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玉清撰寫，羅國蓮編輯
每場戰爭過後
必須有人打掃
畢竟東西
不會自動歸位
有人必須把瓦礫
推到路邊
這樣載滿屍體的推車
才能通過
——辛波絲卡〈結束與開始〉[1]
台大齊邦媛教授在《巨流河》書中也描述了抗戰期間她從蕪湖坐船到漢口的逃難過程：
「蜂擁而上的人太多，推擠之中有人落水；船已裝不進人了，跳板上卻仍有人擁上。只聽一聲巨響，跳板斷裂，更多的人落水。
黑暗的江上，落水的人呼救、沉沒的聲音，已上了船的呼兒喚女的叫喊聲，在那個驚險、恐懼的 夜晚，混雜著白天火車頂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長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頭。」[2]
根據聯合國在1947年2月15日提出的報告草案，1937-1945八年期間，中國「據估計戰爭死亡人數逾900萬，由於戰爭死於疾病及受傷人數達數百萬，劫後餘生者亦陷於窮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壞，教育受嚴重損害，工礦業十損其九，災荒和瘟疫波及廣西500萬人、湖南1,000萬人。」[3]
兵荒馬亂的八年裡，數千萬中國人淪為難民，他們背井離鄉，扶老攜幼，在逃往大後方的路上顛沛流離。人心惶惶、自顧不暇，走街串巷、望聞問切的鈴醫，抑或郎中坐堂、名聞遐邇的四大藥號——廣州陳李濟、漢口葉開泰、北京同仁堂和杭州胡慶餘堂，他們的命運如何？走方郎中能遊走四方、養家糊口？四大藥號還能精製丸藥、懸壺濟世？硝煙彈雨中藥材是否供應無虞？從不同視角切入，發展竟是南轅北轍，出乎預料。
中醫的生死存亡之戰
有人說，抗戰是中醫處境最艱難、變革也最大的一個時期。其實，早在西風東漸的清朝末年傳統醫學的挑戰就已經悄悄地展開了。
清末民初，西方醫學大量輸入中國，並且正式納入了新式教育體制，傳統中醫初嚐前所未有的威脅；五四新文化運動鼓吹「德先生」與「賽先生」，作為「新學」的西醫，不僅獲得知識界的認同，更得到擁有海外遊歷經驗的社會菁英大力支持，逐漸成為足以與中醫抗衡的一股勢力。
曾經赴日學醫、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的魯迅在短篇小說集《吶喊》自序中寫道，「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是無意的騙子」。
前台大校長、五四運動最具影響力的學生領袖傅斯年直言，「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起我所受的教育。」
中醫世家出身的知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則認為中醫治病確實有效，但因為沒有相應的理論體系，所以他不相信中醫。他在〈吾家先世中醫之學〉文章中指出，「然不信中醫，以為中醫有見效之藥，無可通之理。」[5]他說，「寧願讓西醫治死，也不願讓中醫看病。」
知識界批評中醫愚昧、迷信、落後，新舊思潮激烈衝突下，西醫界公開與中醫界決裂，形成涇渭分明的兩大對峙陣營。「西醫界稱中醫為舊醫，稱自己是新醫，將中西醫之爭視為是『新舊之爭』，先進與落後之爭；而中醫界稱自己為國醫，稱西醫為西醫，將中西醫之爭視為『中西之爭』。」[6]
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皮國立說，「孫中山肝癌末期時藥石罔效，無計可施下，不信中醫的溫和派學者胡適應朋友之請勸他服用中藥，孫中山說，適之啊，我是學西醫的，你還叫我吃中藥，胡適回答說，先生不妨一試。後來孫中山離開協和醫院，住到顧維鈞家，服用中醫師路中南開的藥方；他認為在西醫院吃中藥，對協和醫院的醫師不敬，是不以誠待人。由此可見那個年代中西醫的衝突很厲害。」[7]
起初，中西醫之間只是意識形態互異的學理之爭，然而到了1920年代末期，對抗升級為體制之爭，甚至成了生死存亡之爭。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成立，下設「中央衛生委員會」，2月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會中以「中醫妨礙全國醫事衛生」為由，提出四項針對「廢除中醫」的提案，擬定一連串漸進手段限制中醫發展，將中醫剔除在教育體制和國家醫療體制之外，逐步達到消滅中醫的目標。其中代表人物余雲岫委員強調，「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8]
