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立劭口述，陳淑美、羅國蓮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1]
圖／李立劭提供
問：《我那遙遠的呼喚》是一部與抗日國軍、中華民國遠征軍有關的紀錄片。您是台籍日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後代，這對您拍攝這部作品會有影響嗎？您有沒有經歷過心境上的轉換？
答：我在2021年發表的《我那遙遠的呼喚》，是藉二戰的緬甸戰場，探討戰爭及歷史詮釋的議題。在此之前的2010年到2018年間，還有《滇緬游擊隊三部曲》，完整呈現自中國雲南撤退、滯留在泰緬之反共孤軍的故事。其實在拍攝上述作品前，我並不太清楚相關的歷史。
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和這些紀錄片的題材沒有任何省籍上的關聯，生活周遭也沒有遇過來自滇緬孤軍，或參與過中華民國遠征軍的人物。而我的祖父是台籍日軍軍屬，他不是正式的軍人，但在部隊做事，曾經去過南洋；二戰結束後從海南島回到台灣，擔任鐵路局督察，後來因為「明朗俱樂部」案，被認為是參與「共黨外圍組織」，遭到逮捕、槍決。隔年我父親在週記上批評學校被北師音樂科開除，從此遭到有關單位監控，無法再接受正式的音樂教育。此外，我母親的家族其實還有日本人的血統。
不過我的父親在提及祖父及自己的遭遇時，沒有給我什麼仇恨意識。我們家還習慣講國語，我的台語很爛，甚至有人問過我：「你是外省人嗎？」常常被我母親取笑。從小也經常和不同省籍的人相處，例如小時候隔壁有一位老伯伯，我們都叫他「老公公」，他很喜歡抱著我、逗我玩。以前我只知道他是在市場裡做刻印章、打鑰匙、寫書法的小生意，後來才知道他是1949年撤退來台的老兵，才了解他們的經歷是這樣的慘烈。
1990年代我擔任雷驤導演《作家身影》的攝影師，這個系列紀錄片以3、40年代的中國作家為主題，為了拍攝作家故居的現況而去了大陸。課本上讀到的滬杭鐵路，還有魯迅、張愛玲、周作人等作家的故居，我都看到了。而後我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在北京生活過一段時間，認識了大陸各省分不同的人。由於家庭及成長環境、工作及求學經驗，所以我在接觸、拍攝中華民國遠征軍、滇緬孤軍的題材時，完全沒有經歷過心境上的轉換。
但我在拍攝《我那遙遠的呼喚》時，確實碰過「省籍」問題。有一位200師的老兵，問我是不是外省孩子？我回答：「是啊，我是福建來的。」平常我不會這樣回答，因為我們家其實來好幾代了，但我需要拉近和受訪者的關係，和他沒辦法說得太清楚，不然容易有隔閡。為影片前往日本高野山取材，參與了和戰歿家屬吃飯的場合，需要自我介紹，這時我提到我祖父是台籍日軍，稍微拉一點關係，對方才不會感覺怪怪的。
沒有任何相關背景的人，去做抗戰、遷台、孤軍等歷史資料保存這件事，社會才會進步。我們也應該要用歷史的角度去了解歷史，像很多年輕人喜歡逛眷村，可是往往是一種情調，只有消費情調就很可惜。
問：既然您自身與《我那遙遠的呼喚》的題材，沒有任何省籍上的關聯，又是什麼原因促使您拍攝這部作品呢？
答：我會拍攝《我那遙遠的呼喚》，是淵源於拍攝了《滇緬游擊隊三部曲》，但剛開始我並不認為有辦法將中華民國遠征軍的題材拍成紀錄片。而我有機會接觸泰緬孤軍，也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曾經在大愛電視台工作，要去泰北採訪關懷老兵的志工。第一次採訪的地點是泰北的熱水塘新村。一到當地就看到很多村民斷手斷腳，過著悽慘孤獨的生活，覺得非常難過。訪問後才知道，原來他們就是作家柏楊筆下、導演朱延平鏡頭裡《異域》這部作品裡面的人物原型啊！
