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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2024年5月16日中央廣播電台「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特別節目：「黃埔建軍百年系列」，主持人楊憲宏，受訪者為軍史學者徐全。
文／徐全主講，楊憲宏訪問，蘇香霖、汪琪整理，蘇香霖編版
不論是作為黃埔老兵，還是中華民國遠征軍的戰士，那是他當年最自豪的身分，意味著槍林彈雨，意味著與日軍面對面真刀真槍地進行廝殺，意味著九死一生命懸一線，也意味著飢寒交迫赤腳千里，徘徊在生與死的邊緣，也意味著遠離父母流落他鄉，與親人相思兩茫茫，這是他個人的榮耀，也是國軍的榮耀。而作為平民的他，充滿了滄桑、冤屈、遺恨、淚水、悲傷，這是他個人的悲劇和遭遇，但又何嘗又不是全體中國人的悲劇與遭遇？
──徐全
楊：今年是黃埔建軍、建校百年。回顧歷史，在中共官方熱鬧的黃埔百年慶典之外，我們不能忘記還有一群留在中國大陸的黃埔校友，也就是當年的國軍官兵和退役人員。這些國軍──也就是中華民國──老兵被迫捲入中國歷次的政治運動，從1950年代開始的鎮壓反革命到後來的反右派、甚至是文化大革命，飽受折磨、歷盡滄桑；許多人的處境到今天仍然艱困。為什麼？他們到底做錯了什麼？在中共眼裡，他們究竟是「民族英雄」還是「階級敵人」？
首先我要請教徐全老師，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留在中國的國軍官兵，社會處境普遍的情況是怎麼一回事？
徐：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留在中國大陸的國軍老兵有幾種不同的類別，一種是起義投誠的，就是在戰爭當中投向了中共。另外，有相當一批，是參加過對日抗戰，在抗戰勝利的時候就已經復員或退役的，他們就是平民，只不過曾經是國軍。還有一批在戰場上被俘虜的，初期的時候中共官方對於是俘虜的，或者說參加到共軍當中的這些國軍，基本上是把他們原來的部隊拆散，不願意當兵的發給路費，讓他們回到原籍。
1950年代初期，社會整體還比較平靜，很多人可能認為只是像過去歷次的改朝換代一樣，換了一個政府而已。但1950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社會上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化，無論是曾經加入中共的，還是被俘虜的，還是參加過抗戰而後來根本沒有參加過國共戰爭的，只要曾經當過國軍，很多都會被視為是「歷史反革命[1]」，被冠上「歷史反革命」的罪名，之後就是無休止的批鬥。
他們當中很多人都受到勞教、管束或鎮壓的待遇，有的人從1950年代一開始就被視為「階級敵人」，或者「鎮壓對象」。到了50年代中期──或者說到了反右派、文革時期，反革命又分為兩種，「現行反革命」，和「歷史反革命」。一般所謂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反革命」就是其中之一。
國軍老兵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整體狀況非常不好。而且不僅僅是他們，連他們的親屬親人都會被稱為「反動家屬」，所以當時對他們有幾種不同的「蔑稱」，一種叫做「歷史反革命」，還有「國民黨殘渣餘孽」或「舊政權的殘渣餘孽」、「反動派」，他們當中很多人都要接受勞教。如果不接受勞動教養，沒有被送去勞改農場的，在當地也會受到監視管制。因為在中國大陸的刑法當中，有一種刑叫作「管制刑」，也就是接受群眾的監督改造，這種犯人的家屬──子女、配偶、父母──都會受到牽連，處境也會非常糟糕。
例行的每逢一些重要的日子出來接受批鬥，這還是正常的；比較糟糕的可能因為一些小事，最後就會被安上一些特定的罪名，我曾經訪問過的一位國軍老兵就被汙衊，稱他「偷越國邊境」，被抓去坐牢。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非常的多；而且這不是個案或孤案，是普遍的現象。基本上在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國軍老兵在中國大陸是被壓迫的一個群體。
楊：徐博士這中間有多少人是黃埔背景啊？
