寫，蔡文怡補敘，羅國蓮編輯
圖／翻拍自《無憾人生》
我已進入米壽之年，回憶一生之中，感恩的人很多，首先應是我的父母、岳父母這四位老人家，賜給我和嗣雪的實在太豐富了。本文所述則是一段艱苦卓絕的往事，容我細細陳述如下：
中華民國歷經艱辛，好不容易由蔣公統一了全國，並展開了短暫的新興局面。就藝術學校而言，當時成立了北平藝專與杭州藝專兩所高級學府。我出生於杭州，青少年時便知道位於西湖十景之一的「平湖秋月」附近有個猶太富商的別墅被政府沒收作為杭州藝專的校舍，曾由林風眠先生擔任校長多年，成績斐然。
好景不常，1937年（民國26年）日本軍閥侵略中國，北平、杭州相繼淪陷，政府倉促將兩校合併為「國立藝專」，先遷長沙，再遷昆明，歷經艱辛，最後在重慶郊外「青木關」這個小地方暫時落腳，同時將音樂科分離出去，另設國立音專。
當時國立藝專校長為呂鳳子先生，他曾在江蘇丹陽創立「正則專科學校」。抗戰發生後，正則亦遷校於四川璧山。呂校長一人兼顧兩校，實在力不從心。1941年（民國30年）政府對日本的侵略已孤軍奮戰四年，精疲力竭、物價飛漲，辦學十分困難。
當時岳父陳之佛先生剛舉辦了生平第一次個人畫展，盛況空前，一鳴驚人。不但個人名利雙收，也開啟了國內藝術家開展覽會之風，更替常年低迷的大後方藝術界注射了一劑強心針。當時藝術界師生紛紛懇請陳之佛出來擔任藝專校長，教育部長陳立夫尊敬他人品高尚、學藝雙全，於是三顧茅廬禮聘他出任。岳父深知當時辦學艱苦，終因盛情難卻，唯一條件就是要求將藝專搬遷至沙坪壩附近，如此方可利用中央大學藝術系的師資來作為支援。
但要在沙坪壩附近尋覓校地，非常困難。因為沙坪壩早年已由劉湘先生創辦重慶大學，佔地甚廣。抗日戰爭爆發後，羅家倫校長也將中央大學遷至沙坪壩，早在重慶大學後面松林坡上增建諸多校舍，已經滿上加滿。外加重慶市區當時已被日軍進行轟炸，難民疏散至鄉村，四郊鄉村更是擁擠不堪。國立藝專歷經千辛萬苦，最後才在川陝公路旁的一座農莊，找到了一個叫做「黑院牆」的破舊大院子來辦學。
從沙坪壩大街出發，先要步行一公里到渡船口，再爬百餘石階才能到達嘉陵江邊，再乘坐小木船渡江。夏日長江水流湍急，驚險萬分。等到了對岸，還要爬坡步行約三公里的碎石路，才能到達國立藝專校舍。
當年物質條件甚差，自來水、電燈、電話等等一概從缺，只有人力與意志兩樣法寶。岳父擔任校長期間禮賢尊師，首先聘任多位藝術界大師前來擔任主任及教授；例如西畫科的秦宣夫、呂霞光、李劍晨。國畫科的傅抱石、張書旂、李可染。可惜傅、張兩位大師，後來因各種困難，都未能到任，不過他們在中央大學藝術系授課也間接影響藝專學生。雕塑科則有王臨乙先生擔綱。其他藝術大師如徐悲鴻則在附近的磐溪創設了藝術研究學府，對於藝專師生亦有助益。
朱德群、趙無極、林聲揚、席德進、何明績等等揚名世界的第三代藝術家，都是抗日戰爭艱苦中發芽成長、奮發圖強，印證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歷史所稱之「重慶精神」，在藝術教育上亦是如此，令人感佩。
受到抗日戰爭的影響，辦學經費短缺到如何艱苦的程度，不妨舉些例子來說：校中原有一頂滑杆和挑夫兩名，是為了接送行走不便的老師。但為了節省開支，就取消了，將這筆預算用來聘請模特兒兩名。校長跟老師前往授課，都只得徒步跋涉、風雨無阻。而教師的膳食津貼，也全數用做購買學生晚自修點燈用的桐油，還規定每盞燈最多只能配發三根燈草心。
學生的膳食則有聞名天下的「八寶飯」就是：飯中除了糙米，還有黴米、稻殼、草籽、石子、沙子、鼠屎、蟲子。當時學生在學校食堂的標準吃法，第一碗要搶快，不能浪費時間裝太滿，第二碗要把飯壓的又結實又滿。配上下飯的豆瓣醬、辣醬、豬油。略有財力的學生，還可以買些花生、蕃薯、橘子慰勞自己一番。
四川天氣不冷，學生所穿衣物都是當年從家裏流亡來到學校時所帶的。抗戰八年沒有買過一雙鞋襪、一件衣服、一本教科書的窮學生也為數不少。
每天晚飯後第一件事，就是趕快到圖書室或大教室去搶一個座位，因為當時財力有限，只有少數教室有提供夜間照明，學生如果要夜間自修，不得不搶。