消息曝光後輿論譁然，全國中醫藥界團結一致迅速反擊，展開一連串抗爭及請願；上海中醫藥界最為積極，通電全國各地中醫藥團體，提議召開全國性會議。3月17日，來自全國15省、132個醫藥團體的262位代表群聚上海，舉行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抗議政府通過余雲岫等人提出的「廢除中醫案」。大會高舉「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提倡中醫藥就是保全中國文化經濟」等主張，並且訂定3月17日為「國醫節」，成立全國性永久組織「全國醫藥團結聯合總會」，組織請願團前往南京。
這場維權抗爭贏得上海各大報館的同情與支持，聲勢浩大，驚動了南京府院高層，也爭取到一批國民黨元老的支持，從而保住了現代中醫藥發展的命脈。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譚延闓表示：「中醫決不能廢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長，非但不廢止，還要加以提倡。」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也說：「我一生都看中醫吃中藥，在我們陝西，全省只有一間教會辦的西醫院，一共只有三個西醫生，大部分百姓看病都是靠中醫治理的。」[9]
皮國立說，「余雲岫很了解中醫，他對中醫的批評非常到位，很難反駁。他的主張是中醫不科學，要廢除，而中藥是有價值的，值得研究，不過，不是由中醫研究，而是要西醫跟現代的科學家、公共衛生學家來研究，也就是『廢中醫，存中藥』。」[10]
廢除中醫案帶動了中醫現代化、科學化的進程，意義重大，可以說是「現代中醫史的開端」[11]，促使中醫突破傳統，加速展開各方面的變革。
一場戰爭，中醫中藥兩樣情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中國狼煙四起，原本關係緊張的中西醫界偃旗息鼓。8月淞滬會戰開打，來自四面八方的近百萬上海市民湧向英美租界，除了一小部分人住進旅社或投靠親戚外，另有七十多萬人無處可去、露宿街頭。租界當局擔心難民引發治安危機，因此責成上海最大的慈善機構仁濟善堂辦理救助事宜，由仁濟善堂董事陳存仁出面號召、組織，成立後援會，設立了380處收容所。而仁濟善堂附設的仁濟育嬰堂也一下湧入七百多個棄嬰，身兼堂長的陳存仁為病嬰成立了醫療室，童涵春堂國藥店承諾免費提供中藥，西藥部分則向集成藥房的屠開征[13]求助。屠開征爽快地告訴陳存仁，「全部藥品由我免費提供兩個月，滿了兩個月，我再叫別家藥房來繼續兩個月。」陳存仁說，「當時的上海人，各就自己的本位，萬眾一心，搶著去做各種後方工作，如民食問題、傷兵問題、急救醫院和供應前方物資等，大家不求名不求利，在倉促間，各盡所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那時同心協力投入的中西醫師共有十多位。[14]
這一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一個星期後，國民政府宣布移駐重慶，工廠、實業家、高等院校、文化團體，以及民間的各行各業、平民百姓紛紛跟隨政府內遷四川、雲南、貴州一帶。在兵連禍結、動盪不安的大環境裡，擁有一技之長的中醫相對幸運，不管在前線、在大後方或是淪陷區，都有能力賺錢營生、求得溫飽。皮國立說，「人吃五穀雜糧，沒有不生病的，尤其是逃難過程裡，被戰火波及、或是緊張匆忙中磕磕碰碰、甚至因為衛生條件惡劣，頭疼腦熱拉肚子總是難免，因此，中醫和中藥面臨戰爭的嚴厲打擊，卻也能在夾縫中生存，而在大後方的中醫師因為一下子湧入大量南遷民眾，可說是門庭若市、炙手可熱！」[15]
相形之下，中藥從業人員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以中國四大藥都之一，且有「天下第一藥市」之稱的河北安國祁州藥市為例。明清以來，祁州是中國最大的中藥材集散地，有著「草到祁州方成藥，藥過祁州始生香」的美譽。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安國祁州備受衝擊，藥市幾乎停擺。1938年底日軍佔領安國，外地的商幫、藥行駐戶幾乎全部搬走，本地藥行商戶也多移往外地，沒有搬走的也因藥材短缺紛紛倒閉。據安國縣檔案館資料記載，日軍攻佔安國後，商戶由2668戶降到75戶，從業人員從一萬八千多人驟減到二百三十多人；藥行從二千多戶減到三十戶，藥行工作人員剩一百多人，經紀人員只剩下七十多人。[16]
藥草採擷困難、交通運輸阻斷，傳統中藥商在內遷或留下的取捨中左右為難，小家小戶的藥舖或許可以選擇遷往後方，另起爐灶，但家大業大的老字號則幾乎動彈不得，只能留在淪陷區求生。四大藥號當中的漢口葉開泰、杭州胡慶餘堂、廣州陳李濟及北京同仁堂無一例外。