徐：有黃埔背景的很多，而且黃埔背景主要是集中在軍官當中，因為黃埔本身就是培養軍官的。我曾經採訪過一位國軍軍官劉華（已過世），去年我曾經將他的故事寫在台灣的媒體上，我以他的一個例子來說明黃埔軍官在那個年代當中的遭遇。劉華是1922年出生，他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他的父親畢業於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他的母親曾經就讀於北京女子中學。
1929年劉華7歲的時候，他就跟隨父母移居到了湖北武昌，在武昌開始了求學生涯。在1937年七七抗戰前後，他成為一名陸軍官校的學生，正好陸軍官校從南京開始西遷到成都，中間有一段時間在湖北。那時候是1937年的11月，在抗戰的烽火當中，他成了陸軍官校第15期第一總隊第二大隊第六中隊步兵科的學生。
在戰時狀態，黃埔的培養都是速成班的狀態，他在上課的第2天，連隊長就給大家來教授步兵操典綱領第一條：建軍之目的。當時我給他做口述的時候，他提到國民革命軍就是以求得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為目的，凡侵犯我領土主權者，必須防止而殲滅之以完成我軍人唯一之使命；那時候他就知道了作為國軍的信念。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940年的7月，他在黃埔完成了全部課程，被分配到當時國軍的新編第11軍，也就是後來的第八軍，參加了抗戰。從此在這個70多年以後的人生歲月當中，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父母。1949年以後，也因為他自己曾經是國軍，根本不敢跟家中聯繫，一封信也沒有寫過。這就是他的一個狀況。抗戰時，他的部隊從湖北輾轉到雲南、湖南、廣東、貴州，可以說是經歷了大時代的烽火。那個時候他們還接受了美軍的訓練和美式裝備，這就是他經歷抗戰的過程。
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他的人生就出現了變化，一個最大的變化，是1949年昆明盧漢掛上了五星旗，在這個之後，當時的劉華，黃埔11期的畢業生，在國軍第八軍撤退的時候他被俘了，為什麼會特別提到第八軍呢？因為第八軍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泰緬孤軍異域的一群，去了泰北，有一部分人被打散了，沒有跑得掉的劉華就是其中之一。
被俘後，一開始他被分配到水泥廠當中的工作，後來他就被判刑了。當時我問過他為什麼會被判刑？不愧是受過軍校教育的，他說他是敵對陣營的人，所以當然知道這個結局在所難免。
他被俘以後，一開始被編入教導團，和所有的俘虜編在一起。那時候他想逃跑；在過程當中，他對政治學習表現出很強的抗拒，所以這就成為他的罪名。1952年，他被以「組織投敵與人民作對」這個罪名（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罪名）被判了7年。；那正是全中國上下進行鎮壓反革命運動到達高峰的時候。1958年他在雲南省第一監獄服刑，刑滿釋放後，他轉到了昆明的一個磷肥廠去工作。但仍被監視，沒有個人人身自由。對此，他講過這樣的一句話：雖然似乎比在監獄有了好轉，有了工作，但是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就是自由。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因為他還有反革命的身分和與世隔絕被監視的狀態，所以反而沒有受到太大衝擊。文革結束以後，他重新獲得自由，但已經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人。
當年他為了國家投身黃埔，結果他整個人生最青春的歲月是在監獄中度過的。直到60歲，他才建立自己的家庭；但他的兒子在工地作工的時候，不小心因為工傷而過世了，這就是他作為一個平民的故事。他生活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但是我記得給他作口述的時候，他家陳列的是《紅樓夢》音韻學和聲韻學，他有非常高的文化造詣和修養。
