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嚴格說，張敬果教授從來不是流亡學生。抗戰期間，大批中學生、大學生流亡到四川，他卻是「在地人」。當內戰興起，流亡潮第二次襲捲大陸的時候，他很幸運地已經畢業了。然而不論是當年求學時期、或是後來隻身來台、就業直到由政治大學退休，他的身邊都不缺流亡學生、或曾為流亡學生的朋友同事；事實上連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也充滿「流亡」的色彩。
張敬果的經歷，為流亡現象、政府為流亡學生興學的歷史和這些學生對戰後重建的貢獻，提供了另類視野。（汪琪）
文／張敬果口述，孫曼蘋、汪琪採訪，張坤成整理，汪琪編輯
圖／張敬果提供
我是廣東五華縣客家人。梅縣、中山和五華地區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因為我祖父在四川作官，我兩歲和全家到四川，從此就在那裡生根了，所以我算是四川人。
我的父親是農人，我有兩個哥哥、兩個姊姊和一個妹妹，父親替每名子女準備了一塊地，所以家裡有七塊地，平時這些土地都租給別人種糧，收的租金吃飯，其他賺的錢就作生意、買馬、買地。我家那邊有一條煤礦礦脈，我們家把產出的煤運出去賣，生意最盛的時候有17匹馬和3個馬伕來回運煤，附近鄉鎮都是用我們運的煤，當時賺了很多錢。
讀小學的時候，有一次我聽到泡菜罐子打破的聲音，原來是我父親要買房子，將放在罐子裡的金子銀元拿出來，但放在裡面時間太久，都黏在一起拿不出來了，所以將罐子打破，我母親拿醋倒在水桶裡，再把金子銀元泡在醋裡，泡三天搖一搖，再泡十天全分開了。我們家的金子現在沒有了，醋的好處我卻記得很清楚！
當流亡學生到達目的地
抗戰開始時我還是個中學生，讀大學時就碰上抗戰最激烈的時期，我們家所在的四川省也成為大後方的心臟。那時候的「大後方」基本上是指雲南、貴州、四川和西康。西康本來是落後地區，抗戰時建設得很好。當時的流亡學生有好幾萬；教育部長陳立夫替他們成立許多學校：國立大學、國立中學到處都有，由國立一中到二十二中，全是收流亡學生的。這些學校分布在四川自貢市、威遠和榮縣等地。這三個地方的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廟，能容納三千人，政府在那裡也辦了一個「靜寧中學」，學校裡95%是流亡學生，都是公費分發的；5%是當地的自費學生。這些學校辦得很好，但本地生必須考試才能錄取；很難考。我就是在四川自貢市的「靜寧中學」讀書的。
我們學校附近的永川縣還有「國立十一中」和「國立十五中」兩所學校。永川在重慶和成都中間，但基本上每個縣都有全公費的學校收流亡學生，男生女生都有，除湖北學生，公費生吃住都在學校。每年還發一套制服，書本是借的，到三年級再還。自費生每個月學費18元，算是給教職員的津貼。我們流亡同學中有45個到了台灣，但成材的不多。
流亡學生的故事是這樣的，例如戰爭打到陝西了，家長就把自己的小孩（有的讀中學、小學，有的只有五，六歲）──不論男女，就往火車站或公路車站送，我們村子就有二十幾個。父母親在孩子的外套繡上名子、是哪裡人，三、五十個一群，送到車站，車子來了就把這些小孩帶到安全地區。這些小孩有的連自己的父母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我們政治大學有好幾位同事是就是這樣出來的，其中有一位老師大學畢業後，從北京逃出來，和另兩個女孩結伴同行，她們在西安車站看到一大群孩子，其中五個──三個女孩、兩個男孩擠在一起，都只有八歲，就將他們從西安一路帶到台灣來，從小學供到大學畢業，了不起！
政治大學一位教授告訴我，他們走川陝路出來，夜晚看哪裡有草地就睡哪裡，三、五十人組成一群，大家輪流守夜，相互照應。路上隔一段距離就是這樣一群人。
住解決了，吃呢？路途中老百姓會供飯，但是一批批學生走了一批又來一批，最後把老百姓吃垮了，沒辦法大家只好一起吃芭蕉樹的根，芭蕉根沒有毒，大家都吃，等有了米再恢復吃飯。老百姓供飯是政府的命令，政府說等抗戰勝利後會補償他們，但是抗戰勝利後繼續打共產黨，承諾的補償也隨之落空。
政大一位同事就是這樣是從河南流亡出來的，因為家鄉沒有飯吃，大家只好一起逃，結果越逃人越多，人越多行進的速度越慢。他們從河南流亡到陝西，接下來沒別的選擇只好走川陝公路；路很艱險、很窄小，但是比較不會遇上戰事。當年諸葛亮到陝西打仗就是走這條路，到大後方的四川省也比較近，一般人得走一年多才到得了川北。
