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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最慘痛的海上回憶

圖一 1948年12月1日傍晚7時,在困難重重之下,蔡宏通的長女蔡文怡來到人間。
圖一 1948年12月1日傍晚7時,在困難重重之下,蔡宏通的長女蔡文怡來到人間。
本文是系列的第4篇,本系列目前有7篇文章,完整系列目錄請按:無憾人生

本文出自蔡宏通、蔡文怡《無憾人生:紀念父親 蔡宏通百歲冥誕》一書中之第96-108頁,〈長女文怡〉、〈隨廠渡海遷台〉,明體文字蔡宏通自述部分,蔡文怡2020年出版。

圖一 1948年12月1日傍晚7時,在困難重重之下,蔡宏通的長女蔡文怡來到人間。
圖一 1948年12月1日傍晚7時,在困難重重之下,蔡宏通的長女蔡文怡來到人間。

文/蔡宏通撰寫,蔡文怡修訂,羅國蓮編輯
圖/翻拍自《無憾人生》

妻子難產,主治醫生在哪裡?

1948年12月1日傍晚7時,在困難重重之下,文怡來到人間。

記得該日子夜零時,嗣雪感覺懷胎九月的肚子有點不舒服,原來是產前羊水已開始流出來了。嗣雪處事素來鎮定,雖將我喊醒,我們都覺得上海已在宵禁戒嚴之中,希望能夠挨到天亮時再去醫院。可是情況愈來愈覺不對,決定由我前去關東江宿舍,他是61兵工廠中唯一的那輛「中吉普車」的司機,拜託他開中吉普車急送嗣雪去醫院待產。

當時全61兵工廠僅配置三輛汽車,第一輛是美軍剩餘物資中的寶貝,那是所謂戰地高級將領用的「司令車」,雖非全新但很有氣派,屬於廠長及其夫人的專用汽車,全廠他人均不敢搭乘。第二輛是「中吉普車」,為廠中同仁可以按規定申請派遣使用的公務車。我於事前不但早早辦妥派車手續,且因與關姓司機是牌友,我們在每半月廠裡發薪之夜常小賭梭哈牌,私交不差。第三輛是公務運輸的十輪大卡車。

其實當年61兵工廠百餘軍官、技工、司機連同眷屬等等,不分職務高下,後來又一起同搭「海張輪」遷來台灣,以後的日子裡,大家都像是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彼此同德同心。

為此即使寒冬深夜兩點我請他開車之時,他立刻穿衣上車發動引擎。可是啟動多次,直到電瓶電力耗盡,仍是無法開動。那時關姓司機提議去找張禮明司機,將「十輪大卡車」開來代替,不一會兒那輛十輪大卡車便開到我的宿舍門前。嗣雪早已穿戴齊全在家等候。美軍十輪大卡車前座有大椅二張,雖離地較高,嗣雪由我相扶坐上,並無太大困難,我則擠坐外側,浩浩蕩蕩前往醫院。途中經過戒嚴崗哨,只要顯示大腹產婦,也都順利放行。

圖二 抗戰時的「十輪卡」──季姆西十輪大卡車(GMC CCKW),是二戰中美國陸軍著名的軍用運輸車輛。蔡文怡看了父親的日誌手稿,才知道自己居然是在媽媽肚子裡搭乘十輪大卡車,趕赴人間的。
圖二 抗戰時的「十輪卡」──季姆西十輪大卡車(GMC CCKW),是二戰中美國陸軍著名的軍用運輸車輛。蔡文怡看了父親的日誌手稿,才知道自己居然是在媽媽肚子裡搭乘十輪大卡車,趕赴人間的。(來源:維基共享資源,公有領域)

位於上海市郊楓林橋的上海市立中山醫院,那時算得上是全滬最好的醫院之一。嗣雪老家在南京,我的老家在杭州,岳父母實在有點放心不下,於是早就拜託中央大學老同事,醫衛界老前輩戚壽南教授,專函請其門生,時任中山醫院婦產科的王主任照料接生。岳父素重禮數,同時贈送他佳作工筆花鳥畫一小幅表示心意。

因此翌晨王主任到院作例行巡房之時,其屬下已將嗣雪半夜前來急診,但至清晨除排出羊水外尚無陣痛及產門漸開等等之症狀報告主任,王主任認為一切尚在待產情況之中,叮囑了值班醫師隨時電話向他報告產況可也。