去年我把這篇文章寫在《中國時報》的網站上。從這樣的一個故事當中，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在中國的大地上，有千千萬萬像劉華這樣的人。他們其實是有才華、有理想、有抱負的，就因為當年投錯了陣營，縱使參加過對日抗戰都沒有用，最後還是被當作階級敵人而遭到鎮壓。然而不論是作為黃埔老兵，還是中華民國遠征軍的戰士，那是他當年最自豪的身份，意味著槍林彈雨，意味著與日軍面對面真刀真槍地進行廝殺，意味著九死一生命懸一線，也意味著飢寒交迫赤腳千里，徘徊在生與死的邊緣，也意味著遠離父母流落他鄉，與親人相思兩茫茫，這是他個人的榮耀，也是國軍的榮耀。而作為平民的他，充滿了滄桑、冤屈、遺恨、淚水、悲傷，這是他個人的悲劇跟遭遇，但又何嘗又不是全體中國人的悲劇跟遭遇？
我覺得從這樣一個黃埔軍官生的身上。我看到的就是一個讓我非常悲傷和蒼涼的故事。另外一個比較有印象的，是祖籍江蘇鹽城的一名黃埔老兵，他也是這樣的情況。他姓王，我作口述歷史的時候，他已經奄奄一息，我問他有什麼願望？他說，我唯一的願望就是想死，因為我窮到連急救車送我到醫院的錢，我都給不起，這是2013年他親口講的一句話。他當時也講到自己被勞教，被關押被判刑，他當時非常憤怒，雖然奄奄一息，但是說出了這樣一句話：「我們是剝削別人，可他們這樣對待我是不是剝削呢？」這整個故事，讓我看到了他們人生的悲劇，人生的悲哀。這也是為什麼在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的時候，當時國防部的發言人羅紹和將軍，在面對中國大陸有部分人質疑張靈甫將軍是不是抗日名將這樣的爭論時，羅將軍在台北的新聞記者會上非常憤怒地說，在過去的那些年，有些人對國軍老兵到底做了什麼，他們自己心知肚明，他的言論還被《環球時報》說台灣軍隊的發言人像中國網民，一點沒有發言人的格局；但我相信作為國防部發言人，羅將軍的情緒表露得非常自然真摯。
楊：中共對待國軍老兵的政策，剛剛有提到很多例子，可是好像他們也說有幫一些國軍老兵平反，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徐：其實中共建政一開始，政權初定的時候，並沒有將他們視為敵人，相反的，當時國軍的一些抗日名將和烈士，例如：趙登禹、佟麟閣、張自忠這些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人民政府還給他們頒發過革命烈士證書，但是政治運動來襲的時候，像趙登禹他們的墓是被毀掉的。不僅如此，一開始北京的政策是說，參加過抗戰但是沒有參加過國共戰爭的國軍老兵，如果是負傷有殘疾或者說是陣亡的可以給撫恤，沒有過多久政策就被修改了。1950年代初，中共發出一份文件，明確指出北京政府既沒有義務也不應當由他們來照顧國民黨老兵；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們就失去了作為國家或者民族英雄的待遇。這當中有非常非常多──尤其國軍軍官當中──是黃埔畢業的，至少百分十五，而且黃埔在抗戰時期還有很多分校，如果算上分校的畢業生，數量是非常龐大的。
所以1950年代從那份文件開始，這些人就經歷了從民族英雄到平民，然後再從平民到階級敵人的政策轉變。隨著政治運動的不斷深入，這種轉變越來越明顯。比如在湖北省的沙洋農場，當年就關押了十多萬名國軍。所以在1950年代中後期以後，國軍老兵基本上就是以「階級敵人」的形象而存在的。這個狀態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中後期，北京官方發布了一個新的政策：基於對台統戰，團結海內外各方面力量、完成國家統一的需要，開始釋放國民黨團級以上的人員，進行系統性的平反。後來在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大潮之下，更是盡量能釋放的都釋放，能平反的都平反，盡量解決恢復待遇。其中尤其以黃埔軍人最為關鍵。成立黃埔同學會以後，凡是有黃埔身份的國軍老兵和軍官，基本上都獲得一定的待遇，雖然不會很高，但是都給黃埔同學會會員的身分。每年統戰部的領導也都會去慰問看望，雖然整體還是很貧窮，但是相較之於那些沒有黃埔身份的國軍老兵，包括那些被抓壯丁的，他們還是要略好一些。
1970年代中後期以後，中共給國軍老兵全面平反，安排工作，或者不再對他們的家屬進行株連，他們的狀況才有比較好的轉變，一直持續到現在。不過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政部發佈過通知，對於參加過北伐戰爭、辛亥革命抗戰的國軍老兵，如果陣亡的，都由省一級單位來認定是否烈士；一切以不宣傳、不立碑，採取比較低調的方式來進行。但這個政策的主基調還是對台工作，所以整體而言，這就是中國大陸政策變遷的過程。
