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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2024年5月24日中央廣播電台「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特別節目：「黃埔建軍百年系列」，主持人楊憲宏，受訪者為軍史學者徐全。
文／徐全主講，楊憲宏訪問，蘇香霖、汪琪整理，蘇香霖編版
楊：黃埔建軍、建校發生在中國廣州。那時的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不過還是有很多臺灣人，認同的是中華民國，由於不滿日本殖民統治，他們前往中國大陸，投考黃埔軍校，成了早期黃埔的一分子。[1]
不過他們的故事和人生，卻又和傳統的黃埔大歷史敘事有所差別，反映了臺灣人在國際、中日、兩岸的特殊背景下，滄桑和複雜的處境。這不只是當時臺灣人命運的寫照，也可以為當下台灣社會帶來啟發和思考。
當時投考黃埔軍校的臺灣人，跟其他在中國報考黃埔的軍校生有什麼差別嗎？
徐：有很大差別。由於臺灣當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所以臺灣人當時投考黃埔軍校，首先他們在學籍卡編輯資料上，因為軍校培植軍人，所以他們寫的籍貫都寫福建 而不是寫臺灣，以防如果被日本方面發現，會牽連到在臺灣的家人，這是當時比較統一的作法。第二個跟一般在中國大陸投考黃埔軍校青年人不同的，是臺灣人渡海參加黃埔，很多其實都懷帶有大中國主義以及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實現臺灣光復的心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霧峰林家的一位後人林正亨。
國、共和民進黨眼中的英雄
林正亨在1934年從廈門到臺灣探親，跟日本警察發生衝突，被日本警察搧了一記耳光。這一記耳光改變了他的人生命運；他下決心要把日本人從臺灣趕走，所以他回到廈門後，毅然決然投考黃埔軍校，這是年輕人基於愛國熱忱。
更早期，著名的李友邦將軍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他是臺灣精英，更是早期深具祖國意識，要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實現國家統一的典範。基於這樣的緣由，李友邦在1920年代，廣州黃埔創校一開始就入讀黃埔，也見證了黃埔前幾期學生的國共紛爭：搶人頭、械鬥等國共之間的衝突，李友邦將軍都是躬逢其盛、參與其中的。
對於當時的臺灣人而言，包括抗戰時期臺南的很多精英，在中國大陸的一些城市，比如武漢、重慶當時舉的標語，在群眾集會當中兩個字「復疆」，都是早期臺灣精英非常典型的，在漢民族意識與日本人殖民統治之間巨大的矛盾跟掙扎之下所作的選擇。
為什麼會強調這一點呢？早期的臺灣人參加黃埔軍校，動機非常純粹，目的非常高尚，願望也非常單純。黃埔的軍校當中，臺灣人和其他入伍生很不同的一個地方，是他們是有一點帶著國仇家恨和來自殖民地同胞的感受去加入黃埔大家庭的；這是他們很大的特色，但也比較隱密、低調。
楊：後來聽說《黃埔軍校臺籍軍官案》，這是怎麼回事？經過什麼過程？如何理解？
徐：1949年黃埔從中國大陸四川成都撤離之前，臺灣已經光復，但臺籍的黃埔生在軍校接受訓練的期間，臺灣發生了228事件。我認為這是臺灣史一個巨大的轉折點。這些身為軍官軍校生的臺灣意識開始萌芽，當中有人主張改變當時國民政府在臺灣的統治方式，採用比較溫柔、或體制內的變革方式；有的則比較激進。
