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志輝口述，廖文瑋整理、編輯
圖／吳志輝提供
我是民國21年出生的，老家在湖南石門縣，抗戰的時候日本騎兵隊到我們村子來過一次，他們本來要到雄黃廠去的，沒想到帶路的人卻搞錯方向，把他們帶到附近的筆架山上去了；馬匹不慣走山路，一不小心連馬帶人摔下山坡死了，當天晚上騎兵隊就走了。所以抗戰時期日本人在我們村莊只待了一天；我的妹妹是在日本人離開之後生的，她的名字就叫「遠暉」，也就是「日軍走遠」。總之那幾年大多數時候我們都還是在自衛隊和國軍73軍的保護之下生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興，教育也沒有那麼普及，縣裡面只有一所中學在縣城，所以從中學開始我就得到常德去讀書了。那時學校的學費倒並不是很貴，我們家鄉產桐油，我的學費就是用賣桐油的錢交的。每次要開學了，家裡就請兩、三個鄰居友人，擔著油一路送我到常德。
那時交通都是靠兩隻腳走，從家裡到常德要走三天。第一天走到縣城，第二天走到盤龍橋，第三天才走到常德。當時的泥板路很滑，尤其是下雨天的時候。我穿的都是母親做的釘鞋，就在布鞋底下安一個可以拆卸的鐵環——這種鐵環有人在賣，且有不同尺寸。鐵環底下打上釘子。沿途上隔不遠就有茶館，方便休息喝茶。一天吃早晚兩餐，到飯館裡吃客飯。到常德以後，才有輪船坐，那時常德才剛剛通汽車。
單純的從軍初衷
民國38年時，我17歲，湖南開始動亂；我們這些在常德讀書的同學，都在考慮要不要升學。到3月，一位軍人退休的表哥說湖南已經不穩了，要出走，就來邀我同行。那時家裡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父母並不反對我離家。出發時我只帶了四枚袁大頭銀元，從常德出發，靠省保安司令部發的通行證，跟十幾個人，一輛車坐一天到長沙。再從長沙坐火車，沿粵漢鐵路輾轉到浙江蕭山。因為湖南石門出了位龍天武將軍，家鄉有人跟他有聯繫，有一部分人就決定到上海去找龍天武，剩下我們十個人沒有跟著，就地在蕭山參加了14師。我因為受過教育，一進部隊軍階就是上士，責任比較大，手下有十幾個人，要做很多事情。我們有個小學老師叫王經雪，他也離開學校在14師當課長，很照顧我們。
那個時候離家出來根本沒有什麼目標，就只知道是軍隊就跟著走，好像很盲從。但那時很單純，都是同學、同鄉，不知道害怕。
艱苦的行軍之路
當時18軍在江西成立了，14師則是在蕭山成立的；在江西徵的兵，我們要負責去「接兵」。那時有一種說法，說江西兵都是「飛兵」，把門關起來都會跑掉，大家都很緊張。因為怕他們跑，所以證件這些東西都要收集起來。結果有一天，我的表哥連同一起出來的幾個人要回家去，因為浙贛鐵路要斷了。他們要我一同走，我說我不能走，因為士兵的錢和私物在我身上，甚至還有一支45手槍。我願意走，可是東西不能丟啊，丟了良心說不過去。所以我告訴他們：「你們回去好了，我不回去」。
兩岸通航以後，我回去省親，表哥他們跟我說：「要是跟你一道不回去就好了。」但是人生的事情很難講，不回去也不一定就好，也可能連命都沒有了。
那個時候12兵團在江西瑞金成立幹部學校，我就去了；但是連長又把我叫回部隊，因為部隊裡讀過書的人比較少。回部隊以後我借住在一戶老百姓家裡，[1]他對我很好，移防時要我別走了，可是因為我責任重大，還是謝絕了。
我們從江西出發，一天到晚都在行軍，有時走到睡著。在福建行軍的時候，我就走到睡著了、摔一跤，腿上破一條口子，現在都還有傷疤。也因為來不及正式訓練，部隊在行軍途中邊走邊訓，前面一有狀況停下來，就叫我們演練。
我們的部隊叫閩粵邊區剿匪司令部，偶爾會遭遇「土八路」（非正規的游擊隊）。土八路不怕槍，但是我們部隊有六零砲，砲一打，「土八路」就散了。進了福建我們去守連城縣，縣長叛變已經被關，政府派了一個團長去當縣長，我們負責城防的安全。一次去剿匪，但是到了那裡，土八路已經跑掉了。還有一晚一整個排跑掉了，縣政府通知保安部隊去攔截，事情很嚴重，最後還是都抓回來了，處分完繼續跟著走。
那次開始部隊安定一點，邊走邊招青年。但是像福建、廣東很多都是女人做事，男人都在家裡喝茶、帶小孩，我們總不能把女人徵來，要找人做事都找不到。
