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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施百鍊著、曹永洋編校，《士林的人與事》一書中之第5─10頁，原標題〈我初次當老師〉，曹永洋於2009年10月30日再版。
文／施百鍊撰寫，郭以涵編輯
圖／士林國小提供
不會說國語的我，在光復後成為小學老師
民國34年的10月末，有一天光復後接任士林國小的蘇進傳校長到我家來，他跟我同鄉，是湳雅人，又是我小學六年級的農業科任老師。他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施先生，你到士林國小來當老師吧！」我說：「我是工業學校畢業的，不是師範學校正科班，不但不會教書，而且也不會說國語。」他說：「在本地像你這樣的知識份子不多，說國語嘛，凡是台灣人大家都不會，連我也不會說。我們可以一面學習國語一面教書啊！現在日本老師都要回去了，所以級任老師缺額很多，你從11月1日開始來上班吧！」我那時候剛畢業不久，也沒有去公司上班，於是11月1日硬著頭皮到士林國小去報到。
第一天去接「四年竹班」。老師和學生都不會說國語。那時學生已受過三年的日語教育，所以「算術」和「理科」的課程先教，而且仍然使用日語。那時候我的「日語」最流利，「台語」只懂一點點，至於「國語」就完全不會說了。每天下午四點半放學後就和幾位老師到台北的「光華國語補習班」去學國語。晚上在家裡和叔公學「三字經」、「論語」等都用台語發音。所以我的國語和台語是同時學的。上國語補班先從「ㄅㄆㄇㄈ」的注音符號學起。那時候不是直接教學法，整個補習時間教發音「ㄅㄆㄇㄈ」，一個禮拜後才有拼音練習，過了兩個禮拜後才學習單句，其間過程非常辛苦。要不是想當老師，我就不會堅持學下去了。有趣的是在補習班一天學了五、六句，第二天到教室只教學生兩三句，這樣現學現賣，但必須留一半，捨不得全部教完。
這樣一個月後比學生多懂了五、六十句，兩個月後就多懂了一百多句，有空時自己翻辭典背單句，又怕發音錯誤，時常和同事互相切磋練習，這樣比學生多懂一點才像個老師。因為那個時候沒有正式的國語課本，你想教什麼就教什麼。如果那一句話不會說，就用日語，當時的情形可說是國語、日語、台語三種語言混合並用，回想起來真是有趣極了。那時的學生都是鄰居的孩子、朋友的孩子、同鄉的孩子，都是純「士林人」，沒有其他縣市的孩子，沒有外省人的孩子，所以我如同在教自己的孩子一樣，既熱心又付出全部心力，而且非常愛護自己的學生，師生打成一片，所以每一個學生都進步神速。我把這一班級整整教了兩年半，直到畢業為止。這一屆學生是我初次當老師後的第一屆畢業生，現在這些學生也七十歲了，成就都很大，在社會上的貢獻也不少，這是我自己覺得非常安慰的。
民國35年在潘銀貴校長的請求下，國語推行委員會派社教館王館長親自到士林國小來教老師們的國語，時間是每個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王館長是北平人，國語發音很標準，當時本校教師還不到三十人，他就個別指導發音，一一改正，因為他的長期指導，我們進步也很快。他常常說曹寶老師和陳寶玉老師的國語發音最標準。當時的教導郭明峰主任的國語也不錯，他在下班後也常集合老師們研究國語，所以不久我們就可以完全自如流利的使用國語教學了。
民國35年時，全校都沒有科任老師，級任老師等於包辦制的全科老師。級任老師什麼都要懂，而且社會科還細分公民、歷史、地理、自然四科。只有初中升學考試時才合併為常識一科。為了要教好學生，我不管那一科都要深入研究。教公民必須研究三民主義，中國的倫理文化等。教歷史必須知道各朝代的盛衰，以及歷史的來龍去脈。教地理必須教學生繪圖，使學生能了解地勢、物產、交通及各都市，並且配合地圖教學。自然科我懂得比較多，和我在日據時代學的差異不大，只是稍為注重科學實驗而已。
重新惡補中國史
