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我家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小公教家庭」，「父母親一生……似乎沒有特別值得誇耀的事功」，前台大校長管中閔先生不只一次這樣形容自己的家庭和父母親。[1]離鄉背井，在台灣赤手空拳建立家庭，「這樣的故事，在那個年代俯拾即是」。
確實，會感覺上面這段文字，幾乎可以一字不差地借用過來形容自己親長的人，恐怕還不在少數。
但是儘管「普通」，管校長同時提到這樣家庭一項珍貴的特質：「父母親在……崗位上努力，盡到了自己的責任」。
戰亂造就偉大領袖和無畏英雄，但是「國」和「家」的重建工程，靠的卻是無數盡責的平凡人；只是對於這些平凡人，我們又瞭解了多少？
也是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目睹國家被戰火吞噬、歷經骨肉離散；其中究竟埋藏了多少沒有說出來的大時代故事？管中閔校長父母親的前半生，述說的就是這樣的故事。（汪琪）
文／管中閔口述，邢若琳整理，汪琪編輯
圖／管中閔提供
母親「洋氣」的成長環境
我的外公林忠晉先生是福建同安人。外公年輕時正逢西方勢力在東南亞殖民地進行經濟掠奪，東南亞的菸草、可可等經濟作物和礦業興盛，吸引很多大陸沿海居民前往「淘金」。外公當年也曾是「華工」的一員，在緬甸作過苦力、挖玉石，辛苦攢下一些積蓄。
幾年後外公回到福建老家，在廈門開始經營南北貨的運銷買賣，逐漸成為廈門的大商號。當時廈門的英租界已經發展成商貿區，而鼓浪嶼作為列強的公共租界，則形成文化多樣、生活品質佳的大規模西式住宅區。外公的商行就面對著（往鼓浪嶼的）輪渡碼頭，在廈門思明區的天一樓巷子裡還有一棟三層樓ㄇ字形的大洋房。我 2004 年第一次造訪廈門時，那棟大房子在巷弄中仍非常搶眼，幾位表哥和他們家人也還住在裡面。我還記得許多房間地上有精美的馬賽克地磚，即使經過這麼多年，地磚色彩依然鮮豔。
母親林素粧出生於廈門。按母親的記憶，她是屬虎 (1926年)的，但她不確定為什麼來台時登記成1928年出生。由於外公生意相當成功，娶了幾房太太，家中子女眾多；母親在全家中排行第七，生母那房行三，所以親戚對她的稱呼各有不同（我小時候對此非常困惑）。由於家境優渥，母親成長的「小世界」是一個相對安逸的桃花源。1937 年日本侵略中國後，這個安逸世界就逐漸瓦解了。
亂世中的一隅淨土
中國的1930年代是一個充滿戰亂和殺戮的年代。日軍於1938年佔領廈門，但因鼓浪嶼是外國人群居之地，日軍最初不敢侵犯，許多中國人（包括外公全家）遂遷居於此。抗戰前幾年，中國各地戰火延燒，鼓浪嶼（如同上海租界）竟成為一方相對安穩的所在。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駐鼓浪嶼。母親就讀廈門第一女子中學時，每天須搭渡輪去廈門上學。母親印象很深刻的是，經過碼頭時必須向日軍行禮，心中充滿屈辱的感覺；學校規定要上日語課程，但母親說：「我才不要學呢！」這反映了當時許多學生的反日情緒。
這個時期的廈門雖然被日軍佔領，但是商業活動並沒有中斷。廈門和台灣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都說閩南話、也都長期被日本勢力把持。母親曾經提到，當時台灣和廈門之間貿易來往頻繁，通婚也很常見。母親有一個哥哥娶了兩房太太，其中一位嫂嫂是廈門人、另一位則是台灣人。也由於外公家中經商，人脈甚廣，加上台廈兩地的文化背景類似，這和她後來來台應該有一定關聯。
動盪中的安定
1945年，對日抗戰結束，但隔年外公撒手人寰。母親的哥哥們接手家族事業，但因國共內戰爆發，局勢愈來愈混亂，南北貨的生意難以為繼，家道開始中落。在家中兄長的安排下，母親於1947年帶著兩個妹妹渡海來台。同父同母的六哥因為有朋友在航運公司，替她們安排了船位，而同父異母的五哥則替她們準備了盤纏。我始終沒搞懂，為什麼生性膽小、足跡從來不曾踏出廈門和同安的母親，會在當年做出這麼大的決定。但她確實就這樣離開了熟悉的家鄉，走上從不曾料想到的人生旅程。
母親有一位和她年齡相近的外甥女，當時已先來台灣唸書；母親她們抵台後，適逢暑假期間，沒有什麼人留校，於是姊妹三個就在學校宿舍打地鋪。住的問題雖然暫時解決，生計問題仍迫在眉睫。所幸母親寫得一手好字，透過她五哥當時任職於台大圖書館的朋友幫忙，母親在1948年初進入台大工作，成為教務處註冊組的職員。這份工作她一做就是45年，直到退休。