北京同仁堂
由於號稱「同仁堂不到不開盤」的祁州藥市凋敝，許多重要中藥材的供應青黃不接，曾經引領風騷、留在淪陷區的北京同仁堂生意艱難。抗戰爆發前，同仁堂在美國花旗銀行存有40箱貴重藥材，開戰後，花旗銀行遭日軍封閉，為了持續經營，同仁堂不得不以40萬元贖回[17]。坊間更有傳言，日軍覬覦同仁堂的祖傳藥方，企圖以出資入股之名染指同仁堂。
漢口葉開泰
葉開泰藥店成立於1631年，以自製的參桂鹿茸丸、十全大補丸和虎骨追風酒等成藥名揚海內外。1938年武漢淪陷，葉開泰全家八十多口骨肉離散，年富力壯的疏散到重慶；老弱婦孺則轉進漢口法租界避難[18]。雖然葉開泰在漢口仍保留了製藥業，但生產斷斷續續，店鋪也一遷再移，難以正常營運，逐步走向衰退。
杭州胡慶餘堂
有「江南藥王」之稱的杭州胡慶餘堂與北京同仁堂齊名，被譽為「南有慶餘堂，北有同仁堂」。二者同在淪陷區，命運卻大不相同。戰爭對藥材的迫切需求意外成為胡慶餘堂的發展契機。阿膠是胡慶餘堂的大宗商品，一度因為無法取得製造原料黑驢皮而一籌莫展，後來聽說集散地河南周家口有大量驢皮無法運出，於是鋌而走險買通敵偽，因而大發利市[19]。
廣州陳李濟
發明蠟殼丸的陳李濟飽受戰火摧殘，廣州淪陷後，廠房遭到拆毀、生產難以為繼[20]。
相較淪陷區的藥號營運受挫，大後方的藥鋪則因地利人和，根基穩固，發展大相逕庭，其中最突出的要數重慶桐君閣。
重慶是中國西南最大的藥材市場，以廣東幫的勢力最為龐大，壺中春藥店則是個中翹楚。桐君閣看好紛亂時局中的藥材市場，多管齊下，除了在沙坪壩建立簡易廠房，存放藥材和製造藥品外，同時針對需求，將藥品的品項刪繁就簡，全力製造、銷售不需熬製的成藥，方便隨身攜帶及服用，因此備受民眾歡迎。抗戰中期物價節節高漲，桐君閣藥廠斷然採取存貨不存錢的策略，終於取代了廣東幫的壺中春，在川滇黔市場獨佔鰲頭[21]。
在國家命懸一線之際，中西醫界放下成見，共赴國難，用醫者仁心譜寫出無數濟世活人的感人篇章。然而，隆隆的砲聲裡，來自西醫的挑戰並未中止，拎著藥箱的傳統中醫該如何在夾縫中掙扎生存、救國圖強？下篇將敘述中藥在抗戰時期不為人知的貢獻，以及中醫出生入死在嚴苛挑戰中走出一條血路，開創了意想不到的春天！
注解
[1] 辛波絲卡著，林蔚昀譯，〈結束與開始〉，《黑色的歌》（台北：聯合文學，2016），頁90-95。
[2] 齊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82。
[3] 《維基百科‧中國抗日戰爭》。擷取日期20240104。
[4] （編注）清‧佚名繪，王克友、王宏印、許海燕譯，《北京民間風俗百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第96幅「串鈴賣藥圖」。此處圖說亦參考書中圖片文字釋文撰寫。
[5] 陳寅恪，〈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吾家先世中醫之學〉，《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188。
[6] 《中文百科全書‧廢止中醫案》。擷取日期20240104。
[7] 皮國立副教授於2023年7月31日接受「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訪談，主題為「抗戰時期中醫藥之發展」。
[9] 蔣耘、任彥馨，〈抗戰時期重慶地區的中醫「抗疫」〉，《中國檔案報》，總第3549期，第二版，2020年7月10日。見於《中國檔案資訊網》。擷取日期20240104。
[10] 皮國立訪談。
[11] 皮國立，〈導言〉，《中醫不科學？1920-1930年代的社會輿論(上)》（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2），頁VI。
[12] （編注）〈中醫藥廢除案建議撤銷（一）〉，《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130006-00001-021。
[13] （編注）因作者所見書籍為簡體字版，網路上亦難以搜得「屠開征」相關資料，故無法判斷人名為「征」或「徵」；歡迎知情者來信告知正確訊息。
[14] 參見陳存仁，《抗戰時代生活史》（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9-23。
[15] 皮國立訪談。
[16] 〈抗戰藥業有興衰〉，見於《中醫中藥網》。擷取日期20240104。
[17] 〈抗戰藥業有興衰〉。
[18] 〈百年葉開泰，半部中醫藥史〉見於《武漢市商務局（招商局）》。擷取日期20240104。
[19] 〈抗戰藥業有興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