楊：有一陣子中國大陸民間有很多人對中華民國老兵很關懷，這和中共官方的措施有差別嗎？這「民間」是官方在後面指導，還是出於民間自動？
徐：民間自動和官方完全不同。在1990年代末期開始，運動興起之後出現的狀況有三個原因，第一是「民國熱」在中國大陸的流行；大家開始對民國的很多事物都產生了美好的嚮往。第二是抗戰歷史的發掘，對於國軍產生了一種浪漫主義的崇拜。第三個我覺得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大陸的社會弊端，導致「國粉」[2]群體的興起。這3個元素結合在一起以後，關懷國軍老兵就成為一個非常特殊的社會景象。
官方對關懷國軍老兵基本採取的策略是不支持、不反對、不介入、不參與，因為反對會引起全民的公憤，但是又不好支持，因為幫扶的對象是國軍老兵。所以民間人士會用募款的方式為國軍老兵募集生活費，提供醫療救助。最重要的一點是，我認為他們做到了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情：由於長期以來國軍老兵不被視為國家英雄，所以是沒有辦法獲得中國大陸官方的抗戰勝利紀念章的。這些民間的關愛老兵及志工們，就自己製作不同類型的紀念章送給老兵。雲南有一名老兵熊世超，他被批鬥了一輩子，丟臉丟了一輩子，也被壓迫了一輩子，晚年突然有一群年輕人跑來給他送紀念章，告訴他他參加過抗戰滇西抗戰，是民族英雄，從那以後他就把這個民間給他的紀念章天天掛在身上。以至於有一天，忽然他那個紀念章不小心丟了，他整個人像發瘋一樣到處去找，因為他害怕紀念章丟了以後，又被當作階級敵人。志工們知道以後，告訴他不要緊張，於是又給他送了一個紀念章；這是這是發生過非常真實的。
現在中共官方對國軍老兵的態度非常微妙，有支持的那一面，但是更有警覺的那一面，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環球時報》[3]在2015年發表過一篇文章，評論員文章叫做〈莫政治消費國軍老兵的滄桑人生〉。這篇文章當中，中國民政部宣布給參加過抗戰但是沒有參加過國共戰爭的國軍老兵，發一次性幾千元人民幣的補助金。但是事實上很多參加過抗戰的國軍老兵很多也參加過國共戰爭，因此社會上很多人就認為民政部的做法，排除掉了很多的國軍前輩，不公平，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環球時報》就針對這一點又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有這樣一句話：有一些人以挑剔的態度來看待政府的老兵福利政策，認為對國軍老兵的優撫政策還不夠也不全，甚至有些人藉此來指責官方在貶低國軍的抗日的功績；所有的聲音匯合在一起，形成了對國家主流歷史觀與相關政策的道德批判。
這篇文章說明《環球時報》以及中國官方是非常清楚社會狀況的，文章當中還提到這樣一段話：這些年在中國社會上出現許多尋找老兵，關愛老兵的組織，他們的背景各不相同，有的起到積極作用，有的專注於製造波瀾，對他們需要區別對待，不能大而化之一刀切。從這些話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官方態度很清楚，因為這些關懷老兵的活動以前我也參加過。我親身經歷過一個例子，廣東有一位國軍老兵過95歲生日，志願者就送去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那面旗一拿出來的時候，全場非常肅穆地向這面旗幟行禮。他過世以後，他的兒子也希望拿這面旗給他父親覆棺，這是中國大陸曾經發生過的一些故事，對於我們觀察中國社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視角。
注解
[1]是指解放以前鎮壓革命或者破壞革命事業的人。如組織、領導或參加特務間諜組織的特務間諜分子、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頭子、惡霸、土匪等等，歷史反革命與現行反革命的區別以新中國成立前和新中國成立後為界限。
[2]（編注）隨著兩岸關係變化以及網際網路普及，大陸民眾對於中華民國及三民主義有了新的認識，其中部分民眾認同三民主義及中華民國政治制度。這些民眾被稱作「民國派」或「國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