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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2024年4月25日中央廣播電台「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的特別節目「黃埔建軍百年系列」，楊憲宏主持，受訪者為軍史學者徐全。
文／徐全主講，楊憲宏訪問，蘇香霖、汪琪整理，蘇香霖編版
2024年是陸軍官校建校100週年；在中共的黨史和學校教科書裏，這是國共合作的產物；周恩來不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的主任，而且整個黃埔軍校跟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工作都是共產黨員在做，但歷史真相是這樣的嗎？黃埔軍校建立的過程中，中共的因素到底是什麼？中共發揮了什麼作用？中共抓住黃埔建校話語權不放，目的是什麼？
楊：中共黨史一直強調黃埔軍校是國共兩黨合作的產物，就好像開公司，中共是大股東；但也有人認為當時中共頂多就是一個小股民。我們到底應該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徐：關於黃埔建校，中共官史中的敘述是這樣的：1921年12月，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會見孫中山先生時，向他提議要創辦軍校，建立革命軍的基礎，後來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孫中山先生就表示，國民黨的首要任務是要按照蘇聯紅軍的模式，建立一支革命軍隊，因此黃埔軍校是一所國共合作的軍校；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黃埔軍校的工作，也從各地選派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青年到這所軍校去學習，這是中共官方的敘述。[1]
台灣的看法就不太一樣，根據退輔會發表的聲明，黃埔建校以來，一直以保衛中華民國及反共為歷史任務。黃埔軍校於政府播遷來台之後在高雄鳳山復校，因此其正統一直在中華民國。2023年3月17日國軍的軍報《青年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代表國防部的立場，標題叫做〈傳承黃埔精神 捍衛國家安全〉，其中有這樣的一段話：「今天，象徵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國徽，代表北伐、抗日、戡亂豐功偉績，以及紀念抗戰建國精神的黃埔校徽，依然銘刻在高雄鳳山的陸軍官校；紅底、中綴青天白日國徽、外加金黃色絲穗的黃埔校旗，仍舊在高雄鳳山陸軍官校飄揚；『親愛精誠』至今仍是中華民國黃埔軍校的校訓；而黃埔校歌，仍然繚繞在所有軍人心中。高雄鳳山的陸軍官校，才是黃埔軍校的正統 。」
雙方的差異，在於根本性的問題：當年黃埔軍校建立的時候，是兩黨平行合作──比如兩邊坐下來談好後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還是當時的中共只是以一個小股民的角色參加到了軍校當中？這種歷史見解的巨大差異，不僅僅是關於黃埔的歷史，其實還涉及後來的國民革命史，甚至是共產革命史的歷史合法性與正當性，這就是為什麼國軍跟中共對於黃埔的歷史認知差異如此之大的原因。
楊：中共方面強調，周恩來作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角色是什麼？當年共產黨員在黃埔是在運作什麼？
徐：誠如之前所提到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有感於中華民國開國後十多年軍閥之割據，內爭不已，所以要創立一所隸屬於革命軍人的軍校，以這所學校造就革命軍的武力，以這所學校創造革命軍的人才。
很多人提到黃埔軍校早期成立的時候，政治部主任是周恩來，但其實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當時黃埔軍校實際負責校務的是校長蔣中正，黨代表是廖仲愷，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三民主義理論大師，也是國旗歌的歌詞作者。第二任政治部主任是邵元沖，他是國民政府的文膽，1936年西安事變時，被張學良、楊虎城的軍隊亂槍打死。周恩來是後來才接任政治部主任的。此外，在當時軍校的序列當中，其實還有其他職務遠比政治部主任重要，比如教務長；曾任黃埔軍校教務長的李濟深，就是粵系國軍的元老，中共負責國共談判和談的張治中，也當過軍校的教務長。依照現在中共的說法，卻變成由於有周恩來擔任過政治部主任這樣的職務，整個黃埔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軍人的意識形態教育和精神戰力教育，全都是共產黨員在負責；這是有誇大的。
再者，如果我們從入伍的軍校生來看，黃埔第一期招收的學生當中，中共黨員跟共青團員其實只占到1/10。
當時陸軍官校大批的軍事教官是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回來的，比如著名的國軍將領何應欽和錢大鈞，都是當時負責校務非常重要的人士。今天中國大陸在敘述陸軍官校歷史的時候，似乎只剩下蔣中正，因為他是校長，迴避不掉，然後是廖仲愷和周恩來。廖仲愷後來遇刺身亡，但是他的兒子成為共產黨員。這樣的敘述框架，變成3個負責校務的人，其中兩人是中共方面人士，這和黃埔當時實際情況有比較大的落差。
楊：國民黨怎麼看待這些共產黨在黃埔的角色？
徐：當年國民黨裡面很多人對於中共參與到黃埔建校當中警覺性極之高。1925年孫中山先生過世，靈柩暫厝北京西山碧雲寺，這裡開過一次國民黨的西山會議，主要人物是林森、謝持、戴季陶和鄒魯這些國民黨革命元老，他們形成後來很有名的「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2]」當時提出要將中共逐出國民黨，終結當時國民黨的容共政策；他們認為這樣下去，遲早整個國民黨會「共產黨化」，然後中國會「蘇聯化」。
後世學界在看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會認為「西山會議派」基本上是中國反左、防左的先驅；我也認為他們是第一批看到「左」這個意識形態可能會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衝擊的人。他們是從政的革命家，很多都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但他們敏銳地感知到聯俄容共政策會給國民黨帶來巨大的衝擊，只不過當時的國民政府是在汪精衛的主導之下，比較傾向蘇聯與同情中共，所以後來「西山會議派」成員反而被國民黨開除了黨籍。另方面中共中央發出文件，要求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和在黃埔軍校活動的共產黨員，積極團結國民黨左派，聯絡國民黨中間派，打擊國民黨右派。這些蘇聯跟中共因素使國民黨四分五裂：組織不統一、思想不統一、意識形態也不統一，內爭不已，最終釀成後來的中山艦事件；這是當時國民黨的複雜狀態。
中共重視黃埔，但論述方式跟國軍傳統的又不太一樣。 比如關於北伐戰爭，北京的官方的論點，北伐是國共兩黨共同進行的一場革命，一場正義的戰爭。北伐戰爭的過程，國共兩黨雖有矛盾但基本是團結的，能夠集中力量對敵。在北伐戰爭當中，共產黨員在各軍都擔負政治工作，尤其是在周恩來的主持之下，政治工作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當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中國共產黨與共青團員是北伐戰爭當中的先鋒、主幹及模範，這個論述延續到對日抗戰，中共就變成抗戰的中流砥柱，所以本來一個歷史的參與者就變成歷史主角；真正的歷史脈絡卻被扭曲了。
在對台灣方面，黃埔之於今天的中國大陸，它的質能毫無疑問是統戰，但是在對內方面，它的作用其實是確立起將國民革命納入到共產革命的敘事當中，因為國民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以來第一次大革命，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民族革命」、「社會革命」和「階級革命」，其激烈程度和革命風潮，對中國社會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也因此誰掌握了國民革命的歷史解釋權，誰就掌握了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解釋權。
注解
[1] 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2002年出版修訂版。
[2] 參會的鄒魯、林森、居正、戴季陶、吳稚暉、覃振、石青陽、石瑛、沈定一、葉楚傖、王崑崙，監察委員謝持、張繼，候補執行委員茅祖權、傅汝霖等主要政治人物，被稱為「西山會議派」，是國民黨內的一個右翼派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