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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2024年4月25日中央廣播電台「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特別節目：「黃埔建軍百年系列」，主持人楊憲宏，受訪者為軍史學者徐全。
文／徐全主講，楊憲宏訪問，汪琪整理，蘇香霖編版
今年是黃埔建軍建校百年。1924年6月16日在廣州成立的黃埔軍校，對中國的歷史風雅到兩岸關係，都有影響；在黃埔百年之際，我們究竟應該怎麼樣看待過去百年的黃埔？其中一個許多人所不清楚的部分，應該是蘇聯的角色。
楊：我們都知道，在黃埔建軍建校過程裡，蘇聯──或是說俄國人──作用很大，不可忽視。當初孫中山提出聯俄容共的方針，國民黨和蘇聯結成同盟，那在黃埔建校的過程中，蘇聯的目的和作用到底是什麼？影響有多少？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看待俄國在國際政治和兩岸關係中角色跟影響？更明確地說，蘇聯跟國民黨，在此之前都沒有合作，意識形態也不相同，怎麼會變成同盟？
徐：這其實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俄國1917年共產革命之後，當時的列寧以及後來他的繼承人史達林都有個牢固的觀念，就是要在蘇聯國土的周圍建立一個國防的安全線和緩衝空間。直到今天為止，這都是俄羅斯官方的思維，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堅持烏克蘭絕對不能加入北約，一定要將烏克蘭變成自己勢力範圍的一個原因。
蘇聯建立之後，他們的領導人開始思考如何和中國的「革命力量」──或者說和當時中國的各個「地方實力派」建立友好關係，所以蘇聯曾經有過一位駐北洋政府的大使加拉罕（全名：列夫·米哈伊洛維奇·加拉罕），他還發表過幾次宣言，聲稱蘇聯將放棄沙皇俄國時期與中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並歸還佔領的中國領土。另外蘇聯和當時號稱「社會主義將軍」的北洋直系軍事首領吳佩孚也有非常深厚的關係。但實力派當中，偏偏是在南方由大元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意識形態上相對和蘇聯較為接近，而且當時孫先生認為在各個強國當中，蘇聯對他的態度可能是最為真誠的。在「革命話語」的催生之下，國民黨和蘇聯走到了一起：一方是要找在中國的盟友，另一方需要在革命的過程中找外援，於是最後雙方達成了合作關係，這也就是「聯俄容共」政策的由來。
楊：黃埔軍校是1924年6月16日在廣州成立的，當時蘇聯的影響這麼大，那麼建立黃埔軍校的目的是什麼？當時候中國革命已經成功了，黃埔建軍是孫中山本土革命的產物，或根本是蘇聯革命輸出滲透中國？
徐：我認為是本土革命的產物。按照孫中山當時的理解──或者說按照當時中華民國的狀態，甫開國袁世凱就稱帝83天，之後又陷入南北分裂的狀況；北方是北洋政府，南方就是由反對北洋政府的國會議員組成的護法軍政府，這個分裂狀態一直持續到1928年國軍北伐成功才結束。這種分裂狀態在孫中山先生看來是軍閥割據，武人專政，因此他說「中華民國開國後十餘年，只有革命黨之奮鬥，而不見革命軍之奮鬥」，所以才要以陸軍官校來造就革命人才，創建革命武力，也才有了後來黃埔軍校的誕生。
蘇聯在黃埔建校當中的作用，後來被很多學者或中國大陸的宣傳單位放得非常大。這有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蘇聯伴隨的另外一個元素是中共，所以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當中，都會提到黃埔軍校是在蘇聯和中共幫助之下成立的。其實最主要的就是說，他們認為蘇聯提供給孫中山的援助，尤其是經費、槍枝和教官，對於黃埔軍校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這個部分我們會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是關於經費的問題。創辦一所學校，最重要的就是錢。蘇聯的錢其實是到黃埔軍校建立起來之後，而且是一直到1925年第一次東征陳炯明結束之後，蘇聯的80多萬盧布才到位。所以我們可以說蘇聯當時開的是張空頭支票，因為蘇聯其實對於建立黃埔軍校抱持的是懷疑態度，他們並不清楚這所學校能起什麼作用，而且黃埔軍校在中國歷史和兩岸關係中的影響是後來的事情；當時中國各地有很多軍校，包括保定軍校、雲南講武堂等，所以說黄埔軍校的建立，在當時並不顯得那麼突出，所以蘇聯其實開了很多空頭支票，這是其一。
