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朱玲珠撰寫，蘇香霖編輯
圖／孫以潔提供
我父母只有我一個孩子，是獨生女。從小就受到父母和外婆的寵愛呵護。我父親是個思想先進的人。他是北京大學畢業的，唸經濟。本來他畢業後要去美國留學，但因為祖父過世，沒有去成。我祖父在煙台海關做稅務司，在江西南昌也有祖產，當時家境不錯。我的大伯父，二伯父都曾留學日本，聽說去日本時，家裡還安排了廚子帶去，怕他們吃不慣日本料理。
父親沒去成美國，但一直有很好的工作。他在鹽務局工作了好幾十年，那時各地都有鹽務局，是非常重要的機構。在不產鹽的內陸地方，比如貴州，送禮帶包鹽去，就算大禮了。因為人不能不吃鹽，沒吃鹽就會沒力氣工作，所以鹽是非常珍貴的。我們一家隨父親的工作調動，住過不少地方，經歷過對日抗戰和撤退到台灣的歷史。大概也算見證了平民百姓在動盪中的生活吧！
很先進的外婆家族
我從小跟外婆長大，受外婆的影響最深。我外婆家是個思想開明好學善問的家族。在晚清時代受到「西學」的影響比較早。外婆的父親徐建寅是一位晚清化學家，祖父徐壽與傳教士傅蘭雅等人一起編撰最早的化學教科書。他們父子不但引介了先進科學，更實際参與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蒸汽大輪船「黄鵠號」。外婆的父親後來致力火药研製，最後因實驗室爆炸而不幸罹難。
我的外婆是個樂觀好學的人，她的父親去了德國，寫信回家說家裡的女兒一律不許裹腳，而且都要上學。外婆小時候就是一個人提皮箱，從無錫到上海去住校，就讀于「上海女子學堂」的。在當時，是很時髦，很先進的。
外婆喜歡學新的東西，也什麼都會，這對我的成長有很大影響。她喜歡看小說，看報紙。還記得她和姨媽母女二人看「江湖奇俠傳」和張恨水的「啼笑姻緣」。老年時，外婆用放大鏡看報紙，旁邊放著地圖，邊看邊查，打仗打到哪裡了。到台灣以後，雖然已經不打仗了，她還是非常關心國家大事和世界局勢。
我的丫頭「平安」
說起當年的生活，我還有過一個丫頭呢。她的名字叫「平安」。記得我大約五，六歲那年，一天，有個男人領了一個女孩來，求我外婆留下他的女兒。他說家鄉鬧旱災，很多人都餓死了，他不得已，想賣了女兒救活全家人。我外婆看他們實在可憐，就留下這女孩，給了這男人五十個銀元。男人抱著銀元就走了，那女孩一直哭叫：「我要家去。」我到現在還記得她哭喊的聲音，像是：「我要軋克。」
可憐她這樣哭喊了一天一夜。但第二天，她就不哭了，後來也沒再哭過。我家只有我一個孩子，外婆就讓這丫頭陪著我，並且給她取了一個名字，叫「平安」。從此以後，平安就如影隨形地跟著我，像我的影子一樣。連我上廁所，她也蹲在地上陪我。後來我要上小學了，外婆認為女孩子都應該唸書，就讓平安和我一起上學。外婆給她付學費，買制服書包，每天和我一樣上學。
平常夏天早晨五點多鐘，我們就要端個小桌子，小板凳，在院子裡寫字，練書法。外婆會親自把著手教我們。我最怕外婆叫我們背書了，從《千字文》，《百家姓》，一直背到《古文觀止》，甚至連報紙上的社論文章，外婆認為寫得好的，也要我們背下來。
但是外婆愛打麻將。我最希望她上桌打牌，只要有牌打，她就不管我們了，我們也就自由了。所以，我常忙著幫外婆找牌搭子，求人家陪外婆打牌。
平安來我家時，大約是八歲左右，比我大兩歲。到她十七歲時，外婆說要逃難了，不想再拖著平安跑，就開始替她找人家。後來，找到一家米店的兒子，人很殷實，平安就嫁了過去。過了一年，平安生了兒子，抱回來給我們看。一進門，平安就跪在地上向外婆磕頭，說感謝外婆讓她讀了書。她夫家的人都不識字，她卻會記帳、打算盤，所以現在由她當家，成了米店的小老闆娘了。
外婆包了紅包給平安的兒子，也包了一個，讓我拿給平安的兒子。外婆說，這是因為平安算是我的丫頭。
十歲開始逃轟炸
