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曉風、張和風口述，汪琪、羅國蓮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
生命裡多了一個城市柳州
我們民國35年回到南京[2]，母親重返昔日讀書之地非常高興，她迫不及待地第二天就去街上買她小時候最愛的酒釀餅來吃，我們一家人在這兒也過了一段相對安穩的日子。只是沒多久國共內戰再起，又開始一直打仗了。母親很惶恐不知該往哪裡去，一方面很想早點到台灣，一方面又想或許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也不用跑這麼遠，可是誰又能預測未來呢？舉棋不定之際，母親就來問我（張曉風）該去台灣或柳州。那時我只有六、七歲，什麼也不懂，但是老一輩的人有個迷信，覺得有問題就去問小孩，小孩順口說的就是天啟，最準。而我當時是這麼想的：「喔，台灣，我知道，書上剛讀過，有香蕉、鳳梨什麼的。柳州呢，我就不知道是個什麼地方了，那我要去柳州！」母親決定聽我的話，要帶孩子去小孩順口說出的地方，父親也同意，於是我的生命裡就多了一個城市：柳州。
柳州有一位林中逸伯伯，和父親、大舅是黃埔軍校的同學，三個人是好朋友；母親帶著五個孩子，就住在林伯伯家，林家後面是山，很大也很好。那時父親隨部隊離開南京打仗去了，母親不一定能知道他的動向，或許是林伯伯還有辦法與父親聯繫。在柳州待不到一年，局勢還是不好，我們便前往廣州等船準備來台灣。
民國38年暑假，母親帶著五個女兒抵達台灣，投奔我們同住的，還有二阿姨和三個孩子、三舅和三舅媽、小舅，母親一人要張羅13口人的吃住十分辛苦。幸好軍方還會照發薪水，父親的部下也會照顧我們，謀生不太成問題。
其實，大約是民國37年，那時，我們尚未離開南京，爺爺也曾想將在徐州的其他家人都接過來。他囑咐母親要到南京火車站接人後，便連夜搭津浦鐵路回老家去了。沒想到他一到徐州，就發現八路軍已占領車站，他回不了南京，爺爺家也就沒有和我們一起行動。說老實話，母親稍微鬆了一口氣，否則13人再加上爺爺家的六、七人，單憑她一人哪裡照顧得來呢？
一覺醒來天地變色
民國38年，父親跟著主要的部隊一直走到四川，軍事情勢跌至谷底，打算撤退到台灣。老蔣已搭前一班飛機離去，父親則留在成都燒毀文件，全部處理好才搭上最後一班飛機。當時的飛機小油箱也小，到黃昏，必須在昆明停下來加油，準備翌晨再飛，哪知道一覺醒來竟已天地變色──雲南省主席盧漢叛變了！他們的飛機無法起飛，就被扣留了下來。其實，此事母親竟比父親更早知道，她一大早5點起來，打開《中央日報》一看，發現盧漢之事，不禁心急如焚[3]，而父親那時尚在睡夢中。不過那時候盧漢叛變因事出突然，共產黨的軍事力量還沒進駐，盧漢沒有足夠的力量能限制所有被扣留者的行蹤，很多被扣留的國軍就想方設法逃脫，像是李彌將軍就撤退到滇緬，變成孤軍。
父親被困在昆明時，幸好遇到一位轉行賣菸紙的舊部屬，在他的幫助下，父親也偽裝成菸販，逃到山區，參加游擊隊，而後孤身一人，又一路從昆明逃到越南河內。民國38年時共產黨已宣布建國，法國承認共產黨政權，開始抓捕國民黨人士，父親一路上既要躲共產黨，又要躲法國政府。他從河內逃到西貢[4]後曾經被抓，那時只有兩條路可以選：送回大陸，或送去和黃杰的部隊一起關在富國島。被送去海上的小島，隔了一段時間，父親擔憂萬一西貢政府不肯放人，自己連逃都逃不掉，就只能老死在島上了，於是他又再次偷跑。或許是他認識了一些可以弄到船票的人，最後到了香港。那時西貢政府原本也打算把在富國島的俘虜都遣送回大陸，是後來全體俘虜絕食抗議，才把他們送到台灣。
如果不是街上的偶遇
父親到香港時，身上沒有任何證件。要辦理入台證，他需要寫信到國防部，再轉信給母親；但居無定所的父親卻沒有一個地址可以收信。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巧遇到一位姓梁的同僚──這人原本是押軍需的，看到國民黨政府不穩了，就把他押的那一船東西自個兒賣了，然後在香港做起寓翁[5]來了。父親一看見這梁姓同僚，立刻喊他的名字，他卻以為父親要抓他，嚇死了拼命跑，第一天父親沒追上他。沒想到隔了幾天，又在同一條路上看見他，原來他在這路上開了間珠寶店。這次父親邊追邊拼命喊道：「欸，別跑啊！我不是要抓你啊！我不是要跟你要錢哪！你趕快停下來啊！」才追上這位梁姓同僚，和他借了地址，寫信到台灣辦證，順利收到入境證，最後終於來到台灣。
