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蔡宏通、蔡文怡《無憾人生：紀念父親 蔡宏通百歲冥誕》一書第54-68頁，〈流亡學生的日子〉、〈我妻嗣雪〉，明體文字蔡宏通自述部分，蔡文怡2020年出版。
文／蔡宏通撰寫，羅國蓮編輯
圖／翻拍自《無憾人生》
懷裡只剩30元
歷經千辛萬苦抵達重慶之時，已是9月中旬，從離開屯溪算起歷時已足足兩個月，是太平時期的四倍時間。本欲報考的兵工學校早已放榜，無奈只能返回旅館，努力自修。此時旅費已用去90元，懷裡只剩下30元，真不知如何是好！到處打探消息，無意間遇到杭高同學宋德元，他是重慶望族，當初千里迢迢去杭州求學。他說：「要得！我可以安排你去我初中母校的空教室暫住，並在該校搭伙，如此一個月僅需5元開支。」於是我就在那空教室裡住了一個月，日夜苦讀。
我以同等學力報考，參加了第一屆的「全國大學統一招生」。第一志願是重慶大學礦冶工程系。該系並非熱門，該校也非一流，但我量力而為、實事求是，果然第一次考試就如願以償。
這是當時教育部長陳立夫主持的一項有遠見的教育措施，凡有志青年，皆可經過考試，及格者依成績及志願分發就讀。凡清寒學生均可享有政府貸金，每人每月8元，學雜費則是全免。
全國性的考試，自然無法快速放榜，奈何那時我口袋將空，借住的學校也將開學，只好和另一位一起借住空教室的難友，兩人租住一小房間，每人每日收費5角，伙食自理。我們便找一小店搭伙，每日兩餐，每人每日飯錢是5角。兩菜一湯，甚是美味，結果飯店老闆嫌我倆食量太大，不想再接受搭伙，只好跟老闆打個商量說我們不會每天都吃兩餐，老闆才願意讓窮學生繼續搭伙。
眼看就要沒錢用，在焦急之時，我倆看見兵工署重慶第九兵工廠，招考培訓品管檢驗人員，我倆立刻前往報考並獲錄取，該廠生產最新的德國製程機槍、步槍子彈。檢驗科長解晉少校，是兵工學校正期畢業生，與我日後的上司六一兵工廠長趙國才是同班同學。科長對我們10位新進人員悉心指導、妥善照顧。在這些日子裡我也學得許多精密製造、大量生產、嚴格品管的學識。
訓練一個半月時，大學放榜了，我們同事中有三人考取，欣喜之餘，立刻打報告請求離職入學。按規章中途離職是要賠償的，想不到科長看了我們的報告，不但恭喜我們還立刻同意向上級轉簽。工務處長也說讀書要緊，不但不須賠償，還多發了半個月薪水，總計7元5角。最後面見廠長李維城，承他鼓勵並批可後，我們三人便告別兵工廠，向大學報到。我經軍訓教官安排，住進了第一學生宿舍的最後一個床位，不消說那是一個靠近門口、遠離電燈的鋪位。所幸後來室友都很友善，互相照顧。
畢業前夕被勒令停學
重慶大學是四川軍閥劉湘創辦。四川素稱天府之國，面積約與法國相當。
1931年，四川內戰休兵；劉湘認為應該創辦大學、振興工業，於是在沙坪壩籌辦重慶大學。先由理學院、工學院開始，聘用留德學者胡書華擔任校長。抗日戰爭爆發，國府遷川之後，中央政府改聘葉元龍為校長，並成立商學院。開辦之初，學生僅60人，教職員工近百人。
劉湘創辦重慶大學，確實盡心盡力，建造宏偉校舍，禮聘天下名師；可敬可佩，禁得起歷史檢驗，稱得上他一生之豐功偉業。他也是響應中央呼籲，親率子弟兵川軍投入抗戰的第一員大將，令人欽佩！
