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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何邦立，〈日軍在常德的細菌戰〉，收於何邦立編著，《林可勝追思論文錄》（台北：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2020），頁226─236。
何書該文轉載自《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24期（台北，2019.12），頁30─39。
文／何邦立編著，蘇香霖編輯
1941年11月4日，日軍在湖南常德發動細菌戰。當時國民黨名將薛岳與日軍展開了第一、第二次長沙會戰[1]，擊斃日軍甚眾。常德南接長沙，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是長沙的主要糧倉、棉倉、腹地，因此常徳成為日軍心腹大患。在無法分出兵力攻打常德的情況下，1941年11月，日軍對常德進行了鼠疫細菌的投放。七週後，日軍又發動了第三次長沙會戰。此時，長沙附近的常德正在飽受細菌戰的煎熬，鼠疫史無前例大流行。造成至少7643名同胞無辜喪生。還有數以萬計的同胞染病，流離失所。由於國民政府的過分保守，等到確證死亡案例後，再宣布日軍發動細菌戰與疫情，延誤了防範的最佳時機。
抗日戰爭期間，為了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日鬥志，日本軍國主義不顧國際公法的約束，在哈爾濱近郊組建了731细菌部隊，對中國軍民實行細菌戰。用鼠疫、霍亂、炭疽等細菌武器，造成不少地區瘟疫的流行，無辜民眾死於因生物戰造成的瘟疫。
加緊趕製細菌
常德地處湖南省西北部，自古就是交通樞紐，北通荊襄，西連黔川的軍事重鎮。1940年6月，日軍攻占宜昌，封鎖長江三峽水道，將中國的第五戰區沿江劈為南北兩半。8月，中國第六戰區成立，長官部設在靠近常德的鄂西恩施，既是第六戰區長官部的屏障，又是第六戰區軍民的糧倉，而且扼守湘川公路，連通第六，第九戰區的常德，戰略地位變得更為重要。
為加大對常德的破壞力度，1941年8月11日，日軍負責協調細菌戰聯絡工作的井本熊男中佐飛抵南京，下達大本營陸軍部作戰指令，對中國常德實施細菌戰[2]。
9月，關東軍司令部的一次部處長會議上，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令石井四郎大量培養傳染媒介物準備對常德發動生物戰。根據這項指令，731 部隊第四部一課柄澤班，由班長柄澤十三夫率領約 30 人加緊趕製細菌。據柄澤班成員田村良雄後來供認，在 9 月中旬至11月上旬，他們總共製造了約70公斤鼠疫細菌。
常德由於南面與湖南省會長沙接近，是湘西北重要的交通樞紐，連線著重慶和華東、華中各地。當時國軍名將薛岳與日軍展開了第一次長沙（1939.09.15－10.15），第二次長沙（1941.09.07－10.09）會戰，擊斃日軍甚眾。而常德是長沙附近的戰略要地，是長沙的主要後方腹地，為救護、醫藥、糧食的補充，起了關鍵作用，因此常德成了日軍的心腹大患。由於日軍騰不出兵力攻打常德，為了拔掉常德這眼中釘，1941年11月，日軍對常德進行了鼠疫細菌的空投。細菌投放月餘之後，1941年12月，日軍發動了第三次長沙會戰。
第三次的長沙會戰（1941.12.24－1942.01.15），薛岳三次天爐戰法，[3]共擊斃日軍十萬餘。這是繼珍珠港事變後，盟軍取得第一次大捷，振奮中外人心。薛將軍因此赢得青天白日勳章，及美國羅斯福總統頒發的自由勳章。
然而，薛岳在與敵人浴血奮戰的過程中，與長沙相隔不遠的常德卻蒙受了空前的浩劫⋯⋯
轟炸機沒有投炸彈
1941年11月4日，一架日軍97式重型轟炸機，5時30分在黎明的薄靄中從南昌機場起飛，6時50分飛抵常德地區上空，在濃霧中盤旋。一陣尖銳的空襲警報，促使男女老少慌亂地離開房舍，向城外七里橋、船碼頭等地疏散移轉。