黃埔的臺籍生畢業後，黃埔軍校也遷到高雄鳳山以後，其中有一部分人和早期推動臺灣獨立運動廖文毅[2]的人馬，發生了橫向聯繫。有一部分人想能不能用比較激進的武裝暴動武裝革命的方式，把國民政府的統治給推翻掉，有這種想法在當時是非常冒險的，因為這已經是228之後，臺灣在白色恐怖籠罩下風雨飄搖當中。但是臺籍的黃埔軍校生膽子特別大。事情破獲之後當然逃的逃，關的關，處決的處決，
2018-2019年，促轉會成立以後，這個案子的判決被撤銷，不過黃埔軍校臺籍軍官案顯現出2個問題，第一、並不是所有的臺籍黃埔生都具有祖國意識，也並不是所有人都具有本土意識。當時臺灣人的認同狀況，是處在一個非常混沌矛盾交錯複雜的一個狀態當中。有一些臺籍黃埔生非常認同中華民國的體制、文化以及背後的意識形態。所以這一群臺灣人在白色恐怖的初期，做法似乎和民進黨早期的前輩施明德有點像；他也是陸軍官校畢業的，反而是在校期間接受了獨立運動的薰陶跟訓練。早期一些臺灣精英，尤其在50年代能上學讀書，受過基本國民教育的，顯現出他們其實對臺灣當時的地位處境跟前途，已經有了思考和想法。
楊：所以剛剛講所謂的黃埔軍校的臺籍軍官案，剛剛提到說抓的抓、殺的殺，到底是一個多大的規模？
徐：規模在當時其實蠻大的。這涉及到兩個部分：臺灣戒嚴的年代，國民黨最大的敵人就是三合一(中共、臺獨、臺獨的同路人民進黨)，對於1950年代的國民黨政府而言，陸軍官校被視為精神堡壘，是一個銅牆鐵壁的鋼鐵長城，絕不能出現投共或臺獨這兩種情形。官校生是一群學習了軍事知識，掌握軍事技能的青年，如果他們和廖文毅──不知道應該稱他為「土獨」還是「洋獨」──產生橫向的交疊，那在當時戒嚴體制看來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可能臺灣的精英們都會知道，這種案件凡涉及到軍隊的，像以前國防部次長吳石的案子，但凡涉及到軍隊，涉及通共、叛亂、臺獨，一般處理起來一定是從重、從嚴、從快。
舉一個很典型的、和228有關的例子，就是剛才提到的林正亨。他出自霧峰林家，因為被日本警察搧的一個巴掌，參加了黃埔軍校，以非常優異的成績畢業後，參加廣西的桂南會戰，就是著名的崑崙關大捷，又跟隨中華民國遠征軍到緬甸作戰，還負了傷；在當時他被視為抗日英雄，是受過勳章的。在中華民國史的脈絡當中，林正亨是一個典型。
負傷以後他到大後方，暫時的首都重慶去療養，但是療養期間他的妹妹把他吸收加入中共的外圍組織。自此林正亨的腦海中，左翼的思想就開始慢慢萌芽，而且本來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臺灣的知識精英本來就具有這種左翼的土壤，像蔣渭水、連溫卿都是比較左傾的，只有更左沒有不左；左翼思想是當時臺灣人的熱潮。所以林正亨本來就有左翼思想的種子，在重慶又被中共的外圍組織影響，就加入其中了。結果白色恐怖時期，因為幫助中共在臺灣發展組織被破獲，但因為他是霧峰林家成員又是抗日英雄，而且當時的國民黨很需要這樣的典範：深具祖國意識的臺灣人到祖國參加抗日，國民政府不想把他貿然處決，但這樣的人最後卻參加了中共，對國民黨而言是非常難堪的事，所以用盡各種方法對他勸降，意思就是：寫悔過書可以不死。但他很有氣節，堅決不寫悔過書；1949年5月，在《懲治叛亂條例》通過之後，他成為第一個適用《懲治叛亂條例》第2條第1項「唯一死刑」（也是臺灣人俗稱的「2條1」）處決的臺灣人。
林正亨被處決以後，他有一部分家人，例如他的妹妹就去了中國大陸。走了像謝雪紅這樣的路，去了對岸生活。臺灣白色恐怖結束以後，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後，他的事蹟開始慢慢的被人知道。1980年代，中共將他追認為革命烈士，到了促轉會成立以後，又宣布將他的判決撤銷掉，把他認定為政治受難者。