在重慶大學我的第一年大學生活是美好的。1938年11月入學，一下子領到了10月跟11月的貸金16元。我便在第一個週日，步行到30公里外的市中心，採購一番，迄今仍記憶猶新。首先花了2元買了一匹手工土布，以便自行縫製蚊帳，又買了一塊藥水肥皂、一包牙粉、20顆橘子、一斤鹽炒花生。
當時學校的伙食很令其他學校學生羨慕。除了有正式飯廳，木桌木椅，七人一桌；白瓷餐具上有藍色校名，桌上還有醬油、醋跟辣椒醬調味料。每餐除了有上好白飯還有稀飯，每週三還加菜打牙祭，不是全雞全鴨，就是紅燒大蹄膀！每逢三節還有大牙祭。全校有多個伙食團，我們系的夙負盛名，對飯量小的他系女同學歡迎搭伙，不過對飯量大的體育系男同學一概謝絕。
大學第二年學校生活發生大變化，全國雖然同心奮戰，但已筋疲力盡，戰事節節敗退，全國僅剩四川、雲南、西康、貴州四個內陸省，真有朝不保夕之感。重慶開始遭受日軍大轟炸，最慘的一次，防空洞被堵塞，避難的百姓無法逃生，被悶死超過一萬人。我幸好躲在校內，學校又位在郊區，方能逃過一劫。
但是物價飛漲下，貸金雖有調高，生活也日趨艱困。當時有外國教會愛心團體對學生進行救濟，每月大約可吃上10碗大滷麵，再加上20顆大饅頭。可是好景不常，教會經費也日漸緊縮，救濟金停發。對教會的恩德，我感念在心，乃有後來返鄉設置獎學金的報恩行動。另一件感恩之事，便是周開基老師推薦我替他刻印鋼版，以備印刷教材。我利用寒暑假留校時間，足足刻印了近千張的油印版，賺到的酬勞足足可吃上100碗大滷麵，從此與吃麵結緣。
第三年大學生活發生許多改變，首先是分組上課：我選的冶金組，共七位學生。第二是有緣千里來相會，姨母帶我到「流憩廬」拜見了陳之佛教授伉儷，結識了陳家大小姐雅範（學名嗣雪），日後締結美好姻緣，攜手共度六十餘年同甘共苦的人生，當時姨父傅銘九正在沙坪壩附近的楊公橋籌建經濟部與軍政部合辦的染整廠，讓我利用寒暑假到他廠裡幫忙，既有薪水領，吃住也在姨父家，稱得上十分安逸。
但是當時重慶大學發生了學潮[1]，反對不學無術的黨棍來接任校長，我班上的邢傳毅、江詩菽被推舉為主席團成員。即使放暑假，但抗議集會活動仍非常熱烈，所幸我在姨父工廠內打工，一次也未參加，沒有簽名，當然也沒有被新聞媒體或是特務拍下照片。如今回憶起來，那些被迫害退學的同學，都是國共雙方明爭暗鬥的犧牲者。
最後學潮平靜，大學改為國立，教育部也派學者張洪元擔任校長。可是開學註冊報到之時，突然收到通知，說我在暑假學潮中為首鬧事，須受勒令停學處分。這個巨大打擊對我如同晴天霹靂，立刻找同班同學打探實情，得知邢傳毅因其父在貴州大定飛機籌備場任廠長，已被轉往雲南大學就讀；江詩菽是四川大戶之子，也就近轉往武漢大學四川分校就讀。我只好向周開基教授求救，他指示我備妥三年成績單連同陳情書一封，速往工學院長馮簡的宿舍陳情說明，請院長在校務會議中提出申訴。
陳情書的重點是：（一）我以往三年成績、操性、體育皆為甲等。（二）暑假期間，因學校伙食太差，乃離校前往姨父的工廠打工維生；全部假期都不在校內，所謂「國立運動」的鬧事、開會、活動等等，一次皆未參加，有會議簽到記錄可查；既然實情如此，無法接受勒令退學之處分。後來據參與會議人士透露，馮院長親口代述陳情書，並將成績單等文件傳閱各與會教授，並建議學校應收回成命，讓我繼續就讀，與會教授也都同意。
想趁機報復的前主任也只能暗中認輸（原來大一我被選作班長，當仁不讓，曾向系主任羅冠英建議許多改進事項，因此令他不爽，一年後他知難而退，辭去系主任一職，但心有不甘，此次找到機會想對我報復）。