父親是在民國39年底、40年初來到台灣，我們已經待在台灣一年多。他向國防部報到，國防部卻不用他，說他是「被俘人員」。當初待在富國島的人到台灣後被視為忠誠的英雄，其他單獨逃跑的「被俘人員」卻被認為是「難以判斷成分」，有「被敵方吸收的叛國嫌疑」。只是後來單獨跑回來的人愈來愈多，他們抗議「被俘人員」的稱呼，政府於是改稱他們為「陷昆人員」──淪陷在昆明的人員，但這個稱呼仍然變成一種不太光彩的身分。母親就曾感嘆父親獨自逃回來是一步錯就步步錯，當初還不如就留在富國島。但是，誰又知道富國島什麼時候放你出來呢？聽聞關在富國島的經歷十分可怕，等於是把人遺棄在一個沒有任何物資的孤絕小島上，要自己蓋房子、找食物，自生自滅。我（張曉風）有一位名叫袁樂民的友人，不知道是在富國島，還是在去富國島的路上，大概就在一個禮拜之內，他的弟弟、太太相繼離世，他只能用僅有的毯子把他們包了埋了，自己連蓋的東西都沒有了，當時，他也病了，昏迷了好幾天才醒過來。
逃難中仍不忘反攻大業
想一想父親逃跑的經歷，最不可思議的是，他一個人翻山越嶺，走過滇緬山區那瀰漫瘴癘之氣的原始叢林。父親沒有和我們說過這段逃難歲月，只有偶爾和母親透露過一點，所以他到底如何逃跑、如何在叢林生活，我們真的不太知道。但是從小只要有人上門乞討，母親一定給錢給飯給衣服，她說：「你們父親那一年多流亡，身上什麼都沒有，連個證件也沒有，就像是乞丐一樣，一路艱辛地從雲南山區一直逃到越南河內、西貢，也去過富國島，島上幾十萬的『撤退軍民』，你們父親不相信越南軍方，便自己逃亡了。歷盡千辛萬苦，最後到了香港。」
父親因為在昆明逃亡，和當地的少數民族往來，了解他們的政治傾向和結構，就寫了一份關於如何從昆明方向反攻大陸的機密報告。這份報告可能被孫立人看到，他大概覺得父親去過美國，逃難後還能寫出這樣的報告，是個可用之才，就把父親找去鳳山。父親在陸軍步兵學校任職，當過副校長，是少將占著中將缺，只是沒想到後來又受到孫立人案的牽連。其實我們原本都不知道父親和這個案子有關，只知道他被調到鳳山去。
父親調去高雄鳳山，我們眷屬就住在屏東勝利新村，永勝巷五號，從民國43年住到83年，母親在父親去世後，還一個人住了一陣子。勝利新村保守講大約有100戶，我們家九口人住半棟房子，占地加院子也有上百坪，院子種了很多樹，算是獨門獨院。勝利新村不像小門小戶的眷村那樣，能和鄰居特別親密熱絡，但也因為各有各的領域，所以能夠平安相處，比較不會有摩擦衝突。
想起住在眷村時，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我們那占地上百坪的房子，其實只有兩個房間，所以是父親睡客廳，四個姊姊[6]睡一間房，母親和我（張和風）、小妹、弟弟睡另一間，不過母親和弟弟睡大床，小妹還小自己睡小床，我則是打地鋪。有一天我們看了樂蒂、趙雷主演的電影《夜半歌聲》，我被趙雷的毀容扮相嚇到晚上睡不著覺，於是爬上大床，結果也睡不著的弟弟，大半夜忽然看到一個人影爬上來，被嚇個半死。
小時候，我們總覺得父親似乎滿沒用的，因為他從來都不和我們提自己的過去。一直到長大以後，慢慢從鄰居或別人口裡聽到父親的故事，才發現原來他做過一些很厲害的事情，能讓別人對他念念不忘；我們其實是因別人的敘述才認識了自己的父親。
注解
[1]（編注）〈勞軍活動（二）〉，《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54520-00002-025。
[2]雖然民國34年已抗戰勝利，但返鄉的船票難求。
[3]我們家那時住台北撫順街附近，靠近《中央日報》的印刷廠，所以極早便可收到報紙。
[4]（編注）河內時為越共政權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首都；西貢即今胡志明市，時為法國傀儡政權越南國的首都。
[5]此處寓翁指拿了一大筆錢到國外過安穩日子，並且裝做和從前舊事毫不相關之人。
[6]我們搬至屏東時，大姊已結婚住在北部。
[7]（編注）(1)張曉風女士說明，公文中提到的第四位「田席珍」，有個知名的兒子田文仲，曾在台視主持《我愛紅娘》節目多年；他的媳婦為王海波，是少數唱「老生」的女伶。
(2)〈出國人員勛獎〉，《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35100-00007-079。
(3)圖說參考同卷宗，數位典藏號：001-035100-00007-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