川北的閬中縣一帶是大多數流亡學生的目的地。閬中縣是川北最大的縣，那邊是高山，除了到成都一條路和到陝西一條路，沒有別的選擇，而那裡有東北大學和好幾所學校，專門收留流亡學生。我們政治大學有兩位體育老師當年都是川北國立中學的學生，另外政治系荊知仁和政治系郎裕憲兩位教授也在東北大學讀過。
事實上抗日戰爭開始之後，淪陷區的範圍越來越大。流亡的家庭、流亡的學生和小孩就越來越多。他們不能往南京走，都往大後方的四川流亡，因為在重要路段有楊森的重兵駐守。楊森和王纘緒以前都是軍閥，後方稱流亡到四川的人叫「下江人」，就是長江下游的人，也叫「下腳人」，就是「腳底下的人」。
流亡學校教的內容和一般學校是一樣的。在學校裡，這些95％的流亡學生有時會欺負四川的在地學生。四川學生不會群起反抗，因為四川人不團結。在地學生週六放歸宿假回家，週日晚上回學校，他們會從家裡帶好東西來吃，像糖果花生或肉類，有些壞的下江人同學就會在吃飯時，要本地同學拿出來大家分享，不從就會打。流亡學生是公費，政府每個月發給他們大約15塊錢生活費，後來人太多就沒有了。
當時有很多流亡學生在昆明，昆明在山區，日軍來轟炸，飛機很容易掉到山裡，所以日機多半炸重慶，幾乎每天都有警報，至少三天就會有一次。飛機來之前30分鐘，預先警報會響：一長聲低音，15分鐘後再發緊急警報，大家就得趕快跑。防空洞、樹林，大建築物或反光建築物（如寺廟）都是躲警報的地方，但最好的選擇是躲到樹林裡。我們躲警報會帶醋，因為陰暗地區有很多蚊蟲，用醋噴它們就死了：無論驅趕蟑螂、螞蟻、甚至蛇都有用。有回我們旁邊有學生被蛇咬了不放，用醋噴到蛇的嘴，蛇馬上就放開了。
當年重慶人躲警報曾經釀成慘案；大批人躲進防空洞，日機飛離之後，洞門卻打不開，結果悶死一萬多人。昆明和重慶的山裡也住有很多人，日機轟炸死傷很嚴重。我看過被炸後的情況很慘；那邊有個頭、這邊有個胳臂，身子卻不見了，過一段時間屍體全部爛了。尤其在鄉下，都不忍心去看，死了多少啊，令人傷心！要清理這麼多的屍首不容易，燒都來不及，最後只能往長江裡丟，所以長江裡有垃圾、廚餘、還有死人。
1938年，北平[1]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聯大，後來成為台灣大學和清華大老師的，有好幾位當時都在昆明就讀西南聯大。重慶有它自己的大學，此外在成都（四川大學）、重慶附近的沙坪壩[2]（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和北碚也都有許多收留流亡學生的中學和大學。
體育大學
民國33年我在四川考插班，上了武漢體育學院，37年畢業。四川有幾所體育學校：重慶大學體育系，國立體育學院和成都體育學院。抗戰開始後學校越來越多，沒有老師怎麼辦？體育學院在抗戰以前讀五年，是初中考的，也有高中畢業考的，讀三年大學畢業，功課都一樣。抗戰開始後，武漢體育學院的幾位老師帶著學生到四川的國立體育學院，將它改成武漢體育學院四川分校。民國34年抗戰勝利後復員，學校遷回武昌，我又在武昌珞佳山的武漢體育學院讀了兩年。武漢除了體育學院，還有農學院、醫學院都在東湖附近，湖面很大。我本來要讀成都體育學院的，但教育部分發我去讀國立體育學院。
抗戰剛勝利時，學生都要復員。當時情況很亂，我們幾十個人包了一部車，車子擋風玻璃上寫著「武漢復員交通車」，但車站很多人沒錢坐車，搶著要上來。我們從重慶南岸沿西南公路到漢口，在長沙時又有很多人來包圍車子、甚至睡在車子前面，不讓我們通過，因為他們也要搭車回家。結果由重慶坐車到岳陽，我們一共耗了了二十三、四天，到岳陽再坐船到武昌，一路上一站站換車，馬路狀況非常壞，都是灰塵。晚上我們住在學校幫忙訂的旅館。學校安排得還好，只是一路上很亂，很多逃難離家的、要飯的。抗戰時他們逃出來，抗戰勝利了都要回家。
看著台灣選手拿冠軍
約24天後我們終於到了體育學院。學校有三百多名學生，都是公費的，但是校園破敗，房子漏水，沒有窗戶、地也不平。我在武漢讀了兩年。學院沒分科系，大家都上一樣的課。民國37年5月5日，我被選為湖北省代表隊的隊員，到上海參加全國運動會，參加跳遠，標槍，籃球、排球都入選，代表田徑，結果沒得獎，不過到了上海處走走，還看了京劇。我記得那年100公尺賽跑，跳遠，和標槍奪到冠軍的，都是台灣選手。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南京陸軍第一訓練處當體育教官，當時被選任教官工作的除了我還有五位同學，處長是孫立人將軍。訓練處每三個月召集一批軍官以及士官，教他們新的運動技能，超越障礙；包括爬越高牆，丟手榴彈，鑽鐵絲網（分一公尺和五十公分），走獨木橋和爬竿等八個項目。我們有七、八個教官，只有我能全部做完。