在這最後一年我趕緊交出將與陳廣同學合寫的畢業論文。
姨父也將離開重慶，全家前往湖南衡陽籌辦新廠，我又沒地方蹭飯了。
我雖然已拿到畢業證書，但仍無法找到工作，幸好在劉剛先生的大力安排下進入他們自辦的人和鋼鐵廠，負責管理廠中僅有的一座半噸容量的吹鋼熔爐，劉剛曾是我礦冶系大三的兼任系主任。該廠位於嘉陵江上游山邊，距離沙坪壩陳雅範的家約80公里，前往有便船可搭，順流行舟八小時可達，返回工廠則全需步行，最快也要12小時，交通困難萬分。
我妻嗣雪
1939年我和嗣雪第一次見面時，她可能只有16歲，我則剛流亡到重慶，考上重慶大學。孑然一身在大後方求學的日子裡，能多認識一位長輩感覺好像會多一份支助，我姨父介紹我認識了他的好友陳之佛教授，沒想到從此結緣終身。
我於1942年大學畢業，經系主任余名鈺介紹響應開發大西北遠赴新疆工作，原本打算行前，請在四川受訓的大哥擔任我的家長，先和嗣雪訂婚，後因局勢驟變，新疆工作被取消，我便去藝專幫岳父辦理校長室工作。
1947年（民國36年）7月我和嗣雪結婚，當時我雖已由大學畢業五年，又在大後方重慶工作了三年，但積蓄除了餬口外，僅能夠支付返鄉的路費而已。回到南方將近一年都找不到工作，所以當時結婚費用全賴岳父贊助。
其後蔣緯國將軍利用美軍剩餘物資在上海設廠製造裝甲車，我這個冶金工程師才順利進入龍華兵工廠任職。
1949年春，國共和談之隙，又隨兵工廠播遷至台灣。當時我倆全部財產只有結婚金戒兩隻、50銀元，約等於黃金一兩。
其後因韓戰爆發，美援來台，我僥倖考上留美軍官赴美接受專業培訓，受訓返台後受命擔任有美援加級待遇優厚的油料化驗所所長，任職10年後退役。再因越戰爆發，台灣工業起飛，我協助台灣友人發展冶金工業，收入漸豐，開始有能力積蓄。
嗣雪跟著我早期的生活一直很清苦。她在家中原是一位熱衷書畫的大小姐，又因岳母廚藝極好，嗣雪婚前幾乎不用下廚。來台之後一切都需自己動手，環境磨練使人成長，她操持家務變得十分能幹，又很熱心，敦親睦鄰做得比我好，左鄰右舍都喜歡找她幫忙。
因我最喜歡的娛樂是「摸八圈」，怕她無聊所以早在眷村時就教會她打麻將，結果「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她的牌技比我好，是常勝軍。
1962年春，我們從岳父的老學生香港莫儉溥先生來信得知岳父於南京驟逝，嗣雪傷心欲絕，乃摒除一切外務和娛樂，發憤圖強，專心創作亂針繡。1968年（民國57年）她在台北新公園的省立博物館舉行了第一次亂針繡個展，一鳴驚人，造成極大的轟動，連總統府專門替國家選購足以代表中華藝術品的負責人都親自登門拜訪，嗣雪開始接受政府委託創作亂針繡作，作為國禮致贈友邦元首政要。[2]包括日本首相岸信介、韓國大統領朴正熙、沙烏地阿拉伯親王費瑟、比利時老國王及美國總統卡特，以一幅600美金酬勞，當年算是十分優厚。這些收入也幫我減輕不少財務負擔，而我能幫她的只有動手釘做一些繡花所需的大小木框。
注解
[1]（編注）此可參：〈學校教育與文化事業 （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11-0000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