飛機盤旋三圈後，低空由東向西飛去，當機頭拉起時，機長增田美保少佐迅速開啟投擲器的電門，沿城中心法院街（今建設西路）、關廟街（今朗州中路）、雞鵝巷（今和平西路），繞向東門外五鋪街、水府廟（今人民東路）等城街區，一路到郊區的石門橋、鎮遠橋，投下麥粒、穀子、高粱、破棉絮、爛布條等雜物。約一小時餘，空襲警報才解除。但這次敵機沒有像往常一樣投擲炸彈，令陸續回到城裡的人們由驚嚇轉為驚訝，互道平安無事，不知日軍葫蘆裡賣什麼藥，當然更想不到即將面對死亡的降臨。
次日縣政府派出軍警，在鄉鎮公所的配合下，組織居民清掃并焚毀空投的垃圾。同時派人將一包垃圾，急速送往廣德教會醫院（今常德第一人民醫院前身）化驗。兩天後，6日，常德境內到處出現了死老鼠，時任廣德醫院的副院長譚學華已經敏感地警覺到災難的到來。
譚學華懷疑，日本飛機撒下的穀物裡，含有鼠疫桿菌、鼠疫是一種傳染性極強的病菌，死亡率極高，俗稱「黑死病」[4]。
譚學華緊急召開會議，稱本院醫師與紅十字會人員：「從日前敵機空投物，經我院初步檢查，有類似鼠疫細菌的發現。鼠疫是傳染最速、死人最快的疫病，常德從未有過。政府應儘快採取措施，以防鼠疫流行。」縣政府當機立斷，一方面立即向省府拍去急電，要求派遣防疫專家和撥發疫苗；一方面進行緊急防疫動員。
這時的常德境內已經開始出現大量的死老鼠，譚學華將化驗結果以電報形式上報重慶中央政府，但因譚學華所在的廣德醫院沒有收到一例患有鼠疫病菌的病人，這份電報沒有得到重慶政府的重視。
其實在當時的常德城內，已經有居民因鼠疫細菌突發高燒死亡，但大多數死者家屬缺乏防疫知識，鼠疫更是之前沒有聽過的辭彙，很多家庭會認為是患急病而死，由於這種疏忽，錯過了這場鼠疫的最佳防禦期，也給之後一戶戶家庭帶來了災難。隨着更多大量染疫死老鼠被發現，常德城內有近600人也隨着死去，死亡的陰影開始籠罩着整個常德城。當時有很多進出常德的城外住戶，無意中又將鼠疫病菌帶了出去，這場鼠疫也因此漸漸擴散，最終波及到了常德城及周邊 7 個區縣60個鄉鎮486個自然村，數以萬人染病。
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出動
1941年11月8日下午，縣府召開防疫會議。會上決定在全城舉行防疫大掃除，同時擬定了防疫宣傳、捕鼠競賽、設定隔離醫院等具體措施。隨後，急電貴陽紅十字總會林可勝先生請求協助。
重慶國民政府軍醫署和衛生署派遣德籍猶太裔鼠疫防治專家伯力士博士專程前往常德，負責剖驗老鼠和測定跳蚤的工作。他們連續3個月，解剖檢驗五六千隻老鼠，至1942年1月底，檢驗鼠族中染疫鼠族數目日漸增加，確認鼠疫已在常德鼠族中廣泛流行。與此同時，11月20日，重慶派湖南常德鼠疫調查隊赴常德支援。[5]
林可勝也派出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總所微生物學教授專家，曾在印度哈佛金氏研究所研究過鼠疫學的陳文貴主任，率救護總隊部醫師薛蔭奎、劉培，帶領技術人員和設備等，星夜出發趕到常德，隨即展開工作。[6]
11月12日晚上，關廟街居民12歲的女孩子蔡桃兒，由其母親背著到廣德醫院急診，其母親訴說，女兒當晚忽發寒戰，繼則高燒頭痛、周身不適、神志不安等症，醫生經檢驗確診小女孩感染鼠疫。當夜，患者病況更趨嚴重，經醫院搶救無效，於13日上午9時去世，這是常德細菌戰有紀錄的第一位遇害者、遺體解剖者。
診斷既已確定，其傳染來源亟待查明。根據當時發現情形與流行病學原理，以及國內鼠疫防治專家的實地調查研究，專家們深信，常德鼠疫確系日機散播染有桿菌的異物所致，而其傳染媒介為隱藏穀麥、棉絮內的活性染疫鼠蚤。7日後，第一例疑似鼠疫病例被發現⋯⋯，在永川區檔案局，珍藏著一份由永川籍細菌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文貴（1902-1974），在1942年所寫的《湖南常德鼠疫報告書》。