我們還參加了當地的教師節典禮，發現他們在唱泰國國歌之前，居然一定要先唱〈孔子紀念歌〉[2]，最後再以中華民國國歌結尾，而且很多地方都掛了中華民國國的國旗。身處這樣的「異國」環境，我內心震驚不已：「這……這……這……這不是我小時候經歷過的情景嗎？這裡不是泰國嗎？我現在到底在哪裡？」奇妙的文化反差讓我印象深刻。
在拍攝《滇緬游擊隊三部曲》期間，也協助製作靈鷲山的短片，因而認識了心道師父以及他的特助陳慧興上校。從師父提供的素材照片中，赫然發現當中有個人物怎麼這麼眼熟？這不就是我正在接觸的──後來第二部曲《南國小兵》的主角──馬有福先生嗎？原來心道師父和他是同班同學，也是泰緬孤軍的一員。
問：您提到剛開始不認為能將中華民國遠征軍的題材拍攝為紀錄片，當中的原因是什麼？後來又為什麼開始拍攝了呢？
答：《滇緬游擊隊三部曲》播映時，邀請陳上校觀賞，他看完大呼感動。有一次我們要去泰北清邁、清萊巡演，他嚷著也要去，我說：「我沒有錢耶，我們自己籌出錢來都很困難。」他很熱血的回答：「沒關係，我自費去。」真的買了機票一起去。
在這次對清邁熱水塘新村一新中學這所華校的放映會，我簡直嚇壞了，沒想到居然來了八百多人，第一次遇到這麼多觀眾。活動當中還安排了經歷過戰爭的帶傷老兵親自講故事，孩子們非常感動，第一次發現爺爺、爸爸的故事原來是可以拍片上螢幕的。他們原先不是很了解自己的爺爺、爸爸是華人，為什麼會來到泰國人的土地上，因為即便是僑委會提供的教育，都沒有這方面的內容。
當孩子們看到有人大老遠拍紀錄片帶來給他們看，還把他們的爺爺、爸爸請到現場，那種學習的感覺完全不一樣，所以陳上校在這場放映會後，帶了一大疊資料來，和我說了他擔任駐印度武官時，協助整修中華民國遠征軍軍墓的淵源，很希望更多人了解流落在海外異邦的國軍事蹟，「催促」我拍遠征軍的故事。只是那時候的我無法理解遠征軍是什麼樣的故事，也沒有拍攝經費，無法處理這個主題。
很巧的是，同年孫立人將軍的一位義子回到台灣，想找人拍義父的紀錄片，但我和他聊完，借了三本書看得很過癮，卻發覺相關人物我一個都不認識，什麼線索都沒有。紀錄片一定要有真人，能面對面談話，否則就算我知道歷史實情也無法拍攝。
再過了一兩年，泰緬游擊隊的故事慢慢發酵，我發覺中華民國遠征軍和泰緬孤軍的歷史真的可以做連結。也是從此時開始有越來越多遠征軍、老兵的訊息進來，才發現台灣滿多人對這塊有興趣，有的人是喜歡故事，有的人在做田調，開始覺得或許這個主題可以動了。
決定開拍《我那遙遠的呼喚》更關鍵的因素，也是協助靈鷲山心道法師去緬甸北部拍專題，正好與遠征軍當年活動的地點重疊。雖然拍的是宗教事業，但中間休息常碰到很多與遠征軍牽連得上的人物。有了可以面對面談話的「真人」，頓時覺得中華民國遠征軍這個主題「有線」，那就開工吧！於是從緬甸著手；當地的華人大部分是因為二戰留下來的，多多少少都與遠征軍有些關係。
問：在當今的台灣社會，相較於促進轉型正義或是白色恐怖等的題材，您拍攝中華民國遠征軍、泰緬孤軍的紀錄片時，會不會擔心「不主流」？
答：2010年至2021年這10年間，發表了《滇緬游擊隊三部曲》、《我那遙遠的呼喚》，讓我有點被定位，別人會覺得我就是在拍老兵、戰爭，覺得我的政治立場如何如何。主流的立場確實會影響到藝文界的立場，有人是自願的，有人則是不知不覺被影響。
我選擇拍攝題材的時候，不會考量「主流」或「不主流」，而是一個題材如果沒有人為它講話，但我認定它很重要，就會想去做做看。這又必須要走入歷史現場，才能知道重不重要，不是讀了書、看了新聞，就能做出判斷。像在拍攝《滇緬游擊隊三部曲》時，台灣社會對於孤軍的熱頭早就過去，但是我去了泰北，對他們承受那麼多年苦難的感受很強烈，所以決定做下去。
《我那遙遠的呼喚》在聽陳上校說明中華民國遠征軍的資料時，由於生活周遭沒有這樣的經驗，我感受不到樣貌，不知道如何處理。但實際去了緬甸訪查，碰到與遠征軍有關的人物，和他們聊，發現遠征軍真的留下很多足跡，這甚至可能就是他們生命唯一的印記。拍紀錄片的人通常喜歡留下什麼，我單純就是想要把遠征軍的印記留下來；留下來之後，愈挖愈多連結，再看如何串起來，就會變成下一個課題。