為了教歷史我就認真研究，日據時代所學的中國歷史是包括在「東洋歷史」裡面，不過大略的提一提而已。所以我就到台北的書局購買中國歷史讀物，無論是正統的歷史或歷史故事都買回來，可是大部分是日文書籍，只有少數幾本是上海書局出版的中文書。好在當時的我，日文比中文強很多，所以把所有日文的「中國歷史讀物」都買回來。我大量涉獵歷史故事，如三皇五帝；蚩尤吐煙霧，黃帝以指南針破它；舜是孝子，為中國二十四孝之一，後母叫他修理古井，從上面丟大石頭要陷害他，龍神出現以頭抵住大石，以尾巴挖洞救他，後來堯帝把帝位讓給舜；紂王暴虐無道，叔叔箕子勸他不聽，紂王挖箕子的心肝，太白金仙指點他不說話向東走，妲己變賣菜老婆賣「無心菜」來害他……等。
我教歷史時學生不必拿出課本，整節課都聽我講「歷史故事」，最後留五分鐘歸納課本內的重點，所以學生最喜歡上歷史課。每一次歷史課鐘聲一響我站在講台上，學生先是熱烈拍手歡迎一番，然後靜靜的坐著等聽歷史故事，連劣等生在這時都分外認真起來。我雖然都在講故事，但是考試的時候能得一百分的學生竟有四十多人，而全班的歷史平均分數都在「九十五分」以上呢！
地理課上的「支那大地圖」風潮
我教地理一向都是在黑板上掛一幅大地圖，並在小黑板用粉筆繪空白地圖，一面教學一面看大地圖，又在空白地圖繪山川、鐵路、都市、物產……等。每一個學生也在簿子上各自繪空白地圖，添上山川、鐵路、都市……並用彩色筆著色。學生繪圖時我走到各排座位巡視，發現位置偏差的給他改正，著色不美的替他畫上幾筆。因此大家上地理課也發生濃厚的興趣，因為地理位置正確，又親自動手繪過，所以記憶深刻能夠牢記不忘，成績進步自然可觀，每次月考的平均分數竟高達九十分以上。
有一次我上地理課時在教室掛了一幅中國大地圖，可是標題印著「支那大地圖」。那時候各書局都還沒有賣中國印製的地圖，所以只好拿出這一幅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大地圖派上用場。我教學時當然說：這是「中國」，不說「支那」，在認識地理位置而言，效果應該是一樣的。很不巧正在進行教學時，台北縣政府的羅督學（外省籍）走入我的教室，我來不及把地圖收下來。他看到「支那大地圖」幾個大字後立刻大發脾氣，罵我「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我回答說：「當然是中國人」，「中國人不可以用日本人印的地圖」。他還請潘校長來詢問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潘校長一時也無話可說。光復不久，學校沒有經費，市面上也無法買到中國人印的地圖。如果有「中國地圖」而我不用，故意用「支那地圖」那是我不對，但叫我不准用「支那地圖」那就沒有道理了。教地理如果沒有用地圖，學生就不知道地理位置，這樣教地理等於盲人摸象白費力氣。這件事雖然是近六十年前的事，但在我的腦海裡，仍然歷歷如昨。
不久我和黃德杉老師、楊樹忠老師三人合作，自己動手繪製教學用大地圖，我負責繪五年級的全部教材，他們二位繪六年級教材，每一課一幅或兩幅。買了二百磅的道林紙，兩張接在一起，用鉛筆先在紙上畫格子，把小地圖按比率放大，然後著顏色，寫地名，完成後還自己裱褙。這些工作都是利用課餘的時間和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進行的。這樣整整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全部過程真夠辛苦，但是當時很年輕，做這些工作，覺得樂在其中，不以為苦。那時候恰好台北師範學校舉行台北縣市的「教師自製教具比賽」，我們把整套一百多幅自繪地圖搬去比賽，結果得了「超等」獎，也就是「一等」之上的大獎，來參觀的人士看了都嘖嘖稱奇。這樣給士林國小爭了很大的面子，潘校長非常高興，我們也得了很大的安慰，覺得花費的心血沒有白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