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立劭口述，陳淑美、羅國蓮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
圖／李立劭提供
問：《我那遙遠的呼喚》歷時四年完成，對比於《滇緬游擊隊三部曲》的「三部八年」更為耗時，為什麼這部紀錄片會花這麼長的時間？
答：《我那遙遠的呼喚》早在2014年就開始有影像素材，但我是利用特休假、工作之餘的零碎時間去做的。2015年我辭職成為「無業遊民」，完全脫離體制，去泰北繞了一圈，開始獨立製片，2016年正式開拍。
這部紀錄片歷時四年，一個原因即是與切入角度的調整有關，腳本最初只有規劃一定要去緬甸、印度，後來才加上日本，還跑了兩三趟。碰到新冠疫情是另一個大原因，雖在疫情前大部分的拍攝就告了一段落，但還是有內容需要補拍，然而當時必須戴口罩，這拍了怎麼能看？就一直等疫情恢復，等太久只好用其他方式把後面的東西補一補。
我們找相關的歷史檔案也找得非常辛苦[1]；其實很多資料在美國檔案館都有，抗戰資料是中華民國的文化財，台灣的文化部門應該把它整批下載帶回來，放在資料庫供國人使用。
我們的訪談對象也是透過多方打聽找到的，似乎冥冥之中有人在推動這件事。基本上去到一個地方，我們會先去墓碑祭祀，再請當地人幫忙，這時「先人們」、「老天爺」就會用各式各樣的力量，給予很多訊息，就看你來不來得及抓住。開始拍《滇緬游擊隊三部曲》時，先去高雄拜訪了一位老將軍，跟著他去澄清湖的雲南反共救國軍紀念碑，後來的拍攝就很順利，符合主題的人物都浮現出來，有採訪線索了。
拍《我那遙遠的呼喚》也是很多人物線索不斷出現。在緬甸透過當地華僑和遠征軍後裔的協助，發現從仰光到同古、曼德勒、密支那、臘戌，都有遠征軍老兵落腳可循，只是大多已凋零近乎殆盡。我們有幸拍攝到密支那的最後一位老兵李光鈿，只可惜因為敘事脈絡，最後未能放入影片中[2]。在2018年清明節前後，前往密支那拍攝四川遠征軍老兵滇緬掃墓團，才幸運拍攝到幾位有代表性的駐印軍老兵，留下珍貴的第一手口述歷史。
台籍日軍是我重新思考拍片意涵後的切入視角，台灣在這部分的資料很豐富。我去了高雄旗津專門紀念台灣兵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發現有一批人還經歷過日軍、國軍、解放軍三種身分的轉換，但如果影片在敘述上強調這一點，會蓋過中華民國遠征軍，所以將訪談對象的範圍縮小，也就是參與過緬甸戰役的台籍日軍。結果發現台灣只剩下蕭錦文、趙中秋兩位老兵了，於是立即連絡訪談，在影片中也留下了他們的口述歷史。
問：在《我那遙遠的呼喚》中，您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個場景？
答：《我那遙遠的呼喚》開頭出現的參戰老兵，我其實聽不太懂他的四川腔調，但他耳朵聽不清楚，我們是用筆訪的方式訪問。原本要二次訪問，沒想到要約時間時他就過世了。我們去送了他最後一程，場面讓我超級難過，因為只有一個從大陸過來很久沒和他見面的孫輩、四五個榮眷的工作人員來送行，再配上退輔會寥寥數行的制式化悼念文字，整個場面空空蕩蕩的，老伯伯就這樣走了。
在紀錄片的最後我放了這場告別式的部分畫面，不可否認這於內容而言是有點多了，但我覺得非常重要，因為這不只有一個首尾呼應的效果，更是要表達一種感慨：經歷過大時代、走過了那麼重要歷史的人物，就這樣簡簡單單、清清涼涼的走了。
這群因為歷史不得不流浪的人們，我常常和別人說，今天你能在台灣碰到他是你的幸運。假設沒有發生這些戰爭，假設沒有出現這種流離，他和你一輩子就是兩個世界的人，他走他的，你走你的。今天能夠碰到這群經歷過大時代的人們，就等於碰到一本書，對於我們這種生長在海島、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小孩來說，和他們交流過，可以讓我們的生命跨過去；台灣的多元價值就應該建立在這裡，不應該因為政治把它分化掉，不然非常可惜。