轉瞬已是下午,大哥宏道、大嫂秀芝也相偕來到醫院探視,宏道哥雖是醫師,但他的專業為細菌檢驗領域,對婦女生產完全插不上手,也幫不了忙,外加當時上海從下午6時起便開始戒嚴,我倆勸他們及早離院回府。

等到傍晚6時,嗣雪陣痛加劇,羊水早已流盡,產門仍開得不夠理想,腹中嬰兒胎位又不正,頭朝上腳朝下,情況相當危急。值班醫師很希望王主任能夠在場,以便隨時向他請示,奈何王主任並無私人汽車,無法從家中前來醫院主持分娩。大家正在焦急之時,王主任卻突然出現,原來隔壁產房的產婦,是某權貴的媳婦,他們家中擁有司機駕駛的私人轎車,為了萬全之計,他們已派車前去將王主任接到醫院作準備,王主任一看該貴婦分娩尚早,立刻轉到嗣雪產房救急,該時我在走廊上焦急等待,眼見王主任駕到,心想一定可以化險為夷,果真不久王主任出來向我報喜,告知大小均安。我於面謝之後,看了一下手錶,大約是將近傍晚7時。

檢討此次生產過程是羊水破流過早,陣痛發作太遲,嬰兒腳前頭後,產門又未能全開,最後只能剪開產婦會陰,用大產鉗將嬰兒取出,雖然母女均安,嗣雪已整整吃了19小時苦頭。

按照慣例產婦住院五天必須出院回家,可是初為父母的我倆,如何育嬰問題隨之發生。首先是嗣雪難產後,身體虛弱,奶水不足供應嬰兒之需。文怡又對嬰兒奶粉毫無興趣,肚子餓了啼哭難免,按照當時的生活條件與經濟能力,要僱用一個好奶媽是很困難的事,全廠同仁亦均如此。

回家第一天的晚上,怡兒一直啼哭不停,餵奶並未能使她安睡,後來我在無意之中,發現她因吐奶未經擦乾淨,在頸部竟有一處長約兩公分、寬約半公分的破口,於是趕緊用紗布和棉花加以初步處理。重點既已改善,大家也都累慘了,一夜好眠直到次晨。

我這個做父親的偏巧又與怡兒無緣,每次一抱她她便要哭鬧,此種情況一直未改善,既是如此,我樂得清閑,真是辛苦了嗣雪。那時我在廠裡日夜工作繁忙,趕工生產裝甲車,雖是事實,但抽空於夜晚玩上兩三次梭哈牌亦是事實。

文怡是外公命名的,這個「文」字,筆畫簡單、含義深遠,確是一個非常好的中國字,雖非正式輩分,經岳父首先創用於其外孫女的名字中,後來這一代的新生男女,採用「文」作為名字的人便非常之多。至於「怡」字是「心」「台」合組而成,後來被解釋成「心向台灣」,那是冥冥之中的巧合。的確,1948年12月1日,國防部正式核准兵工署第61兵工廠決定撤遷台灣,徹底排除了撤到四川大後方,或採取早年躲避軍閥內戰的老方法,搬到閩浙山區暫避國內戰禍等建議。這個堅定明快的撤遷台灣的決定,據說是緯國先生和唐君鉑等後起之秀的高瞻遠矚。

洗碗台是母女倆的臥鋪

圖三 蔡宏通一家三口隨兵工廠搭乘「海張輪」
圖三 蔡宏通一家三口隨兵工廠搭乘「海張輪」[1]渡海來台。這幾天的海上航行,對他來說,「真是人生最慘痛的回憶」。此圖為1952年至1954年間,海張輪於碼頭進行美援物資贈受典禮。(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案支援教學網[2]
1948年是中華民國非常關鍵性的一年,抗日戰爭雖然是勝利了,但是人心卻喪失了。其實在1949年經國先生的經濟改革,亦即俗稱的「在上海打老虎」失敗後,無論在那方面的形勢都是兵敗如山倒。

軍事方面國軍從東北、華北、淮海徐蚌,一直線潰敗下來。該年1月20日蔣公受形勢所逼,宣布辭去總統之職,依照憲法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李是一廂情願主張和平解決國共恩怨的憧憬之人。於是國共和談開始,中共憑其實力提出八點非常不合理的要求。蔣公當然了解中共甚深,他並未放棄政令,立刻以國民黨主席身分指揮大局,其中最大行動是安排陳誠前來台灣,實際上由他負責軍政財經重責。

