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鄭元慶
沿台南市白河區內角國小（內角公學校）旁道路前行，約50公尺後，路旁一座巨大銀白色鐵門擋住去路，內為軍方用地，可見高樓層建築。日治時期，這裡原是日軍「內角陸軍演習所」所在地，後為「白河戰俘營」（Shirakawa P.O.W. Camp）。大門左下方，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立了一座「白河戰俘營紀念碑」。
1943年6月6日，日軍不知何故，關閉了原來的台灣戰俘營第4分所「花蓮港戰俘營」，將337位高階戰俘從花蓮轉到了白河。
到達白河營後，戰俘們被分成兩個小隊，營舍前段的瓊斯（Albert M. Jones）將軍擔任第1小隊隊長，畢比是副隊長，該小隊裡有30位將軍，分別來自美國、荷蘭和澳洲。第2小隊則全是英國籍將軍，其中一位是曾任英國駐爪哇皇家空軍指揮官的保羅‧莫德庇（Paul C. Maltby）將軍，他擔任第2小隊隊長，同時也擔任白河戰俘營的盟軍戰俘指揮官，他們住在營舍後半段[1]。
2個月之後，又有包括5位將軍在內的21位英國戰俘從香港被轉到白河，其中之一為原駐港英軍司令克里斯多福・莫德庇（Christopher M.Maltby）少將，他就是白河戰俘營指揮官保羅・莫德庇的兄弟。兄弟都擔任將軍、都成為日軍戰俘，又被關在同一地點，應該是絕無僅有之事[2]。
根據台灣戰俘轉移紀錄，戰俘主要是從東南亞國家被集中到台灣，很少把台灣的戰俘逆向送回拘捕地。很特別的是在1943年8月，奧弗拉克（Roelof Theodorus Overakker）少將和戈森森（George Frank Victor Gosenson）上校兩位荷蘭軍官被轉營至蘇門答臘。[3]原來奧弗拉克係荷屬東印度群島蘇門答臘指揮官，日軍入侵之前，預估盟軍很快就會反攻。當時的計畫是，即使荷蘭殖民地投降，軍隊仍將以游擊隊形式繼續作戰鬥，以備於盟軍登陸時提供援助，並下達「紙本」命令。奧弗拉克成為日軍俘虜後，被轉移到台灣。1943年5月，日本在蘇門答臘的憲兵隊發現了這些書面命令，認為奧弗拉克是這陰謀的關鍵人物，就在8月和戈森森上校被轉營到蘇門答臘，後來他們在1945年1月9日被日軍所謂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8月底之前，還有116位戰俘從新加坡、屏東隘寮、台中轉營至白河，他們的階級多是上校以下。之後陸續有從爪哇來的戰俘抵達，或是島內戰俘營轉送。依據1944年6月初，國際紅十字會駐日本代表Mr. H.C. Angst訪視時的紀錄，台灣戰俘營總共收容454名軍官，其中402人被拘留在白河戰俘營，包括將官74人、校官230人、尉官98人，也因多數高階軍官被拘於此，白河戰俘營也被稱「軍官戰俘營」[4]。
這一切還得要由白河營對戰俘的工作要求和伙食開始談起。在抵達白河的三個月後，管理員開始要求戰俘們分批闢建新的農場，作物包括紅薯、高麗菜、豌豆、花生和番茄等，工作量並不多，每週只工作2天。當戰俘們外出工作時，可獲得額外的米飯，每餐大約多大半碗飯。輕鬆的工作，戰俘不感覺累，能讓身體變得更強壯，加上得到不錯的食物，以及紅十字會的物資在9月底抵達，戰俘們體重普遍增加，畢比將軍在半年內增加了1公斤。
於是日軍要戰俘們再接再厲，開闢一塊又一塊可耕地，大致是先由戰俘們清除雜草，集中當堆肥。接著由台籍農民，帶著水牛犁出10公分的深溝，之後再由戰俘們種植紅薯、番茄、玉米、高麗菜等各種作物。如此農場逐步擴大、工作範圍也擴大了。
1944年4月，第3分隊戰俘們背著半袋帶殼的花生，由分隊長K. L. Berry少將領隊，班長是布萊利（William C. Braly）上校，跟隨警衛出發。戰俘們一邊工作，一邊把要種植的花生拿來吃，警衛用手語向Berry少將抱怨，戰俘們吃的比種的多。事實上，當天工作吃掉的是比種下的多，因為戰俘們上一季整地、鋤草、播種並收割，卻沒得到任何花生，早已心存抱怨。稍後在農園工作時，戰俘們都盡量遠離警衛。