其二，黄埔軍校的建校過程中，蘇聯究竟給了多少錢，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至今都是一個謎，但是目前學界普遍比較採信的說法是，錢是透過蘇聯之手交到了孫中山先生的手上，但錢來自於日本。日本政府當時給了蘇聯300萬盧布，這是因為蘇聯和日本在北方臨海地區有海域上的接壤，日本漁民打漁的時候，經常會進入蘇聯的海域，因而產生糾紛。蘇日兩國為了解決問題，日本政府就一次支付了這筆錢。這筆錢由日本政府直接透過蘇聯的中間行，最後轉到了廣東，也就是說蘇聯其實是一個中間經手人。這筆錢本質上其實來自於日方，目前這是海外學界採用比較多的觀點。
錢之外就是設備，比如說關於槍枝就有人誤認為黃埔軍校的槍枝彈藥是來自於蘇聯援助──俗稱的500支步槍。但其實在黃埔軍校建立前，孫中山的手中就有絕對忠誠於他的革命武力，就是許崇智領導的粵軍；只不過許崇智本來是國民黨的軍事將領，還有就是鄧鏗，但是鄧鏗後來被刺殺，許崇智則是因為廖仲愷案失去了軍事指揮權，才有了蔣中正的崛起。當時的粵軍，其實是最忠於孫中山的革命武力，幾百支槍對於他們而言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關於錢的問題，我不得不提到在《先總統蔣公事略》稿本跟他年譜長篇當中有這樣一個故事：當年他在黃埔軍校發表演說的時候也提到的，就是黃埔軍校經費的籌集我們不能忽略廖仲愷；他的兒子廖承志後來在中國大陸官至國家副主席，但廖仲愷是黃埔軍校成立時的黨代表，他要籌集包括伙食、設備等所有的經費，幾乎就是個大管家。當時他和蔣中正之間有書信往來，蔣中正問他「你真的能找到這麼多錢嗎？現在缺口很大」，廖仲愷回信說：「一定會有錢的，但是你不要問我錢從哪裡來。」這也就是說，當時籌款的責任是在廖仲愷身上，後來蔣中正親自跟隨廖仲愷去拜會廣州城所謂的軍閥、商賈名流，對於像蔣中正這種在革命陣營出身的人，去跟商賈名流打交道多少有一些不習慣，廖仲愷見到這些商人也是點頭哈腰，不得不抽兩口大煙。所以後來這件事情給蔣中正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廖仲愷為了籌集軍校費用，真是嘔心瀝血，所以廖仲愷才有「黃埔軍校之母」的美譽，原因就是他籌集了很多很多錢。這部分如果我們過度誇大蘇聯的作用，其實對歷史並不公平。
楊：蘇聯參與黃埔軍校建設目的又是什麼呢？
徐：目的毫無疑問是革命輸出，只不過國民黨裡面的人，包括先總統蔣公，還有很多其他人，例如後來當過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還有國民黨的元老謝持，甚至包括三民主義的理論大師戴季陶，他們對蘇聯的警覺性都非常非常之高，尤其蔣中正本人。1920年代他親自帶領孫逸仙博士考察團到蘇聯去訪問過以後，他對蘇聯最後得到的結論就是：它名為一個革命的國家，但實際上是和沙皇俄國沒有任何區別的帝國主義國家。所以在國民黨內和國軍內部，對蘇聯的警覺性已經是非常之高；雙方的合作實際上是處在一個很微妙的狀態。
楊：當時候的國民黨如何看待蘇聯？─開始是對列寧，後來是對史達林應該要有警覺才對，所謂的「聯俄政策」的目的是什麼？國民黨為什麼要去聯合這個大家也不放心的人？
徐：這有幾個原因。首先，在近代中國，「革命」其實並沒有「絕對正確」的含意；或者說革命在當時只是一種手段。「革命」被賦予道德上的正面意義，其實是從「聯俄容共」開始的。1920年代初期，在蘇聯的影響之下，北京發生過中國思想界一次名為「蘇俄仇友大辯論」的論戰：對中國而言，蘇俄到底是仇人還是朋友？
這論戰是由中國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徐志摩主持的，他當時是《北京晨報》的副刊主編，非常討厭蘇聯，但是他發現大學生接受左派思想的越來越多，他就發起了這樣一場討論。親俄派和反俄派就在報紙上開始針鋒相對，各不相讓。這一場論戰到了終極狀態，親俄派──就是左派學生和陳獨秀──發現好像筆仗打不過反俄派，因為反俄派列舉了很多證據顯示共產黨執政之後，蘇聯國內經濟凋蔽，民生艱難，及其對中國主權的危害。
北京爆發了著名的「首都革命」。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了推翻北洋政府，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作為內應，再以馮玉祥的國民軍作為外援，想用這種方式一舉消滅北洋政府，結果沒成功，因為北洋政府提早做了嚴密的防範；馮玉祥的國民軍受到列強警告，最後也沒有辦法行動。