問：請問片名「我那遙遠的呼喚」有什麼樣的意涵？片名是一開始就確定的嗎？如何用敘事將遠征軍的題材講得大家都能理解？
答：《我那遙遠的呼喚》是指因為戰爭而滯留在海外那些靈魂的呼喚，呼喚大眾不要遺忘了他們。片名在決定拍攝後就確定了，不過「探討戰爭及歷史詮釋的議題」，是到了中後段的拍攝，才發覺需要這個方向。
陳上校看完影片後曾說：「打得不夠厲害，沒有坦克飛機！」原先我確實也想要拍遠征軍的厲害，想要拍緬甸戰場作戰方面的內容。但實地走訪之後，發現這場仗美國人、英國人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中華民國遠征軍並沒有完全主導這場仗。如果要重現戰爭場景，我最多也只能局部重現；區區一點經費，給人家做動畫十分之一的錢都不夠啊！不過即使有資金，我也沒想過要做戰爭場面的動畫。
我的拍片方式是「觀察式」，觀察要看導演站在什麼樣的立場。假設是站在把歷史資料純粹當作素材的立場，純粹只靠文獻和自己的刻板印象，使用很美術、純影像的方式來表現，像做一個實驗的美術作品，或許可以得到很多獎，但我不習慣這樣運用歷史資料，特別是歷史事件中的人物：他們不是素材，他們是活生生存在的人物，我必須站在對方的立場。如果能在人物生前採訪到他，算是跟他有緣；如果他不在了，也要想辦法找到他的後人、相關人物，和他們訪談。可能我比較老派，認為一定要呈現「人」。當然如果資金足夠，是可以使用一些動畫輔助，先前就有人做過，只是能做好的並不多。
歷史的呈現、書寫很奧妙，想完全客觀來談是不可能的。一部片子累積到很多資料，要賦予意涵的時候，就會遇到一個大難題，也就是拍片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剛拍完印度的部分，我覺得還滿有故事性的，可是拍到了緬甸，就覺得缺少一個觀點，好像只是在講故事，而且越拍越覺得像是中共中央台的作品，如果拍得雷同，哪還需要我來拍？
幸好文化部補助經費的審核評審馮賢賢女士，看完毛片後點出：「你是出生在台灣的人，你會怎麼看這件事？」我被這句話「打」到，開始思考我的觀點是什麼？如何讓影片不只是講故事，不會變成宣傳大於史實，如何與台灣連結？然後想到我的祖父是台籍日軍軍屬，如果從台籍日軍去看這件事，台灣的歷史在二戰要怎麼看，或許會有不一樣的視角，於是確定了探討戰爭及歷史詮釋議題的主軸，並且決定後半段轉往日本這一塊。如此，《我那遙遠的呼喚》「呼喚的靈魂」就不只是中華民國遠征軍，還包括台籍日軍、葬身在緬甸戰場的日軍等。[3]
注解
[1] （編注）李立劭導演三篇訪稿的部分內容，來源於他在2023年9月26日中研院「紀錄片放映暨導演映後座談」所講述的內容，以及提供給我們的故事大綱。
[2] （編注）1934年國民政府訂定8月27日為孔子誕辰紀念日，並令教育部製作紀念歌。〈孔子誕辰紀念歌〉以《禮記‧禮運‧大同篇》「天下為公」一段文字為歌詞，由國立音樂專門學校譜曲。詳情可參〈孔子誕辰紀念日案（二）〉，《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51616-00003-003。
[3] 還有一位對歷史很有興趣的朱賢哲導演看完毛片認為，各段呈現的順序對外國人來說可能會看不太懂，需要先講二戰，再講抗戰，誰跟誰打、誰撤退到哪，要先把來龍去脈建立起來。但我考量到對於台灣的年輕人來說，很難理解為什麼要派部隊出國打仗、這場仗究竟有什麼重要，因為他們無法體認，當年整個沿海被日軍封閉、被困在大後方，這起碼要80歲以上、有過流動經驗的人才能理解，我必須建構這個概念，就無法再去敘述來龍去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