休息時間，警衛再次提及這個議題。上午收工時，警衛拿了一個籃子，放在小隊前面的地上，接著要戰俘們把口袋掏空，多數人都繳出一兩把花生。然後，警衛繞著小隊轉了一圈，檢查臀部口袋鼓起的戰俘，並命令3位上校（Cordero、Fortier、Roy C.Hilton）把口袋裡的東西全倒進籃子裡。
事實上，多數隊員仍然有花生。警衛返營後請伍德Wood上校翻譯，他說由於這是第一次發生，不會向指揮官報告此事。解散後，戰俘們都對這件事大笑起來，有幾個人嚼了一兩天花生。但幾天之後，發生另起嚴重的花生事件。
由美國上校組成的第5小隊，在清理營區外的排水溝時，看到工作區附近的混凝土地面上晾曬了許多收成的花生。休息期間，幾位飢餓的戰俘就吃了晾曬中的花生。
上午工作結束時，一名警衛兵告訴布拉多克Braddock上校和醫官沃辛頓Worthington上校留下來。他們被罰站了半小時後，營地指揮官日置史郎（Hioki Shiro）中尉出現了。他先對沃辛頓醫官說：「一直在偷吃花生？」醫官回答他已經很久沒有吃花生了，只想嚐嚐味道。日置說，「這是不對的行為。」但事實上，日置讓醫官返回寢室時，醫官的口袋裡仍然裝滿了花生。
同樣的，日置也質問布拉多克上校說：「一直在偷吃花生？」布拉多克理直氣壯的表示，花生是戰俘們在農場種植的，餓了吃點花生，在上帝面前這沒有錯。這回日置的反應十分激烈，他咆哮著說：「你是我見過的最壞的囚犯﹗」接著一拳落在毫無戒心的上校臉上，打斷了他的三顆牙齒，害他跌倒在地。日置接著再補了幾腳，還好上校用胳膊和手保護他的頭，[6]沒有受到更嚴重的傷害。
不一樣的待遇
雖然布拉多克上校為了花生而被打掉三顆牙齒，但是在其他的戰俘營，他的損失可能就遠不止於此了。在日軍戰俘營中，白河營區所提供的生活條件還算差強人意。
在白河營，戰俘們住的是一棟新蓋的木造大樓，大樓中央通道兩旁都有獨立的房間，配有兩張竹床、兩把椅子、一張桌子和兩套架子，供2人入住，畢比和芬克（Arnold J. Funk）住同間寢室。房間光線明亮且通風。畢比認為是成為戰俘後住過的最好的營房。將軍以下的軍官及下士官待遇比較差，住的是舊營房，地板上有坑洞，屋頂漏水。好在每棟營房旁都設置盥洗架和廁所，另廚房位於營區中央，烹調衛生條件都不錯[7]。
可能戰俘們抵達時正逢梅雨季節，住進新營區後就連續2週下雨。營地位於丘陵環抱的小山谷裡，地勢雖平坦但排水不良，雨後地面泥濘不堪，戰俘們得用廢棄的木板，鋪設通道行走[8]。雨水多不好，缺水也難過。白河戰俘營的水源來自附近的一個水庫（鹿寮溪水庫），由於水庫9月乾涸，戰俘們必須從營區之外百餘公尺的井中汲水。此後的幾個月，日軍及戰俘們日常生活用的每一滴水，都是戰俘們輪流以桶從營區外提回、倒入大儲水槽裡的。[9]由於戰俘們沒有多餘的水洗衣服或洗澡，如有午後雷陣雨，他們就跑到暴雨中洗澡，苦中作樂。這情況一直到Roscoe Bonham和Nick Carter兩位上校找了竹管，剖開後沿途設立支撐點，從水井汲水泵浦旁拉到營區的儲水槽旁，才算解決了營區用水的困擾[10]。
食物質量
營區食物一日三餐，米飯、燉菜為主，米飯裝在雪松製成的木桶中，雪松的油脂味道滲入米飯裡，增添一點風味。當田裡的番薯收成後，每餐飯裡另添加番薯，增添不同口味。水果非常受到歡迎，戰俘們每天可分配到2-3根香蕉，有時會以半顆鳳梨代替。
不過，肉類還普遍缺乏。畢比將軍特別紀錄了吃到肉類的時間：7月4日，日軍提供了約30磅的豬肉熬湯，每人都有小袋餅乾和幾根香蕉。9月底，戰俘們將自行在農場飼養的山羊宰殺，連兩餐吃羊肉湯。聖誕節中午，戰俘們殺了自養的豬隻，廚師切成豬肉丁炒蔬菜。日軍另提供戰俘每50人一隻鴨子，煮成鴨肉湯[11]。
一方面是天氣炎熱，一方面想保存制服，多數軍官大部分時間都穿著短褲，有些人則穿著用床單或任何布料製成的丁字褲。戰俘營裡制服的多樣性是另件有趣的事情。美、英、荷戰俘曾交換過衣服，因此無法從軍服來判斷國籍。有些制服損壞，只穿著不起眼的便服。麥克布賴德（Allan C. McBride）將軍曾穿件日本大衣，他用硬紙板畫出紅色軍銜徽章，然後黏在肩上。當他留著鬍子，穿上奇特的上衣，看起來就像個墨西哥將軍[12]。