問：您拍攝《我那遙遠的呼喚》的感想是什麼？您覺得影片對建構那段遙遠的歷史有什麼影響？
答：我很享受在歷史中遊走的感覺，曾經讀過的歷史資料，親臨了發生的現場，就好像印證了歷史，但又會發現有趣的新東西。例如在緬甸的中華民國遠征軍後代非常推崇上一代，但對於他自身的現狀，對於台灣政府的不尊重、不理會是很不滿的，《我那遙遠的呼喚》中一位遠征軍後裔賴漢良大哥，一看鏡頭就會提到台灣政府對遠征軍的歷史不夠重視，也沒有照顧到在緬甸的後裔。他們對大陸也有矛盾情緒，每當大陸紀念團到來，他們會高興歡迎，覺得好像看到自己爸爸的同輩人，有老鄉聚在一起的感動與熱忱，但又會覺得中國有些基金會似乎打著紀念遠征軍的口號，實際上卻在消費遠征軍後裔或華僑。人在這一塊的複雜性很吸引我。
賴大哥還帶我們參觀了日本人在密支那所蓋的臥佛寺，寺裡有一個紀念日軍犧牲者、不對外開放的小房間。他很仔細的將往生日軍的照片一一看過去，和我們介紹小房間的由來與這些照片。我問他要不要合掌膜拜時，他馬上拒絕：「合什麼掌！」有種「漢賊不兩立」的精神。可是他觀看那些往生日軍照片的神情，就和他對待自己父輩逝世者的墓碑沒有兩樣，也可以感受到他對年輕生命消逝的失落心情，以及他理解日本人是怎麼樣對待這些先輩的。
這讓我聯想到黃仁宇《緬北之戰》寫到的經歷：他在遠征軍當翻譯官時，看到一頂帳篷裡有好幾具日軍屍體，旁邊的樹幹上還掛著一本沾了血跡的英文字典。他好奇翻了一下字典，發現和自己的程度差不多，突然萌生同理心，想像可能是一位與自己同齡的日本大學兵，葬身在此地。這幾乎是用朋友的身分在戰場上思考，有一種對生命逝去的喟嘆。我想黃仁宇能變成一位很好的歷史學家，是否就因為他有這樣的反省？這一段描寫也讓我思考，能否讓參戰雙方在影片中各自訴說，經過我的黏合，激起觀眾的反思。
《我那遙遠的呼喚》訪問了一位二戰日軍的女性遺眷，拍攝結束她包了個紅包給我們，從來沒有遇過這種情況的我們，非常疑惑她為什麼要這麼做？老太太說她不能理解先生當年為什麼要參戰，非常想要了解原因，也很想訴說自己在二戰期間的遭遇與傷痛，但是在日本知名大學讀書的孫子也不了解這些事，無人可以傾訴的她，只能將這些疑惑、感受一直埋藏在心裡；想不到有一天會被台灣的攝影隊訪問，有機會可以把心裡話說出來。
我覺得這場戰爭的殘害、陰霾、傷痛，不管是參戰哪一方的人，不管是親身經歷者還是他的二代、三代，常常會一輩子延續下去。我反思是不是有機會以記錄的角度去敘事，讓不同的人用各種方式，訴說自己因為戰爭而產生的傷痛經驗，或許可以達到和解的作用。
歷史的好玩還在於不純粹，當你越深入就會發現越複雜，往往不是你所看到的、所想像的那麼一致，會有很多樣的面貌。例如泰緬孤軍的第3軍、第5軍，會以為是正經八百的反共，可是游擊隊要撤離前常常會先「抓個老婆」，假設從女性的角度來看，就會覺得他們和土匪沒什麼兩樣。又例如緬甸早年較為窮困，賴大哥需要去泰北第3軍的地盤唐窩打雜工，他從緬北到泰北的交通路線，走的便是「洪門路線」，每一站都會有洪門成員接應，這簡直像武俠小說一樣傳奇，很像反清復明時期的故事，怎麼跑到這地方來了？感覺這些歷史很有趣迷人。
問：《我那遙遠的呼喚》從2021年發表至今（2024）已有三年，但目前只能透過不同單位舉辦的放映會，才有機會欣賞到這部紀錄片。請問您有沒有想過做商業放映？有沒有計畫在中國大陸播放？
答：《我那遙遠的呼喚》2021年製作完成，就遇到了新冠疫情最為嚴重、電影院都關閉的時候，但因為影片有部分經費是文化部補助，要在規定的時間內公映才能結案，只能先在線上放映一週，到了年底稍微解封才在「府中15」公映，而後便是在2022年的台北電影節亮相。這部影片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做過商業播映。