我大約從十歲就開始逃難。那種人擠人，擠上船，擠上車，拼了命地想要活下去的情景，我現在還清楚記得。「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那年，我家住在北京。以前叫北平。我們從北京逃難到漢口，然後每隔幾個月，就逃一次難，因為日本人打過來了。一路從漢口，逃到宜昌，沙市，進到四川萬縣，直到重慶。
我父親因為在鹽務局工作，所以一直調派在自流井[1]產鹽的地方。那幾年逃警報，真是疲勞轟炸，從空襲警報到解除警報，常常長達八小時。白天，晚上，半夜都可能有日本飛機來轟炸，尤其是十五月圓，天晴的日子一定會來炸，因為看得清楚。
我親眼看過轟炸後，滿街上都是血肉模糊的人，不是斷腿，就是斷胳膊。救護人員抬著擔架，上面躺著血淋淋的人。有一次，我的耳朵被炸彈聲音震聾了好幾天，什麼都聽不見。因為炸彈就丟在我們家附近。那聲音真是驚人。
大人們都沒得休息。警報解除後，回到家裡就趕快做饅頭，烙餅，因為逃警報時要帶乾糧和水。常常還沒做好，警報又來了。市區的人就躲進防空洞裡，洞裡空氣很不好。如果在鄉下，就逃到竹林和草叢裡，有時可以清楚地看見日本飛機俯衝下來，扔下一顆顆的炸彈。我們嚇得都不敢動，生怕敵機看見我們。
我真不希望再有戰爭，戰爭太恐怖了。
贛州的「正氣中學」校長蔣經國
抗戰勝利前，大約是民國32年（1943），父親到江西贛州，任鹽務局局長，我也進了贛州的「正氣中學」讀書。校長就是蔣經國先生。當時贛州是中國東南地方抗戰的後方重鎮，政治和軍事上都很重要。贛州專員公署的專員也就是蔣經國先生。
正氣中學離市區很遠，學生都必須住校。每逢週一，我們的校長蔣經國先生會來跟學生一起開朝會訓話，也跟我們一起在餐廳吃一樣的飯菜。他給我們訂下很多規矩，比如年輕人不許坐車（指人力車，那時汽車很少）不許穿皮鞋。學校離家有十五哩路，每個週末我們就穿著布鞋和草鞋走回家去。因為想家，我們再累，還是要走路回去。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又要走回學校去。
正氣中學座落在「虎崗」上。校歌歌詞是白話文：
太陽出來照虎崗，照得個個臉發光。
齊聲做長嘯。好像老虎叫。
一嘯，再嘯！
魔鬼不見了。
新的時代來到了。
揚州和南京的好日子
抗日勝利後，民國35年（1946）左右，父親調派到揚州淮南鹽務局，任局長職位我們一家人也隨父親遷到揚州。父親就在有名的「運司衙門」裡辦公，我記得門口有兩隻大石頭獅子，非常氣派。
我父親在揚州那段日子事業順利，我們的日子也過得很好。剛到時，因為住處還沒有安排好，我們一家暫時住在「運司衙門」裡的招待所。那時還沒開伙，每天吃揚州最有名的「富春茶樓」送來的飯菜，早餐就有小籠包，火腿干絲，蒸餃，和各種點心，中午晚餐更是吃酒席一樣，各種名菜都嚐到了。
父親上任的第一天，早上要對所有部屬訓話。我趴在運司衙門招待所樓上，從窗口朝外偷看。我以為頂多兩三百人。结果嚇了我一跳，竟然是黑壓壓一片，像軍隊一樣，排得整整齊齊，原來鹽務局的鹽警就有兩千多人。當時揚州的鹽商都是大大地有錢，他們出門乘轎子，總有七、八乘一模一樣的同時出動。那是因為提防刺客。讓你不知道那頂轎子裏才是真正的主人。
我父親因為與鹽商來往比較多，起先出入還坐人力車（就是黃包車），後來為了安全，鹽務總局就派了一輛小汽車給父親，還有專屬的司機。那是揚州的第一輛小汽車，當時算是個大新聞。揚州的街道都是很窄的石板路，車子開過，路人得躲到店鋪裡去讓路。車子開得慢，人們就站在店門口彎著腰看車裏的人，好像看耍把戲一樣。後來，我就寧可走路，也不願坐那輛小汽車了。
後來我們搬進局長官邸，是一棟三層樓的大洋房，在揚州中學對面，警備森嚴，連我們家屬進來出去，警衛都要行禮。後來我父親說，「眷屬進出，不需要敬禮。」他們才沒有再敬禮了。不知那棟洋房，現在還在不在？