醫治瘧疾
戰俘在白河營染瘧情況比花蓮嚴重。當高階軍官們初抵白河時，第1小組只有2-3人瘧疾復發，因正逢雨季及周邊草叢林木圍繞，瘧蚊孳生，致感染人數迅速增加，幾乎每天都有人發病。排定外出工作時，平均有3分之1的戰俘需留營休養。幸好，當地瘧疾類型致命率較低，且日軍營地當局有足夠的奎寧來處理病例。
需住院的病例以瘧疾佔大部分，此外還有腳氣病、營養不量造成的水腫及其他疾病。為了辨別病情嚴重程度，由日軍的醫療士官進行診斷，並提出問題，經過翻譯與病患進行面談。日軍設計了紅、半白半紅及藍色3種圓形紙板標籤，紅色必須在營休息，半白半紅者免於工作，藍色要做輕鬆的工作[13]。
由於營區蚊子太多，日軍使用傳統方式燻蚊。剛抵白河營不久的7月，戰俘們多次配備一根草繩，前往營區外約一公里處，割取類似狗茴香（dog fennel，應該是外型類似的「茴香」）的雜草。用草繩綑綁後，扛回營地，攤開晾乾。乾燥後燃燒，具有驅蚊的效果。[14]
戰俘的這種待遇，可能還比當時一些老百姓的待遇要好。布萊利上校特別記錄了一次外出：當戰俘們穿過鄰近白河庄邊緣，看到民眾被命令去修路，不論男女老少，都在挖掘、平整和搬運石塊。幾位母親將娃娃背著工作，顯示當地風格，但有些小女孩幾乎提不起沉重的鋤頭。不過，負責監督的村長，在戰俘經過時也咆哮命令這些村民趕工[15]。
休閒娛樂與聖誕節
戰俘的生活枯燥乏味，日軍似乎有意依循《日內瓦戰俘公約》，採取較人性的管理，提供戰俘們休閒娛樂。
白河戰俘營成立之初即設有小圖書室，後收到東京基督教青年會的大量書籍，豐富了藏書，包括教科書、傳記、歷史、小說、偵探驚悚小說和詩歌。因不斷地閱讀使用，裱褙破損脫落，鮑勒上校和杜克准將花了很多時間，用自製的麵粉糊當黏著劑，克難式的重新裝訂書籍，延長它們的壽命，以發揮最大價值。在那段令人痛苦的歲月裡，圖書是戰俘們的精神食糧。[16]
營區旁邊有塊小山丘（現在還留存，設有「軍事用地」界樁），長滿雜草和灌木叢。7月初，日軍令戰俘們將山丘整建成公園，供休閒之用。每個小隊每週工作2天，至9月中旬，已清理完成，站在山丘上可以看到周邊景色，樹木遮蔭且涼爽。戰俘們可以前往山丘上坐著閱讀或寫作，出入時只須在警衛室簽名，日軍也沒派警衛護送或監督，此地被稱為「Yasume Park」（休閒公園）[17]。
為了讓戰俘們的心靈得以舒緩，畢比將軍到達白河之後，就組建了雙人四重唱，排練主日禮拜神聖音樂。合唱團有固定班底，萬一有人因病住院，練唱或演出都有人遞補，他們固定在每週的禮拜中吟唱。
很難得的，日軍組隊和戰俘軍官隊進行排球比賽，結果後者技高一籌。另外戰俘們還舉行了接力賽、三足賽跑、麻袋賽跑等。活動過程中，營地指揮官日置和工作人員都在場觀看。
聖誕節晚上，畢比與其他5位將軍（Funk、Brougher、Drake、Vachon）應邀與韋弗（James R. N. Weaver）准將和布羅格共進晚餐。他們苦中作樂，以床單當桌布、手摺餐巾紙，咖哩瓶當燈座，紙板黏上彩色紙做成燈罩，點上蠟燭，6位將軍共進燭光晚餐。當晚管理員並延後一小時熄燈，讓他們度過愉快的夜晚[19]。
簽署自願工作書
戰俘平順的過了一年，之後卻起了變化。為了落實軍方「戰俘不應不勞而食」的訓令[20]，1944年6月8日，日軍台灣戰俘營總司令佐澤秀雄（Sazawa Hideo）上校來訪，要求所有人簽署「自願工作書」。
山中（Robert Sumiyoshi Yamanaka）翻譯承佐澤之令問戰俘：有多少人不想在農場工作？結果除2位戰俘之外，其他人都舉手。佐澤見狀請翻譯回應，戰俘們不工作就留在房間裡，現場一片寂靜。布羅格准將提問表示，戰俘們是否會因此受懲罰？佐澤回答，不會懲罰。