陳文貴小組，經屍體解剖，細菌學檢查，和動物實驗，以及流行病學調查，證實為敗血性鼠疫，是日本侵略軍搞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的鐵證，除採取有效措施撲滅流行外，並向重慶政府報告。林可勝亦將此證據，透國美國醫藥助華會Van Slyke主席的協助，刊登於1942年3月5日《紐約郵報》，證實日本侵華使用細菌戰，引起國際輿論的譴責。[7]
重慶政府這份報告，後來轉載於國際法庭有關日本法西斯戰犯罪行彙編中，為1953年在瀋陽國際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時，提供了日寇在華中搞細菌戰的罪證。
常德城毀滅了，但是細菌戰⋯⋯
繼蔡桃兒去世後，關廟街、雞鵝巷一帶相繼發生多起相似病歷，但送進醫院來不及醫治就去世了，隨後感染鼠疫的人一天天增多，有的一人染病，全家死絕。隨著鼠疫蔓延，全城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常德市鼠疫爆發最嚴重的地區是石公橋鎮，它距離常德市區有25公里，因為一條長2.5公里長的石公橋而得名。這裡是常德市唯一的一條水路交通要道，對內它連線着常德市的土橋河和陳家湖，對外它通達澧水和沅江。獨特的地理位置，讓它成為繁華的商貿碼頭。然而，因為常德細菌戰，有人將石公橋稱為死亡橋。據常德細菌戰的倖存者講述，石公橋附近的不少人家，很多都是一家死四五個，五六個，其中一家一連有11人去世，死傷慘重，這一家只有一個在外地讀書的小兒子因身處外地才倖免於難。還有一戶7口人家，從主人女兒開始，一個一個地走上黃泉路，不過半個多月，全家死絕，最後連收尸的人都沒有。石公橋鎮的一個村子裡，原來總共有400多口人，死了將近一半201人，實在淒慘。
由於石公橋鎮緊靠湖泊，人們易於通過湖面逃亡，防疫封鎖很難奏效。因此，石公橋不可避免地成為周圍鄉村的疫源地。兩個月後，當石公橋鎮疫情得到控制時，鼠疫開始向周圍鄉村蔓延。從1942年10月至1943年底，先後有鎮德橋、周家店、韓公渡、大龍站、雙橋坪等鄉鎮暴發鼠疫，死者不計其數。[8]
1942年5月2日，衛生署主動召開全國防疫會議，決定由衛生署、軍醫署、後方勤務部衛生處、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部等四個機構，聯合組織戰時防疫聯合辦事處，負責疫情傳遞，防疫設計、防疫指導事項，以利相互聯繫，杜絕各類傳染病流行。[9]
常德城區的鼠疫防治是有效的，桃源縣的李家灣和常德縣的石公橋的防疫後來也得到了成功的抑制。但是，城區的防疫，卻犧牲了農村防疫為前提。農村的鼠疫，遠遠比城區嚴重得多，衛生署、軍醫署、與紅十字會等單位揭盡所能爭取防疫物質，醫療藥物投注常德防疫實務。
1942年，鼠疫越來越嚴重，不斷有人員因鼠疫而身亡。常德防疫處採取了更加嚴格的防治工作：建立了專門的隔離醫院，收治鼠疫病人；設立一專門火葬爐用來強制火化病亡者的屍體：將日軍飛機空投物最多的地方如關廟街，雞鵝巷等處劃為疫區，江中船舶一律不准靠岸，實行警戒封鎖，嚴禁人員進出；同時，向全縣居民進行預防注射，發動群眾滅鼠，滅蚤。而為了防止肺鼠疫在學校暴發流行，常德防疫處開始動員疫區學校遷移，並指令戲院、電影院，澡堂等公用場所暫停營業。人們在驚恐中被軍警絕望地堵在家裡。由於防控嚴密，1942年底，城區鼠疫基本被控制住。[10]
1943年11月18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常德會戰。瘋狂的日軍，放火使常德城化為焦土。常德細菌戰，隨着常德城的毀滅而結束。但是常德城周圍廣大的鄉村，鼠疫流行的慘劇，仍在一幕幕上演，由於戰事緊張，再也無人過問。