我們的部隊在司令胡璉帶領下搶救青年、搶救物資。搶救青年，也就是招兵， 12兵團成立了軍政幹部學校，招收了很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人，包括老師、學生。到汕頭、潮州，要準備撤退去金門時，收購了很多小豬，這是搶救物資。我從潮州到汕頭時，一下船見到有個女人嚎啕大哭，大概是她家男人跟部隊走了，我心裡真是說不出的感受。那時非常淒慘，人都走了，商店的門都打開，要什麼自己拿就好。大家都只求上船，碼頭上停滿了人不要的車和物品。
三戰金門
我們從汕頭上船到金門，卻在料羅灣待命好幾天，大家暈船，吐得到處都是。10月25日下午才由金門新碼頭上岸，之後又從料羅灣步行了好幾個小時才到金門下埔下，那時大家都累到席地而睡。不料到了晚上我們被槍聲驚醒，一開始聽說是演習，後來卻說是敵人已經過「河」（我們那時候沒有海的概念，只知道河）。等到天亮，201師第一線已經被攻破，14師41團第一、三營去支援，剛上去，第8連連長就不幸陣亡，但是共方沒有獲得剛下船我方軍力的訊息，不知道我方有多出一萬多人的兵力，因此古寧頭一戰只持續了兩天，共軍就全部投降、被俘或撤退了。
我在廣東時有一個吃齋的和尚跟我一起出來，他是機槍手。他平時都會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打完古寧頭，我問他有沒有用機槍打人，他說：「有啊，不打怎麼行呢。」我說：「你怎麼能打呢，吃齋念佛的人不能打的。」他說：「我不打他，他想打我！」很有道理，人到生死關頭了沒法講究這個。
被我們俘虜的兵說，他們的幹部告訴他們：「打下金門吃早飯」，他們以為真的可以拿下金門，結果失敗了。打完仗以後海灘上有很多死人，海水一泡就會浮腫，在海灘上一浮一沉，真的很淒慘。國軍的遺體埋到大武山上，共軍的遺體就近在下埔下掩埋。
後來的兩次金門砲戰我也在金門，都是回了台灣之後再被調去金門。民國43年先遇上「九三」砲戰，結束後輪調到69師，也是步兵。再之後就是打「八二三」砲戰。開戰的當天我在台灣受訓；開打以後我們就集合，第一天本來要坐飛機過去，卻降落不了。第二天坐船過去，第三天才到。那次在金門，我們駐防在白乳山，自己挖的地底坑道裡面，我們開玩笑說這是「未死先埋」。
砲戰打打停停，一開始我方的火力落居下風，直到美軍支援的八吋砲和一二零砲運到，劣勢才扭轉過來。那時候金門的機場[2]因為暴露在共軍的砲火之下，基本上是不能用的，但是部隊不能沒有補給，補給只能靠船運，我們主要的任務就是卸船：我帶一個半連，冒著被砲彈擊中的危險，搶時間在沙灘上把補給品由船上卸下來。有個士兵早晨跟排長講：「報告排長，我不能去，眼皮在跳，現在去一定會死翹翹。」晚上卸完雞肉罐頭、牛肉罐頭，大家一起喝酒。排長問那名眼皮跳的士兵：「不是會死翹翹嘛，怎麼沒死？」他竟說是因為我胖胖的，有福氣、沒有問題，要是炮彈一來他就壓到我身上。我想說，你趴在我身上，你得先死。
「八二三」砲戰打得很久、很嚴重，但我們的一個半連只有一個輕傷，其他都沒有負傷。我們副團長去碼頭接我的時候，問傷亡情況怎麼樣，我說一個輕傷送醫院去了，他說「這個時候你還跟我開玩笑」；我也很生氣，說：「我跟你開什麼玩笑」。我還因為全員只有一名輕傷而得了獎章。我跟朋友開玩笑，我在金門打了三次仗都沒死，還不錯。
尾聲：從離島到天空
民國50年，老總統為了反攻大陸，規定一個師要有一個營的傘兵，各階層的人員都要抽調，一開始先訓練幹部，政戰部的副主任就找我去。我說「跳傘也要經過體格檢查才行」，他說「不用檢查，不用檢查」，就把我強拉上火車。
我跳過很多地方，包括高雄嶺口山上和台北淡水河。不同地方的跳傘訣竅不同：水上跳傘腿要翹起來利用浮力，一般跳傘腿要併起來避免受傷，森林跳傘又不一樣了；因為主傘常常卡在樹枝上，所以得用掛在胸口的副傘落地。如果降落地點在平地，可能有人來幫忙收傘；如果落在水裡，就得自己游上岸了。有一次我掉到稻田裡面，不覺傘包、衣服都濕了，渾身是泥。上來以後隊長說：「哈，你看看你，都不像人了。」
民國50年我加入傘兵部隊，一直到民國73年才調到陸軍總部兵工署，不久再轉調中山科學研究院，民國75年以上校退役。
注解
[1]那時候的軍隊不像現在，是沒有營房可住的，有村莊可以借住民家就很好了，常常是睡地板的，很苦。
[2]金門現在的尚義機場是八二三砲戰之後興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