對應是否簽屬自願工作書，盟軍各國最高指揮官，英軍莫德庇（Paul C. Maltby）、美軍瓊斯（Albett Jones）和荷軍Becchaus等3位將軍認為，這和之前簽屬戰俘不逃跑聲明一樣，都是違反國際慣例，決定向下屬發出拒絕簽屬的命令。戰俘們於次日提交名單，只有8人簽署[21]。
根據白河營翻譯Robert Sumiyoshi Yamanaka在香港戰犯審問時的證詞，當戰俘們拒簽自願工作書之後，佐澤召見白河營指揮官日置Hioki中尉，日置返營後轉達佐澤命令，包括停止工作及額外的「工作飯」。戰俘停止使用娛樂設施；增加午夜集合點名；不得探訪其他營房的戰俘友人；不得有超過3人的聚會。[22]
其他的懲罰包括：衛兵每天對營房進行多次巡查；早晚點名之間不得躺在床上、長凳、地板或地面上；根據警衛的意願進行額外的夜間點名（有時多達3次著軍裝的額外晚點名）；關閉Yasumé Park休息區；牧師禁止傳教；不允許戰俘向他的高級軍官致敬。
根據山中翻譯的證詞，戰俘們拒絕工作之前，日置對戰俘態度友善，但後來因為要執行上級命令而改變：持續的半夜緊急集合點名、米飯配發每人從420克減少到390克、沒有休閒娛樂和禮拜；這種管理方式一直延續到9月底。
來時折騰、離去也不輕鬆
1944年開始，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幾場重要戰役中失利， 同年7月，日本失去塞班島，雖則在八月前美陸軍第14航空隊（14th Air Force）對台灣的轟炸仍以機場及港口為標的，然而整體來看，日方已經難掩頹勢。在此情勢下，日軍展開了轉送高階戰俘的作業。
台灣島的幅員雖然不算廣大，1940年代的交通網卻還不很完整。根據畢比（Lewis Beebe）將軍的描述，戰俘們在1943年由花蓮啟程往白河的路程，可以說是歷盡艱辛。他們每人帶了5餐份量的乾糧，包括5個麵包、2個日本肉罐頭、1罐12盎司的鹹牛肉、糖和可可各1小罐上路，行李後送。行軍2公里後到花蓮港碼頭上船。[23]往北的航程海岸線清晰可見，但船上並無空間可以躺下。3小時之後抵蘇澳灣，轉乘接駁船搶灘，涉水上岸，接著步行約1.5公里抵達蘇澳火車站。等待火車進站時，月台上的民眾睜大眼睛驚奇地看著金髮碧眼的戰俘，直到空襲警報聲響起，所有人四處逃竄[24]。
火車上，光畢比那節車廂就裝了61位將軍，每2人擠1個座位，無法睡覺，百葉窗在行駛中都是關閉的。12小時後，約下午1點，他們終於到了嘉義車站，再轉搭窄軌運甘蔗小火車，前往3公里外的白河營地。
由花蓮到白河的路程如此，離開白河到奉天也不輕鬆。1944年9月30日下午，美、荷、澳國的將軍戰俘們被通知需立即打包，每人只能攜帶10 公斤（其餘後送）行李。次日28位美、荷、澳籍將軍和3名勤務兵按照指示前往嘉義，坐火車到屏東，換乘窄軌鐵路到隘寮戰俘營。10月3日，英國籍的將軍們也依循同樣的程序離開白河營。
10月4日，戰俘們上火車至附近的機場，搭小型雙引擎飛機飛到日本九州島，轉火車至別府市。幾天後前往門司港上船，抵達韓國釜山，再經瀋陽抵達奉天戰俘營。
其他的校尉級軍官和下士官246人，則在10月10日離開營地，凌晨4點，病患坐卡車，其他戰俘步行4公里，搭上運甘蔗小火車到嘉義車站，13小時後抵達基隆換乘客貨輪「鴨綠丸」號（Oryoku Maru，1944年12月14日被美國「大黃蜂號」USS Hornet航母的「地獄貓」Grumman F6F Hellcat艦載機攻擊，次日沉沒於高雄旗津外海），13位來自木柵營的勤務士官兵，則已經比白河營主隊早一個小時到達。
戰俘們在船上等啟程的期間遭遇了數次空襲警報，炸彈就在周邊爆炸。在轟炸的威脅下，船開出外海又折回。10月14日上午他們終於啟程，5天後抵達九州門司港，轉火車經別府到博多港，再登上Fukuju Maru號往韓國釜山，轉搭火車到鄭家屯的奉天戰俘營。
轉型醫療營 曲終人散
白河營啟用之後，在將軍戰俘的新營舍之外，又興建了一座由三棟建築組成，頗具規模的醫院。當白河的軍官戰俘於1944年10月大規模轉營至奉天之後，白河即轉型為醫療營。這裡有較好的醫療設施，可收容其他營地生病和過勞戰俘。在1945年3月3日，金瓜石的加拿大軍醫惠勒（Ben Wheeler）少校，就帶著86位病俘轉到白河營。那時候已經有7名醫療人員在醫院值班。