湖南省檔案館儲存的由國民政府衛生署防疫處處長容啟榮撰寫的《防治湘西鼠疫經過報告書》及湖南省政府《湖南省防疫工作報告》等有關這場細菌戰的報告、檔案，使我們對這場秘密戰的發生、發展、後果等有所了解，這批檔案資料也成為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鐵證。
受害者調查委員會的控訴
1996年至2000年，常德市細菌戰受害調查經過周密細緻的調查發現，1941年日軍731部隊實施的慘無人道的細菌戰，以常德城為中心，波及周邊10個縣 30個鄉的150多個村。鼠疫大流行，奪去無數人的生命。可憐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什麼病，更不知道自己是日軍細菌戰的犧牲品。
日軍發動的細菌戰，在常德究竟殺死多少人，常德市細菌戰受害者調查委員會，通過長達近5年的艱苦調查，記錄有名有姓的死者為7643人。[11]
歷史是不容被褻瀆的。1997年8月，中國108名（湖南常德30名，浙江衢州5名、寧波6名、江山6名、義烏61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者及受害者親屬的代表王選、何英珍、何祺綏、王錦悌、王晉華，向東京地方法院遞交「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訴訟案」起訴狀，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對細菌戰罪行謝罪并進行賠償。1999年12月，72名（湖南省常德31名，浙江省義烏18名，衢州9名、寧波3名、江山9名、東陽2名）731部隊細菌戰的中國受害者及受害者親屬的代表，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第二次訴訟。 2000年5月22日，第14次開庭時，法院當庭決定將第一次訴訟與第二次訴訟合併審理。
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訴訟案，自1998年2月第一次開庭，到宣判前的2001年12月最後一次開庭，前後經歷了近4年時間，開庭27次之多。在漫長的法庭審理中，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只做了一次答辯，然後在所有的庭審中都保持一種傲慢的沉默。中國的原告代表和他們的辯護律師以及證人，把法庭當作控訴侵華日軍反人道罪行的講台，充分地揭露日本731細菌部隊的暴行。
起初，日本根本否認其在常德、衢州等地製造細菌戰的事實。2002年8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要求訴訟案進行宣判，駁回中國180名原告的一切要求。但判決書用10多頁的篇幅指出日軍曾在衢縣（衢州）、義烏、東陽、崇山村、塔下洲、寧波、常德、江山等地實施細菌戰，造成萬餘人的痛苦死亡。雖然中國的原告未能得到有效的賠償，日方第一次承認了細菌戰的歷史事實。[12]
2002年8月30日晚，細菌戰訴訟原告代表向東京高等法院遞交了上訴書，要求日本政府對受害者及受害者親屬進行賠償。細菌戰索賠訴訟的路將會很漫長。但是，原告及支援者們都堅定地表示，不獲全勝決不放棄。
真相逐漸浮現
《中國新聞社》的報導中說：歷史事實不容抹殺。而日本右翼勢力抬頭，一些歷史教科書大幅刪減甚或否定日本侵略罪行。今天日本法院，首次對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事進行司法認定，無疑在提醒日本政府和國民，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不可否認。人們更呼籲日本政府應當有勇氣，有道義承擔歷史責任，妥善解決戰爭遺留問題，還戰爭受害者以尊嚴與正義。