臺籍黃埔生除了林正亨和1950年代被槍決在新北碧潭的李友邦將軍，還有嘉義人陳復志直接參加了228，也是悲劇。1930年代，陳復志在南京的黃埔軍校（即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參加對日抗戰，他的妻子是南京人。228發生的時候，嘉義水上機場爆發非常有名的一次戰役，民眾請陳復志出來主持大局，不料國軍來了以後開始鎮壓。當時李友邦和陳復志都有另外一個身分，就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在臺灣的積極骨幹分子，所以他覺得可能跟國軍與國民黨溝通，結果陳復志去跟國軍談判後，人就被扣住，再也沒回來，幾天以後就被處決。
以前大家關注這一群臺籍精英，焦點在林茂生、王添燈和陳澄波這一群文人知識分子，他們熱烈地迎接祖國光復，然後期待出現巨大的落差和衝突；但其實同樣的，當年到對岸去投效國軍的臺灣人，也一樣出現了巨大的落差和衝突。就像早期在黃埔文化薰陶下長大的陳復志、李友邦和林正亨，他們的人生際遇悲慘，而複雜的脈絡和背景，也顯現出臺灣直到今天為止，社會內部的狀況。
臺灣人在中國近代史的角色
楊：您怎麼看落在這個時代夾縫裡的臺灣？我們這一次是在談黃埔，用黃埔作媒介，我們怎麼界定臺灣人在中國近代史中的角色？現在有辦法論定嗎？
徐：有一部分其實是可以認定的。在中國現代史的變局當中，臺灣人沒有缺席過，這是事實。從晚清到辛亥革命，中華民國的開國，像剛才提到的林正亨，他是黃埔軍官，霧峰林家對於中華民國開國、到黃埔建校、到國軍的東征北伐，他們真的是慷慨解囊，板橋林家也一樣。所以臺灣人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一方面爭取自己的權益，比如透過議會請願運動廢除《六三法》，另方面，當時的臺灣人沒有放棄對於故國山河的使命感。臺灣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詩人、醫師與社會運動者賴和，有一次到了中國大陸，他在東北所謂滿洲地區，看到當時日本人在臺灣很耀武揚威，在東北也很耀武揚威，他心情很糟糕，就寫了一首感懷詩，意思是「為什麼漢人生活得這麼悲慘」？用中國網路流行語講，就是生活得這麼「憋屈」？他希望有一天漢人能夠有出頭天的日子。
像賴和這樣很本土的文人，大多都有同樣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懷。當時中國大陸最時髦的，臺灣人都有參加：黃埔軍校很時髦，臺灣人參加；中華民國開國反清革命，臺灣人也參加，然後中共開始共產革命了，臺灣人還是參加。當時在上海給林木順這些早期臺共教課的老師，就是中共領袖瞿秋白。臺灣人當時追求左翼的這種浪潮，真的沒有停歇過。連賴和本人，還有臺灣很有名的本土革命家王敏川對於左翼思想馬克思主義的追求，一點都沒有落在時代潮流的後面。也因為這個原因，國民政府到臺灣之後，一開始把賴和、王敏川視為抗日義士，過世以後把他們入祀到忠烈祠，後來說他們是匪諜、是共產黨，又把他們的牌位從地方忠烈祠移走。一直到2000年以後，才把他們的牌位又重新放到地方忠烈祠裡去。
我在研究臺灣地方忠烈祠的時候，發現這種情況很少見；牌位已經進去了又移出來：入祀、除祀、復祀。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那年代臺灣歷史的大潮流，中華民國的建立臺灣人沒有缺席，國民黨這邊，黃埔傳承他們沒有缺席，中共革命他們也沒有缺席，這樣一來最後就帶來了問題：中國近現代史當中出現的很多的衝突矛盾，也會內化到臺灣人，比如說國共之間的戰爭衝突創傷，臺灣人也會跟著一起承受，這個可能就是臺灣人在那個時代當中，所具有的一個讓人覺得非常感慨的角色，甚至還有到滿洲去當了外交總長的謝介石先生，這些說明當時的臺灣人其實蠻活躍的，每一個潮流都有參與，都沒有落後。
楊：這樣的一個局面我們要怎麼解釋？在黃埔的概念下，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回頭看，臺灣人一直在這樣尋求自己的定位。在1945年以後，日本戰敗，當時臺灣的仕紳和知識階層的人分成不同的想法，一種當然是就地獨立，第二則是跟中國一起建立一個新國家。