我們第61兵工廠奉令遷台,算是配合大政策中的一粒小小棋子,於是趕工先將製造裝甲車的任務告一段落之後,立刻將僅有的那些當時認為很可貴的設備,全部裝箱待運台灣。同時派定三位部門主管組成籌備小組,由呂則仁領軍,外加總務、營建吳傑、沈文斐等人赴台找廠房。

當時正值國共和談之期,我廠被分配到由招商局營運命名為「海張」號貨輪的三分之一艙位,已算是非常難能可貴。該輪係二戰勝利後,美國無償贈與我國10艘一萬噸級「自由輪」型貨輪。

當時我自覺既為廠方遷台人員中之唯一的所長,廠方應該會考慮到我家大小三口的打地舖艙位,結果是上得船後,才知道連這點待遇都輪不到,我想先到船上原為該貨輪全體船員用餐的大餐室去站著等一下,且看是否能有希望找到一個能躺下來休息睡覺的方寸之地。不料卻被已霸佔該大餐室的某人所驅逐。

我家大小三口當時在船上真是走投無路,突然我屬下的某個技工向我聲稱,他的一位朋友是在該輪船的廚房工作人員,知道輪船上有間被廢棄不用的洗碗間,可以帶引我家大小三口去住。

我永遠都還記得,那是一間長約三公尺、寬約一公尺半、高約二公尺半的艙室,靠邊有一張鐵架木質面板的洗碗台,側邊有一個直徑約30公分的通氣窗,艙內已無照明的電燈,更糟糕的是艙裡積水超過五公分,而且是無法排除的死水,在那時我已別無任何辦法,只能先將身體尚很虛弱的嗣雪與僅僅三個多月大的文怡,安置設鋪於那個洗碗台上。

那間廢棄的洗碗室,小小地方最多僅能容納二人,空氣實在很差,我心裡想著多一人呼吸,一定會使裡面空氣更差,白天我還是儘量不進去,直到夜晚才擠到洗碗台上,與母女同榻睡覺。時隔六十幾年,嗣雪迄今心中仍怨稱:把她們母女打開鋪蓋放在洗碗台上後,便不見我人影。事實上我並非遠離,只是在距離該室約兩三公尺的走道盡頭,席地休息或可能與同仁聊天,或小玩二人梭哈片刻。這幾天海上行,真是人生最慘痛的回憶。

洗碗台下面,正好有原設計存放盤皿等餐具的空位,可以放置小件隨身行李洗臉盆及便盆等等,按當年塑膠尚未發明,最實用的洗臉盆乃是一個直徑約30分公、深度10公分的鐵皮搪瓷盆,洗臉、抹身、小洗衣物全靠它了。便盆更是有婦女的家庭出遠門必備之行李,它是一個直徑20公分、深度15公分,盆口有圈約兩公分的邊,可以讓婦女坐在盆上方便時舒適一點,還有手把及蓋子,其材質也是鐵皮搪瓷,算得上是每個家庭的必需品,我家的便盆一直用到搬進金華街違章建築後,自己在院子裡建了抽水馬桶之後,才將「它」除役。

圖四 現在金華公園的涼亭,即是昔日蔡家的位置。這是蔡宏通遷台後,第一個置辦的家。
圖四 現在金華公園的涼亭,即是昔日蔡家的位置。這是蔡宏通遷台後,第一個置辦的家。

我曾記得當時真想脫隊不隨廠前來台灣,但是僅有的兩件行李已裝入該輪艙底,非跟著廠方行動不可,再者,也是最最重要的一點,因為我們隨廠來台之前,嗣雪產後身體非常虛弱又發高燒,大家曾經考慮到是否由我一人跟隨廠方先來台灣,嗣雪、文怡稍後再行設法來台團聚。

當時岳父岳母則明白訓示「年輕夫婦決不要輕言分程,一定共同進退」,如果當時岳父岳母的意見是相反的話,嗣雪、文怡母女留在上海鐵定被「解放」了,極可能因為丈夫和父親是在台灣的國軍的「紅五類」,成分不良而被鬥爭下放。這也是我一生中非常感激岳母及岳父兩位老人家的原因之一。

進入兵工廠後,隨著工作需要,我負責的熱處理部門勢必增加員工名額,我便將岳母同胞大哥的兒子胡重光僱到我負責的製造所當技工;他還有一位遠房堂弟胡其光,鉗工手藝很精,做事認真,知恩圖報。他原是在上海某修船廠工作,那時全國人心惶惶,便以重光表哥胞弟之名義隨著我跟兵工廠來台。