2003年4月1日，經過一年策劃和2個月籌備工作，電視紀錄片《常德細菌戰》正式開機。而湖南經濟電視台曾海波他們投入了一場長達兩年的更為艱辛寂寞的攝製工作。2005年7月7日，正值「盧溝橋事變」68周年紀念日，湖南大劇院舉行了湖南人自己拍攝紀錄片《常德細菌戰》的長沙首映式。這是中國大陸第一部揭露侵華日軍在常德反復實施細菌戰真相的電視紀錄片。放映結束，全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向尊嚴和正義致敬。[13]
從 2014 年 9 月 1 日起，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推出紀錄片《黑血—日軍對華細菌戰》[14]，揭開了73年前的那個冬天在常德爆發的一場鼠疫。1941年11月4日，侵華日軍731部隊在常德空投鼠疫跳蚤，導致常徳爆發了從未有過的鼠疫，成千上萬名無辜平民死於非命。2002年8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認定至少有7643名常德人在這場違反《日內瓦公約》的細菌戰中喪生。
1996年至2000年間，常德市細菌戰受害者調查委員會回顧性的調查發現，1941年日軍的細菌戰，以常德城為中心，波及周邊 10 個縣 30 個鄉的 150 多個村。而日軍在山東西部地區發起的魯西細菌戰，造成了43萬人死亡，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為廢墟。在雲南西部發動的滇西細菌戰，造成20萬人死亡。在浙江衢州發動的衢州細菌戰，造成8年傳染病流行，患者高達 30萬人，死亡5萬人以上。
注解
[1]參考岡村寧次 / 稻葉正夫（編）《岡村寧次回憶錄》 中華書局，1981 年 12 月。
[2]參考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長沙作戰》中華書局，1985 年。
[3]（編注）第9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以所謂天爐戰法，依湖南的地勢，左倚洞庭湖，右憑幕府山，以其間新疆河、汨羅江、捞刀河、瀏陽河這四條河做為遲滯日軍的依據，並徹底實施「化路為田，運糧上山」的做法，將日軍機械化部隊的機動力消除。故總體方針為「後退決戰，爭取外圍」，國軍以且戰且退做法在四河與幕阜山間游移，攻擊然後後撤躲藏，將日軍拖入四河之中，最後再以長沙城中主力與外圍藏在山林中的部隊合圍深入四河中的日軍，予以殲滅。
[4]參考《常德發現鼠疫經過》，譚學華，湘雅醫學院校刊，1942 年 3 月 1 日。
[5]參考《1941年湖南常德日軍實施细菌戰揭秘》，黃加來，《中國檔案報》， 2015 年 7 月 24 日。
[6]參考紅會救護總隊 貴陽文史資料選輯 22，薛慶煜文 P. 45，1987 年。
[7]參考紐約郵報刊載《中國軍醫林可勝將軍戰勝創傷與疾病》，1942 年 3 月 5 日。
[8]參考《湖南省防疫工作報告》日軍發動常德細菌戰，1943 年 4 月。
[9]參考《抗戰期間湖南常德鼠疫的防治》，許峰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 23 期，421-448 頁，2018 年 12 月。
[10]參考《防治湘西鼠疫經過報告書》，衛生署防疫處容啟榮，1943 年 4 月。
[11]參考《侵華日軍常德細菌戰罪行不會被遺忘 》，許文金，《新華每日電訊 》，2019 年 8 月 30。
[12]參考《控訴：侵華日軍常德細菌戰受害調查 》朱清如，中國社科出版社，2015 年 8 月。
[13]參考《常德細菌戰》紀錄片，湖南經濟電視台，長沙首映，2005 年 7 月 7 日。
[14]參考《黑血—日軍對華細菌戰》紀錄片，鳳凰衛視，2014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