我在省立揚州中學唸了三個學期。高一唸了一年，高二祗唸了上學期就離開揚州了，當時揚州中學是非常好的學校。
民國37年（1948）左右，政局開始不穩定了。我家搬到了南京，我進到私立匯文女中唸書。雖是世局動盪，但因我父母都是開朗樂觀，有幽默感的人，回想起來，倒也有很多趣事。
我有一位堂姐，名叫錦榮，是我四伯父的女兒。我父母因為怕我寂寞，就把這位堂姐接到我家來住，跟我作伴。堂姐當時已經大學畢業了，在我家住了很多年，一直到結婚，才離開我家。
平常我和堂姐一個上班，一個上學。到了週末，我父親就會安排我們一起玩。有時，父親會買兩張火車票，讓我和堂姐從南京到上海二伯父家去玩。在上海，我們有一個堂哥，那時這位堂哥交了一位女朋友，是百樂門舞廳的舞小姐。堂哥就帶我們到百樂門去玩，讓那位舞小姐教我們跳舞。那時候，白光就在百樂門駐唱。她唱得真是好聽，真是讓人骨頭都能酥掉。後來，我聽過很多藝人模仿白光唱歌，但我總覺得都沒學到白光那股嗲勁。
禮拜天晚上跳完舞，我和堂姐坐夜車回南京，到南京正好是星期一早上七點多。父親已經在火車站等我們，不但帶了早點，還帶了我的書包來，直接把我送去上學，送堂姐去上班。然後，他自己才到辦公室去。我們一路上嘻嘻哈哈的，告訴父親在上海的開心事。
後來，國共開戰，我和家人又開始逃難了。38年初（1949），父親被派往廈門，任鹽務局局長。我也隨父母南遷。當時，因父親不懂廈門話，覺得工作上比較不便，不久就由他以前的老上司閻錫山安排，轉到行政院去工作。那時閻錫山是行政院院長。之後不久，我父親就跟著行政院轉移到重慶，直到共軍快打到重慶機場了，才上了最後一架飛機撤到香港，之後輾轉來到台灣。那是一段戰亂中非常驚險的過程。
暫居台灣？
我是民國38年（1949），隻身一人坐「秋瑾號」輪船，由廣州到台灣的。這是由行政院用來載送員工及眷屬的船。據說在所有輪船裡，「秋瑾號」是最大最好的輪船。那時船票很難取得，所以我外婆是跟四姨父陸軍大學的船來的，比我早幾天到台灣。我的父母隨行政院去了重慶，後來由重慶經香港，輾轉才到台灣。我父母到台灣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台灣好幾個月了。
我和外婆都是在基隆上岸，到了台北，先住進四姨父家裡。四姨父是軍人，當時在陸軍大學任教務長，而陸軍大學的校長就是蔣中正先生。四姨父雖是軍人，他卻溫文儒雅，博學多聞，無論問他什麼，他都能詳詳細細地講給你聽。他也很溫暖體貼， 很會關心身邊的人。我和外婆在四姨父家，有一間榻榻米房間。晚上，房間裡掛個方型大蚊帳，幾乎有整個房間那麼大，蚊帳邊上有四個布條，分別掛在房間四個角落的鈎子上。半夜外婆咳嗽，四姨父會端一杯溫開水，走進我們的蚊帳裡。輕聲說，「三姑媽，喝口熱水。咳嗽會好一點。」
我想，凡是民國38年（1949）撤退來台灣的人，心裏都想著遲早要回大陸，在台灣只是暫時的。我母親尤其如此。她跟很多「外省人」一樣，堅持不買房子。說，「回去的時候，房子又帶不走。」
那時很多人對老蔣總統「反攻大陸」的口號都堅信不移，士氣很高，好像隨時都在準備著要打仗，不是「他們」要打過來了，就是「我們」要打過去了。人心非常不安定。我母親在台灣住不慣，天天都盼著回去。可是後來大家聽到關於共產黨在大陸上的種種作為，開批鬥大會，兒女批鬥父母，知識份子勞改下放，到農村去吃大鍋飯，學習毛語錄等等，就都不敢想回去的事了。連和大陸親人聯繫，都不敢想了。那時候，台灣整個封閉了起來，跟大陸通信要擔非常嚴重的「通匪」罪名。
到台灣，最大的困擾是言語不通。出門買東西或者辦事，因為聽不懂台灣話，大家要比手畫腳。這跟抗日逃難到四川的時候有些不一樣。國民政府遷到四川重慶時，當時叫「陪都」，大家也要說四川話。但四川話和湖北話南京話差别不那么大，比較好學。後來抗戰勝利了，大家回到南京上海等地，說話難免就有些南腔北調的，所以那時的政府以「北京話」為標準，提倡所謂的「普通話」。台灣話學起來沒有四川話那麼容易，後來國民政府在台灣，也就把「普通話」定為「國語」了。但我們家在台南住過六、七年，發現台灣南部人在學校說國語，但其餘時間還是習慣說台語多。