陸軍第一訓練處教官的月薪有70塊錢，那時候的錢很大，我寄一半回家，家人就可以作衣服、買東西了。
抗戰勝利沒多久，國共內戰又起；民國37年底的徐蚌會戰失利後，南京情勢緊張。孫立人部隊被調到台灣，我們隨之失業，吃住都困難。我和三個同學想回家，但是打算先找個工作，等打完仗再回去；上海有我們一位在私立育才中學當訓導主任的同學，所以我們就去了上海。不料到了上海才一個月，炮聲響起，於是三人改變主意，搭上倒數第二班太平輪，到了台灣（最後一班沉了）。那時我的錢都寄回家去了，身上只有10個袁大頭，一張船票就要8個袁大頭，買了船票之後，我只剩下2個袁大頭吃飯。
我是38年正月22日和同學到台灣的。到台灣後沒錢了，吃住又成問題；幸好同行的一位同學存了三十多個銀元。那時候沒有錢包，錢放在身邊怕被偷，他就剪了一段西裝褲的褲腳，縫起來，上面開一個口，穿根繩子當錢袋用；袁大頭和美金就裝在裡面，24小時都繫在腰上。接下來的兩個多星期，我們吃飯都是他請客；很有義氣！
此時孫立人將軍也到了高雄，在鳳山當陸軍訓練部司令。我和同學到台灣後沒工作，只好回到陸軍訓練部，那裡有一個學生隊、一個軍官訓練班和一個軍官隊；沒打仗的軍官都在這裡受訓，我就被編在第四軍官訓練班當教官。當時木柄手榴彈我可以丟擲75至80公尺距離，指揮官說我破了訓練處的紀錄。
鳳山基地佔地很廣，是80軍整理出來的一大片平地，裡面什麼都有，軍營、民居和家畜；每一百人有八名教官。在鳳山我只作了三個月，因為鳳山的太陽很厲害，上課時光膀子穿紅色短褲曬太陽，一天要曬六個小時。兩個禮拜後我全身起水泡，臉上都是。我以為自己要死了，到高雄陸軍醫院檢查，診斷是水土不服、過分營養不良，還有過敏，很多東西不能吃，醫院說要加點營養，但要自己出錢，我沒錢，後來是我一個姓傅的好朋友出錢買的營養品（後來我有還他）。
我進了醫院之後，陸軍訓練部主管看到我的情形，竟然把我開革了。幸好我有一位同班同學，早我一年到台灣，他是台北商專的組長，於是推薦我成為那裡的體育老師。當年我26歲，老師薪水不多，為了省錢，我住在學校，睡在辦公室，姓傅的同學繼續幫我付錢吃飯。幸好後來逐漸發展出一個外快的來源，才逐漸脫離窘境。
還沒當體育老師之前，有天我逛到台北新公園，那裏剛好有一場籃球比賽，一場球賽雙方打著玩，但是沒有裁判，於是他們就找我去客串。從此一場球賽的裁判收入，就從3塊錢、5塊錢開始漲，到民國40年已經漲到20塊錢。由於那時候幾乎每個禮拜六都有比賽：今天是萬華，明天是大安區或信義區，我開始靠作裁判過日子。後來我出名了，當時體育會在開封街，他們認為我當裁判表現很不錯，38年以後的全省運動會，我就是正式籃球裁判，白天我是田徑裁判，晚上是籃球裁判。
我在台北商業職業學校教了一年半，商職的一位訓導主任認為我應該去比較大的學校去教，把我介紹到新竹師範，一年半後，他再把我介紹到師大附中，我在師大附中教了七年，民國47年又轉到到政大，一直到民國74年退休。
民國72年退休前，我出了一本《中華民國少年、青少年、青年棒球發展史實》，這本書是由我，以及棒球協會志工張秀錦女士編寫的，紀錄了民國57─71年間台灣三級棒運的發展經過，內容包括各場賽事的記述、歷屆冠軍國手簡介、全壘打統計表和競賽規程，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及舊金山圖書館都有收藏。
去年我百歲生日，總統府派人來給我祝壽，送了我兩萬塊錢紅包、一塊金牌，還有桃園市長鄭文燦也送了一大包賀禮，吃的用的都有。他們告訴我，總統送禮的條件不只是百歲，還必須是對國家建樹有貢獻；他們找了很久才找到我。
世界上像我這樣的老人不多了；現在最大的心願，是把離家的故事寫出來，留給後人。
注解
[1]「北平」第一次改名為「北京」，是在民國27年，日軍入侵之後；民國34年，日本投降，回復原名「北平」。1949年9月，第二次國共內戰結束，中共又將北平改為北京，在台灣，北平的地名則沿用至1990年代。
[2]抗戰期間，沙坪壩與北碚夏壩（一說江津白沙壩）、成都華西壩、漢中城固壩並稱「抗戰大後方的文化四壩」。光沙坪壩就有重慶大學、重慶師範大學和西南政法大學等幾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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