所幸全校師生都認同抗戰必勝，基於偉大情操，雖然艱苦萬分，但學校人員都盡心盡力，為學校服務；例如校醫熊老先生還兼任總務主任，受盡責難，毫無怨尤。庶務多虧趙人麐、吳家麟兩位先生支撐，才能維持學校運作不亂，實為難得。
我當時是「毛腳女婿」，也就是已經訂婚但尚未正式結婚的未來女婿。雖然自重慶大學冶金系畢業，在郊外的小鋼鐵廠中煉鋼鑄鐵，但是規模太小，對於國家起不了什麼作用。於是臨危受命，以出版股員的身分，替岳父分憂當起不支薪的校長室秘書。當時由於常身懷校印，被戲稱為地下校長。岳父後來健康日漸惡化，歷經七次懇辭，才由潘天壽先生繼任校長。
岳父陳之佛教授畢身奉獻給藝術教育及繪畫創作。他1918年考取公費留學日本，1924年在東京美術學校畢業返國，先後在東方藝專、上海美專、廣州美專教書，直到任南京師範學院美術系主任、中央大學校長、國立藝專校長，他一生盡瘁於藝術教育，同時他校務工作再忙，仍潛心創作工筆花鳥，也為提升中國圖案畫及工藝美術不遺餘力，中國現代工筆花鳥畫家中，具代表性的首推「北于南陳」，指的就是于非闇和陳之佛。
在工藝美術方面的貢獻，他曾為成立南京雲錦研究所不遺餘力，使得這項面臨「人亡藝絕」的傳統工藝美術能重放光彩。他也為創建蘇州刺繡研究所，做過不少努力，除提供畫稿外，還幫助她們提高刺繡工藝的技巧，使這古老的藝術綻放生機。
大陸解放不久，他曾因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在反革命反動派迫害下，這位認真教學從不涉及政治的教授所有的課都被精減掉，相知的老友如徐悲鴻等不斷給他安慰，也為他鳴不平，1949年7月問題查清，則於這次平反之後，南京師範學院（前身為中央大學）才繼續發給聘書。1958年還應邀去波蘭、匈牙利訪問，很被中共優遇了數年。
1961年5月岳父赴北京參加全國高等藝術學院校教材編撰工作，由他主編《中國工藝美術史》一書，最後因責任心重操勞過度，竟於1962年1月5日返回南京休假，8日為了趕寫其學生石魯的首次個人畫展的推薦文時，突然大量腦溢血昏迷，多方搶救無效，15日晚不治去世，享年66歲。
後記：外孫女的補充說明[2]
外公過世後的四年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紅衛兵開始「除四舊」運動。地方文化部門的官員與外公交情不錯，他們見情況不對，擔心外公的作品被瘋狂的紅衛兵燒掉，於是立刻通知外婆將置於家中的作品共九十多幅打包，他們沒有造冊僅打上「陳之佛作品」的白條，就全部運往南京博物院的庫房──「北有故宮，南有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跟北京故宮是同等級的博物館單位。
大陸在1949年以後，人們都是根據單位分發，舅舅們就因為工作關係在外地落籍無法回家。在北京工作的大舅一聽說紅衛兵的消息，連夜趕回南京老家把外婆接走。紅衛兵來到外公家後，從鄰居那聽聞此處已無人居住，竟然還將外公挖墳曝屍。外公是非常好的老師，晚上他的學生立刻偷偷趕來，用草蓆將遺體蓋起來保護。
外公的畫作在南京博物院的庫房一擺就擺了40年，院方整理過後願意把這批作品還給家屬。不過母親與舅舅、阿姨秉持著外公「好的藝術品應留給全民共賞，不可以私藏」的理念，將畫作全數交給了江蘇省文化當局，又把博物院給予的感謝金，捐給了南京美術學院與南京博物院。母親還請了當時在台師大任教的雕塑家何明績教授，雕塑了外公的半身像，特別運往博物院。
1999年「陳之佛藝術陳列館」成立後，南京博物院藉由舉辦外公畫展的所得，編印了他的作品畫冊。後來外公設計的圖案也捐了出去，也舉辦了展覽，我受阿姨邀約前去致詞，可惜那時候母親已經去世，無法一同前往。
注解
[1] （編注）陳之佛是中國最早的圖案畫大師，也是開創中國現當代圖案設計與設計教育、設計研究理論的奠基者。在抗戰時期因圖案畫顏料難求，所以開始專攻工筆花鳥。
[2] （編注）「後記」整理自2024年4月18日蔡文怡女士與平台編輯討論稿件時的補充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