在國民黨蔣介石的時代，內部矛盾難以避免，可是在毛澤東囊括整個中國以後，臺灣便成為中國的敵人，因為他的對手到臺灣了。當然在那個情況下，臺灣人願意或不願意都得和國民黨站在一起。這也是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就是看到很多的「不願意」，但是也有看到很多「願意」。所以臺灣人之間一直在議論這些事情；臺獨的意念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有人說臺灣人很精算，如果中國的確有希望，那我為什麼不跟中國在一起？如果中國沒希望，那我就走自己的路。
所以你怎麼從黃埔看這件事情，你一直在明示暗示說這種命運，今天站在這種國際的大形勢底下臺灣人的選擇，跟中國之間的關係要如何定位？其實又來了一次非常精算的機會，對不對？
徐：從歷史的角度，我會覺得非常疑惑。比如廖文毅，國民黨當年可以寬容對待廖文毅，但是反而把參加過黃埔的、參加過國軍的、參加過中國抗戰的，這些當年跟隨國民黨的這群臺灣人，從李友邦到林正亨到陳復志，反而全部都處決了；但凡當時1947年到南京去參加過制憲國大的張七郎他們這一群國大代表也槍決了，其實如果那個統治是一個正確的統治的話，這些人其實是國民黨在臺灣最大的中堅力量跟支持者；直到今天為止，陸軍官校畢業的都是國民黨意識形態最堅定的守護者，是什麼原因導致國民黨將自己培養出來的，或者說自己的擁護者、支持者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或者說直接用消滅肉體的方式處決掉？當年的國民黨體制和臺灣人的生活方式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跟衝突？這是思考今天臺灣前途命運未來的時候，更要去以古鑑今的一個問題。
在我看來，張七郎，林茂生、王添燈、陳澄波，還有林正亨、陳復志，不論是文還是武，他們都是深具祖國意識的，就是您剛才說的要跟國民黨一起建設一個新中國的，結果最後通通被國民黨當作敵人消滅掉了，我覺得這個可能不僅僅是一個歷史悲劇的問題，他留下一個巨大的哲學問題，國民黨或者說類似這樣的政黨所代表的一種生活方式、意識形態、政治文化，到底哪個方面跟臺灣人出現了巨大的格格不入？ 這種格格不入到底是甚麼？這個永遠都值得思考。
楊：也許我們從某種歷史情境去看，1949年國民黨在中國戰場失敗了以後來到臺灣，必須承認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自信；所以殺戮是來自於失去自信。時代的悲劇就在這裡，臺灣人因為日本的統治而變得太聰明。日本真正留在臺灣的，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有科學基礎，然後臺灣那麼多人都讀科學，兩種科學：醫學和農業。這些人聰明的程度，我們現在回頭來看，是蠻高的。
所以國民黨失敗，其實是應該要謙虛的，結果不是，所以衝突一直持續到今天。我覺得李登輝總統時代開始對228事件表示道歉，所以國民黨在某種程度還維持一點香火；它在地方執政也還是有成績的，並不是完全失敗，只是總統選不上而已。所以這個衝突還在延續，徐全你的研究還沒結束。
注解
[1] （編注）臺籍黃埔生相關文獻：(1)林德政，〈臺籍黃埔生及其境遇〉，《臺灣學通訊》第101期（台北：台北縣中和，2017），頁13-15。(2)林德政，《在中國革命的道路上：歷史巨變下的臺灣人》（臺北：五南，2022）。
[2] 廖文毅主要的活動範圍在日本，後來到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