如果要做商業放映，需要花費很多精力與資源。再考量到票房，這部紀錄片本就不是能讓大家開心的題材。當然為它打廣告，可以針對對中華民國遠征軍有興趣的觀眾，但觀影完畢他們或許會發現遠征軍作戰並不是影片主題，甚至內心可能會冒出「嗯？」的問號出來。在不討好任何類型觀眾的情況下，哪裡會有票房？所以目前以小型放映活動為主，未來也可能在網路頻道播映。
《我那遙遠的呼喚》還沒有和中國方面交流過，但是台中孫立人將軍故居的志工告訴我，他們遇過一位在法國留學的中國觀光客，說在巴黎台灣電影節看到了這部紀錄片，就想來台灣看一看孫將軍的遺跡。《滇緬游擊隊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曲《那山人這山事》，則是在北京獨立影展典藏過，他們想要看到一些不同於自己國家主流敘述的影片。北京獨立影展在中國的影像工作者中算是滿有名氣的，只是它被官方禁止，影片都是私下播映，所以我不清楚觀眾的反應如何。不過很多大陸學者來台期間剛好看到《滇緬游擊隊三部曲》，或是放映會有大陸學生來現場觀影，他們都表示滿喜歡也滿感動的。
問：未來如果有可能，您會繼續拍和孫立人將軍有關的作品嗎？促進轉型正義或白色恐怖等現今主流議題，以後是否也有可能會變成您的拍攝題材？
答：如果預算足夠，或許會考慮拍攝與孫將軍有關的作品，陳上校常常「慫恿」我拍攝。只是這個題材獨力製作真的很困難，主要是募資太辛苦，拍完之後也可能連放映的地方都沒有，因為戲院要自己租，租金是按照票價計算，要考量能不能賣完。歷史紀錄片的表現方式真的與資源有很大的關係，它受不受歡迎也會被當代「主旋律」影響。紀錄片已經是影視圈裡面的「少數民族」，歷史紀錄片更是「少數中的少數民族」；如果做的事情沒有被肯定，容易覺得非常疲憊挫折。
2021年我還有《獨舞者的樂章》，是關於我母親的紀錄片；2023年幫父親出了一本書《李哲洋談樂錄》，接下來打算把我父親和他那一代、六○年代音樂人的故事搬上舞台，覺得他們那一代人很有活力。我父親為了理想燃燒自我，沒有資源卻做得很快樂，可以說是一個別人都清楚就只有他沒看見「時不我予」處境的「傻蛋」。其實台灣有很多這樣純粹、理想主義的人，有這樣的人才會讓國家進步，我覺得他們實在令人敬佩，很值得來拍攝。
雖然拍攝歷史紀錄片會比較辛苦，但未來如果有資源，我還是想做「少數中的少數民族」，這不是為了誰要這麼做，台灣其實要多拍這一類的紀錄片，而且不能只有一種觀點。同樣的主題誰都可以拍、用不同的觀點來拍，敘事性、多元性出來後，大眾才會關心這件事。台灣現在最糟糕的就是不關心這些事，像是屏東的勝利新村，大家可能在那裡買買書、吃吃喝喝，但有沒有想過背後可能有一段悲傷的故事？我是前陣子才知道勝利新村與孫立人的關係，看了一部《沉默的回憶》，在講軍方白恐爆發時，很多孫將軍的高階幹部怎麼趕快銷毀可能的證據然後逃跑的傷心往事，不過這部說起來也是「政治不正確」的作品。台灣為什麼對外省白恐二代沒有興趣、不夠重視？他們也是白恐啊！
注解
[1] 這部分是拜託喜歡蒐集影音史料的記者楊諮宜先生協助。大陸先前有一個展覽《國家記憶》，展出的照片其實來自於美國檔案館。當然美軍隨軍記者拍的照片會是美國的觀點，但有史料總比沒有好。
[2] 李光鈿曾參與松山戰役，為滇西遠征軍，與駐印軍較無關係，故未放入《我那遙遠的呼喚》中。
[3] （編注）屏東市勝利新村（勝利星村創意生活園區）。創作者：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建檔單位：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數位物件授權：CC BY（姓名標示）。發布於《國家文化記憶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