到台灣後，父親被派在行政院主計處當人事處處長，負責人事調動。初到台灣，世局還沒有穩定下來，父親的責任範圍很廣，工作也特別繁忙。當時，每個學校的會計主任都由行政院主計處調配，校方並不參與。
而来找父親謀職或調差的舊識、屬下、親友們絡繹不绝，包括揚州時期的鹽警，很多來到台灣沒有工作，也來求父親幫忙。只要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父親一定會幫忙解決他們的問題，而且絕不收人賄賂。有人把錢放在水果盒裡送來，他也一定原樣退還，分文不取。那時投靠我們的親戚朋友非常多，在還沒有找到工作之前，這些人每天都來我們家吃飯，等消息，家裡開銷很大。我父親是人們口中的好好先生，大家都很信任他，所以當時名聲和口碑都非常好。
父親退休後，把宿舍還給公家，租房子住。後來，他得了大腸癌，動手術的前一天，還在醫院裡幫朋友的兒子找工作，寫介紹信。他就是這樣，個性開朗、愛玩愛熱鬧；為人忠厚，人家託他的事，他一定要辦到。大病一年多，母親總是要求醫生用最好的藥，最貴的藥，花掉了所有積蓄和退休金，但還是沒救活他。父親過世時，報上說他為官清廉，兩袖清風，確實是如此。
由一雙拖鞋開啟的緣分
我的先生孫方鐸和我年齡相差15歲，別人以為我們是相親認識的，其實我們兩人還真是自由戀愛的。我是在我六姨家認識我先生的。民國42年（1953）中秋節前兩天，我去六姨家送月餅，一進門，在玄關處，有位男士給我遞了雙拖鞋，我連忙謝謝他，這人是我六姨家的客人，後來就成了我的丈夫。他說，對我一見鍾情，第一眼就覺得我是他們家的人，也就是他這麼多年來要找的人。
孫家是讀書人，出過不少人才；他的祖父在海關工作，跟我外婆家族一樣，較早接觸到西方的事物。我先生自學成材，苦讀考上清華大學。中日戰爭爆發，清華大學南遷昆明。他的全班同學都投筆從戎，報效國家。他被分派到「空軍機械學校」學習航空，成為空軍的一員。後來空軍培養人才，把他送到美國密西根大學讀碩士，學成後回到台灣，不久被台灣大學借調去教書，再轉到成功大學，直到他50歲那年才重回美國密西根大學，完成博士學位。
在孫方鐸和我交往的時候，聽說孫方鐸會寫詩，我母親要他寫來看看，他就用毛筆很工整地寫寫了一首：
十年嚐慣飄零味，書是甜心驛是家。多謝故人相問詢，行雲流水是生涯
我母親看後沒說什麼，只說他的毛筆字寫得很好。第二天，我將這詩稿拿回去還給孫方鐸。他看了以後，跳了起來，高興地說，「你媽媽答應了，她答應我們結婚了。」我說，「你怎麼知道？」他說，「你看，媽媽改了一個字。他將『嚐慣』改成『嚐盡』。表示我可以成家了，不用再飄零了。」我回去問我母親，是不是這個意思？我母親笑著說，「算他聰明。」
我跟我先生認識那年，他在台大任副教授。結婚後他去美國唸博士，我一個人帶著四個孩子在台灣，七年以後我們才去美國和他團聚，直到他答應清華大學徐賢修校長的邀請，回台教書
我是民國38年到台灣的，在台灣過了快70年了，這70年變化很大。現在我的四個兒女以及媳婦、女婿都很孝順，沒有讓我操心事。晚年如此幸福快樂，每天我都心存感恩。
注解
[1]位於四川省的自流井和貢市合稱為自貢市，自漢代以降就是井鹽業重鎮，歷代都是各方軍政勢力必爭之地；抗戰前後亦然。
[2]（編注）〈一般資料—蔣經國致各界文電資料 （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636-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