第二位親戚是鄭湛如,他剛從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畢業,急需找個工作,便由我及狷夫兄推介進入廠中的物料組,湛如學識人品俱佳,工作績效很好,與其主管郭孝同又非常投緣,在他積極懇求之下,他的胞兄鄭樹才能進入兵工廠。鄭家是我岳父方面的近親,這一批人隨廠登船來台之時,計為鄭湛如、其弟鄭樹夫婦及子女各一,胡重光及弟弟胡其光。其光非常細心又勤快,在「海張」輪上更是幫忙嗣雪倒便盆,真是非常難得。來到台灣後六、七十年,其光是我們家最親的親戚。[3]

我們所搭乘的「海張」輪,在快到台灣海峽中線之時,突接交通當局電示:基隆港口壅塞,已無停靠船舶之碼頭。接著命令立刻改變航向駛往高雄碼頭報到。為此我們又得多在船上受苦18小時,終於1949年3月24日下午安抵高雄。橫渡台灣海峽的全部行程是兩天兩夜。

下得船來第一件事是好好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第二件是在碼頭上買了幾根香蕉及一條黃色的醃蘿蔔,大嚼之下,深覺台灣物價並不便宜。不久,專程自台北前來高雄歡迎我們的人員,已經接洽好鐵路局,調派一列雜拼火車,作為全廠人員及家屬的專車,我們的小組是抽到二等鐵皮有頂貨車,車廂裡面已舖好清潔乾爽的稻草,各家在上面打開行李,便是相當舒適的臥鋪。於傍晚時分開車,浩浩蕩蕩地開往北台灣的松山火車站。

我們61兵工廠人員和家屬終於1949年3月25日早晨,安全到達了位於台北市松山玉成路77號廠區,該處原為日本海軍第61修理廠,這算是一種有趣的巧合吧。

圖五 61兵工廠遷台後原址現狀,在今南港公園附近(左)。蔡文怡三歲時,他們居住的龍華二村宿舍前面還是鵝卵石(右)。
圖五 61兵工廠遷台後原址現狀,在今南港公園附近(左)。蔡文怡三歲時,他們居住的龍華二村宿舍前面還是鵝卵石(右)。

注解

[1] (原書補充)海張輪(原名:Chief.Joseph/建造:Oregon,1943.08),二戰開始時,由於德國與日本潛艇在海上襲擊與飛機的轟炸,同盟國許多運送物資的運輸商船被擊沉,使大西洋上的補給運輸幾乎癱瘓。因此,美國總統羅斯福深知如果運輸中斷,這個仗將無法打贏;於是便下令尋求以最高速的建造方法,趕造一批運輸船,這批船隻便是「自由輪」,來替代被德國潛艇擊沉的商船。

自由輪為美國應付二次大戰運補盟國物資之需而緊急大量建造的軍事運輸船,稱「美軍貨輪」當然就是美國海軍的運輸艦。自由號並非艦名,而是該艦的型號名自由輪(Liberty ship)。自由輪建造迅速,價格便宜,讓它成為二戰中美國工業的一種象徵,同時也有很多自由輪通過租借法案提供給英國。

美國在戰後許多拆除了槍砲的自由輪出售到世界各國作商船,中華民國招商局買了10艘,1946年時平均船齡都在三、四年之間,是招商局船隊中最出色的大船。本來自由輪只有四個貨艙,航商為了多裝貨,把前面多加一個貨艙,船身長度增加了幾十呎。

招商局十艘自由輪:海天、海地、海玄、海黃、海宇、海宙、海辰、海宿、海列、海張(原名一般取自一些獨立宣言簽署之後的著名的美國人)。

海張輪1962年10月14日載運礦沙及雜貨自高雄開往基隆在澎湖失蹤,全船43人無人生還。(圖文摘自檔案資料)

[2] (編注)〈1952-1954農復會照片〉,行政院新聞局,A325000000E/0041/0001/1。

[3] (編注)(1)蔡文怡向平台編輯說明,表伯父胡重光離開家鄉,是因為他的家鄉遭遇蝗災。那時只要有大量蝗蟲過境,農作物皆被啃食殆盡,人們無力處理,只能遷徙他鄉。
(2)此處「進入兵工廠後」、「第二位親戚是鄭湛如」二段,經過蔡文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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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華兵工廠──我的事業與家庭啟航地大轟炸下國家藝術教育的關鍵人物:我的岳父陳之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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