1945年4月25日，日軍還派遣具有醫學背景的上尉小島敏夫（Kojima Tosrio，海軍軍醫）擔任白河營指揮官。
8月15日戰爭結束，白河營戰俘於8月26日轉移到台北，先被安置在前日本療養院——圓山疏散營。接著於9月6日搭乘火車到基隆，登上美國驅逐艦，轉運到美國海軍布洛克島（USS Block Island） 航空母艦上，送往馬尼拉接受醫療護理，然後再被運送返回各自的國家。
注解
[1]《Prisoner of the Rising Sun》Lewis Bebee. P.163.
[2]《The Hard Way Home》William C. Braly. 1947, P. 139.
[3]同上。
[4]在台湾各収容所視察報告 P. 0420-0421. 「2．在台湾各収容所視察報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2518100、大東亜戦争関係一件／交戦国間敵国人及俘虜取扱振関係／一般及諸問題／帝国権下敵国人収容所視察報告 第一巻（A-7-0-0-9_11_1_9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國立公文書館）。
[5]同上。
[6]同上P. 135。
[7]《The Hard Way Home》William C. Braly. 1947,. P. 133.
[8]《Prisoner of the Rising Sun》Lewis Beebe. P. 163.
[9]《The Hard Way Home》William C. Braly. 1947, P. 137.
[10]《Prisoner of the Rising Sun》Lewis Bebee. P. 167-194.
[11]同上P. 179-181。
[12]同上P. 194。
[13]同上P. 168-169。
[14]《The Hard Way Home》William C. Braly. P. 138.
[15]同上P. 163-166。
[16]《Prisoner of the Rising Sun》Lewis Bebee. P. 176.
[17]《The Hard Way Home》William C. Braly. 1947, P. 235.
[18]《Prisoner of the Rising Sun》Lewis Bebee. P. 191.
[19]俘虜情報局月報提出の件報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301309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P.0361。
[20]《Prisoner of the Rising Sun》Lewis Beebe. P. 174.
[21]香港戰犯審判，Case No. WO235/1029，P. 40, Suzannah Linton & HKU Libraries, 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 Website at http://hkwctc.lib.hku.hk.
[22]《Prisoner of the Rising Sun》Lewis Bebee. P. 221-223.
[23]《Prisoner of the Rising Sun》Lewis Bebee. P.160.
[24]《The Hard Way Home》William C. Braly. 1947, P. 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