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昱佑
緬甸是一個承載與眾不同華僑史的國度，它與大多數東南亞地區相異，多山地形造成中緬間交通困難，不但令華人較晚遷居於此，更使遷居者多具軍事力量作為後盾1。遠道而來的軍事移民，往往並非征服者，而是看中滇緬一帶的「天險」，可作為與中國中央政權分庭抗禮之處。於是，自明末以來緬甸北部三次承載華人的「復國夢」，也深深影響當地華僑與社會的關係。
1659年，南明永曆帝朱由榔率領小朝廷經永昌、騰沖遁入緬北，企圖在此重建朱明王朝。1662年吳三桂在阿瓦城外擊潰南明軍，並於同年將永曆帝綁赴昆明絞死，第一次的「復國夢」就此幻滅，而數千南明遺民卻在緬北落地生根，成為當地「桂家」、「敏家」起源。不過，「反清復明」的夢想並未就此於緬北消聲匿跡。
1850年代由於英屬馬來亞地區禁止幫會活動，主張排滿的閩粵移民於是來到緬甸重建洪門組織，「洪順總堂」（義興公司）、「青蓮堂」（和勝公司）等堂口陸續成立[2]。洪門的排滿思想在清末與革命派有了公約數，成為孫文最早的合作對象。於是孫文不但結識鄭士良等會黨人士，自己也加入洪門受封為「洪棍」，以取得海外華人會黨支持[3]。緬甸華僑社群自然也受此風潮而響應革命，使得楊益君烈士的岳父擁有參與洪門、聲援革命的經驗，緬北也再一次撐起了「復國夢」。
第二次「復國夢」實現了，革命黨與洪門完成「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夢想，但誰也不知道新建立的中華民國將如此命運多舛。1938年七七事變爆發後，緬甸華僑積極響應募款，整個抗日期間，緬甸華僑人均捐款法幣32.1元，在東南亞各國中名列前茅。此外，緬甸華僑亦參與南僑機工團修築滇緬公路，並於竣工後投入運輸工作，在抗戰時期為「大後方」提供聯外補給[4]。1941年，國民政府與英國簽訂《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中方於是派遣遠征軍、駐印軍展開滇西緬北戰役，許多緬北歸難僑[5]隨軍擔任嚮導、翻譯與後勤工作，戰後也為遠征軍烈士建墓園與紀念碑。楊益君烈士便在這場戰役中隨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預備第二師遠赴滇緬一帶，進行情報工作。緬北雖然幫中華民國度過此劫，卻又即將承擔起第三次「復國夢」。
1949年底，中華民國僅存浙、閩、粵沿海，海南、台灣兩處與西南一隅仍掌握在手中，其餘區域皆已落入中國共產黨（下文簡稱「中共」）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手上。隨著1950年撤出海南，僅存之地便成為各地游擊之「反共救國軍」與情治人員重點工作區域。
1951年李彌將軍整編在雲南所剩殘兵成立「雲南反共救國軍」，並於緬、寮、泰三國邊界活動、嘗試反攻雲南，雖取得戰果但皆不能久持。1953年聯合國707號決議，要求外國武裝撤離緬甸，遂改採以「志願軍」為名，由段希文將軍領導，後來漸漸成為今日金三角美斯樂一帶華僑先驅[6]。第三次「復國夢」失敗，和中共經營及其與緬甸新當局關係脫不了干係，其中華校競爭可見一斑。至1960年代，全緬200所華校中，99所親國民黨，使用正中書局課本、60所親共，使用新華課本、41所中立，採用新加坡教科書。楊益君烈士任教之密支那育成學校，便可歸類為第三類而後分裂者。1965年，緬甸當局開展私立學校國有化政策，進一步壓迫國民黨勢力在該處發展。此外，緬甸作為第二世界以外最早承認中共建政之國家[7]，不但使「復國」者們空間日益侷限，亦讓緬甸當局對於中共在其控制力較弱的北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更使楊烈士遭中共綁架而犧牲。
從反清復明、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再到反共復國，緬北承載華人三次的「復國夢」。每一次的「復國」與救亡圖存，皆對當地華人社群造成影響，或帶來新一批移民、或改變人群認同、或影響當地經濟，也不斷地將當地華僑與他們的祖國緊緊相連，譜寫出一篇篇動人故事。
注解
[1]巴素（Victor Purcell）著，郭湘章譯，《東南亞之華僑》（台北：國立編譯館，1968），頁93-95。
[2]姜帆，《緬甸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頁34-36、150-164。
[3]秦寶琦，《幫會與革命：三百年之社會震盪》（香港：三聯書店，2013），頁69-74。
[4]姜帆，《緬甸華僑史》，頁232-266。
[5]「歸難僑」係指於1942年至1945年日軍攻佔緬甸期間，因躲避日軍高壓統治、搜捕抗日人士，而選擇離開家園逃難至雲南一帶的緬甸華僑。
[6]覃怡輝，《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台北：聯經，2009）。
[7]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2003），頁803-806。
延伸閱讀
巴素（Victor Purcell）著，郭湘章譯，《東南亞之華僑》，台北：國立編譯館，1968。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2003。
姜帆，《緬甸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秦寶琦，《幫會與革命：三百年之社會震盪》，香港：三聯書店，2013。
覃怡輝，《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台北：聯經，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