首都革命失敗了，但是左派群眾和青年學生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帶領之下，將《晨報》報館一把火給燒了。自從晚清中國開始有報刊以來，焚燒報館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連慈禧太后都不曾這麼做，所以胡適非常憤怒，他寫了一封信，嚴厲斥責陳獨秀：號稱自由、革命的政黨卻將報社給燒了。陳獨秀不以為然，他覺得這麼做沒有什麼所謂，不就是少了一個報館。徐志摩這位看來溫文儒雅的詩人，在大火之後到了報館，看到一片灰燼，於是《晨報》復刊的時候，他寫了一段話，意思是大火無法澆滅人們爭取自由的決心。從這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中國社會，親俄派和反俄派之間的衝突已經到了勢同水火的地步，偏偏這時在南方的廣東，由於有孫中山方面的保護，革命的話語和思維開始轉變得越來越正向；它不再是一種改變社會的手段，革命只是改變國家社會的其中一種手段；政策仍然可能保守，改革也可能溫和。
因此在親俄／反俄的大論戰之後，革命話語開始變成一個正面的符號，在中國大行其道；也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之下，國民黨完全左翼化──不僅僅是在組織上；就像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以俄為師」，在意識形態上也完完全全學習蘇聯，即便後來蔣公在1927年4月宣布「分俄分共」──也就是跟共產黨說再見，他在意識形態上其實還是受了蘇聯的影響，比如1926年訂定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條例」當中的「反革命罪」，很多人認為「反革命罪」是1949年以後才有的，但其實在1920年代就有了。此外還有「黨員背誓條例」，是規範國民黨員的；黨員如果違背誓言，要受法律制裁，這些其實都是從蘇聯學來的。
基本上蘇聯就是以一套革命話語影響了整個當時中國的歷史，這也就是為什麼黃埔建軍以後的軍隊被稱為國民革命軍的原因；革命不再是手段，而是崇高的道德、美好的哲學，也是革命者的目標；這就是蘇聯當時受到歡迎的原因。
楊：後來，蔣中正寫了一本書《蘇俄在中國》，對蘇聯的評價很壞。所以黃埔建軍的工程一直到1927年才完成，有意思的是，你剛才提到在這段期間，日本的角色不明顯？
徐：其實我覺得日本的角色並沒有弱化。孫中山先生在他人生最後的半年當中，應北洋政府邀請到北京去參加國是會議，因為他希望南北統一。[1]當時他從廣州登船的時候，並不是直接從天津到北京的，中間他曾經停留日本的神戶和橫濱，這是他最後一次到日本。孫先生在神戶發表了一次非常真誠的、關於大亞洲主義的演說，在演說中，他沒有把中國的希望放到蘇聯身上，而是把希望放到日本身上。他說北上到北京，就是希望日本能夠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也希望日本能夠幫助中國戰勝列強，他尤其提到1905年日本跟沙皇俄國之間的日俄戰爭，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東亞被壓迫的民族帶來巨大的希望，那就是黃種人是有機會戰勝白種人的，最後他期待日本將來成為東方王道之干城，提攜中國。這種理論後來變成八年抗戰日本的文宣；汪精衛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南京版《中央日報》登出來的，也是孫中山的這段演說。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因為國民黨聯俄容共以後，孫中山對俄國和共產黨的不滿其實一直在不斷升高，中國大陸學者也發現了這個問題，所以大陸學者楊奎松就寫過很厚的一本書《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他開篇就提到孫中山並不是後人或者宣傳上所想像的那樣，對於中共很寬容。他其實一再警告中共，在國民黨內活動的時候，不能夠逾越分際。對蘇聯他也是這樣的態度，所以有人認為孫中山走得早，否則清黨可能就是由孫中山來做，而不是蔣公。
注解
[1] 1925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