成為台大的職員後，母親再次因為同鄉的幫助，分到了台大的單身宿舍（隔壁鄰居後來有些成了台大著名的教授，包括華嚴和裴溥言）。不久，與母親一起來台的一個妹妹因為不適應這邊的生活，過年回鄉後便留在廈門；母親則替另一個妹妹爭取到一份台大醫學院的工作。於是兩姊妹相依為命，就此在台灣安頓下來。母親還有一個小弟後來也來了台灣，但僅在台北一段時間後就轉赴台中自謀生活。
母親後來已經說不清楚當年來台時的許多細節，但談到找工作或宿舍分配時，總提及多虧了許多廈門（同安）同鄉的幫忙，可見當年兩地來往極為密切。母親的母語是廈門話。廈門話與台灣話極為相似，她也慣於說廈門話；一般人其實聽不出來她並不是台灣人。
寄人籬下的懷寧少年
和母親優渥與安定的生長環境相比，父親管起予先生的生活則艱困許多。父親是安徽懷寧人（懷寧縣現屬安慶市），生於1920年，是家中第十個、也是最小的孩子；父親一歲時祖父在外地過世，所以他從小就跟著在郵政局任職的二伯（父親的二哥）一家，住在安慶市天后宮街，只有過年才會回到懷寧老家。父親有些姪子們比他年齡還大，他們用安慶話稱呼父親為「小佬」（小叔叔之意）。
1937年蘆溝橋事變，日軍進攻華北，中日大戰全面爆發。父親當時就讀安慶高中，1938年初跟著二伯回懷寧老家過年。由於局勢惡化，年初五、初六時，父親就跟著二伯全家匆忙離開老家，往大後方去。他們從望江縣（現屬安慶市）過長江到江西，再坐船到九江，然後搭火車到武漢；一路上僱得到車便搭車，沒有車只有走路。他們離開老家幾個月後，安慶就淪入日軍手中。
當年政府許多單位均已遷至武漢，許多人寄望國軍可以在武漢一線以東堅守較久時間。二伯一家抵達武漢後，很快安排父親去唸當地的中學；但是戰事日趨不利，暑假時父親又跟著二伯全家轉赴雲南昆明，就讀昆明的昆華中學，並在那裡完成了高中學業。那時因為二伯任職郵政局，由武漢到昆明這段旅程應該得到郵政體系的很多幫助（郵政局是當時中國比較有規模和組織的政府單位）。
二伯家裡小孩多，家庭負擔很重，父親高中畢業後必須儘早獨立。當時的中央政治學校（即政治大學前身）除了有公費補貼，畢業生還可以分發工作，正是父親所需要的保障。我記憶所及，父親政校畢業後，最先在重慶復興關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工作過一段時間，後來轉任川康鹽業局。
1945年抗戰勝利，人人都想趕快回到家鄉，但船位根本不夠，只能按照職位等級排隊候船。父親等了半年多，才得到機會東歸。那時朋友已替他在南京安排了一份工作，所以他在1946年7月就直接去了南京，開始在交通部公路總局工作。當時除了交通部的工作，父親還幫安徽一家報社寫些通訊稿，生活逐漸安定下來。
證件永遠找不回來了
那時的南京非常熱鬧，先是1946年底制訂憲法，接著是1948年4月辦理總統和副總統選舉。總統一職雖有居正參加競選，但大家都知道非蔣委員長莫屬；各方勢力競逐的是副總統一職，參選副總統的包括廣東的孫科，廣西的李宗仁，湖南的程潛，陝西的于右任等六人，均具相當實力，也都積極活動拉票，特別是拉攏各地報紙。父親曾說，那段時期各方交際，他忙得根本抽不出時間回老家；加上他總覺得南京到安慶不遠，坐船不過一晚時間，也就不急著回去。只是一旦離開南京，父親再回安慶老家就已是50年後。
從1948到1949年，國軍先後在三大戰役敗北。1949年4月中，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前幾天，父親和同仁匆匆離開南京。當時局勢非常混亂，火車才到鎮江就停了，他們只好下車步行。後來父親輾轉經上海到廣州，再於8月從廣州搭船到基隆。父親曾提到，他們走到上海外圍時，已看到解放軍部隊，情急之下將重要證件（包括國民黨黨證）包在油紙袋內投到一座橋下，相約有機會再回來撈出證件；這當然變成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了。
父親抵台後，在同鄉的幫助下先任職於桃園農校；後來得到以前三青團團部老長官的幫助，轉任臺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省訓團），才搬到台北。父親在重慶時認識的一對友人夫婦，來台後因故離異，當時那位太太任職臺大，並住在單身宿舍。父親有一次去宿舍探望她的時候看到母親，遂展開追求。
父母親在1953年結婚，證婚人是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也曾代理過總理職務的安徽前輩許世英先生，隔年我哥哥出生。父母親至此在台落地生根了。
注解
[1] （編注）管中閔，〈遠離戰火、踉蹌奔跑的身影〉，管中閔vs.楊渡，聯合副刊，《聯合報》， 頁D3，2023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