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彩美口述，郭以涵、陳淑美訪問整理
圖／林彩美提供
1950年代，台北的學校有很多大陸來的老師與學生，彰化女中也有很多大陸來的，滿是鄉音的外省老師，也有外省同學，我們的互動都很融洽，不會有過去日本時代，與日本小孩們的濃重隔閡感，但國府所謂的「抓共匪」，不只抓大陸來的老師，有時連學生也抓，所以社會氣氛很肅穆。我先生戴國煇在台北唸建國中學的時候，看到他的學長、同學被抓，不敢唸台北的大學，我們才能在省立農學院遇見。
我在1953年考入農經系時，戴國煇正值四年級。他和他的一幫同學一起玩，其中一個同學，是新竹芎林人，對我有好感。戴國煇為了幫他同學追我，也常在我眼前晃。戴國煇大四時，他二哥從日本寄來了兩百美元和一台相機作為他的畢業禮物。他生性慷慨，常常呼朋引伴，帶同學們去吃牛肉麵或紅豆冰，吃多吃少，都是他埋單的。起初我以為他是哪裡來的闊少爺或花花公子，感覺和我不是一掛的，所以對他不免有些提防。
我是鄉下長大的女孩，擲、跑、球類都行。也許是因為女生參與運動的人數比較少，又或許是因為當時的風氣認為，運動是玩樂，而非正經事。因此農學院有對外的球類比賽一旦女子組人數不夠時，就專抓我們這些住校生去充數。有一回與豐原紡織廠的籃球隊比賽時，戴國煇一群人愛熱鬧地，也跟著坐上貨車要去當啦啦隊。在回程微暗的車上，我看見對面一張黑瘦的臉上，有一對又大又亮的眼睛，這是我第一次開始認真地注意到他。
我雖然精通多種運動，可是「網球」這種運動，我一直到上大學前都沒有接觸過，當時硬式網球的球拍和球都很貴，場地也很稀少。我們農經系館旁恰好就有一座網球場，但通常都只有系主任宋勉南和一些高年級學生在打，我雖心嚮往之，但也只有爬在鐵絲網上觀看的份。可能是因為我們駐足看太多次了，有一回戴國煇他們就趁著老師不在的時候，大方慈悲地讓我們進去打，還教我們基本的發球和對打技巧，一來一往下我們就認識了。
戴國煇在台北唸建中的時候碰上二二八事件，看到他的學長張光直（張比戴國煇高一班，父親曾在北京教書，他們倆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還有其他同學被抓，學生在街上走，也常被無來由的盤問會不會說日本話或閩南語，不會說的就被推落水溝。他常說當時建中校長將校門緊閉，但包括他等調皮的男生還是爬出圍牆看暴動，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因此不願報考台大和台北的大學，當時戴國煇姐姐在台中，可以就近照顧，他才報考在台中的台灣省立農學院，我們才能在省立農學院遇見。
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後，戴國煇倍甚小心，大學時候都裝成吊兒郎當的樣子，深怕被盯上。有一次我去同學家玩，借了一本似乎跟農經相關的書《資本論》來看。當戴國煇問我最近在看什麼書時，我就照實回答，結果把他嚇了一大跳。他很嚴肅地要我馬上還給人家，還說那是共產黨的聖經，光是拿著被發現，就罪該殺頭。後來我們每憶起此事，他總說他是「被《資本論》給騙了」，我則回之「以紅豆冰釣我太便宜了」。
時間總是過得很快，戴國煇轉眼間就畢了業，受完一年的預備軍官訓練後，他就準備出國，也不打算學成後再回到氣氛不好的台灣。在他出國前，我們本來準備要訂婚，但卻受到我媽媽的阻攔。原來是因為戴國煇一群人去嘉義阿里山玩時，遇見兩個嘉義女中的女生，順便幫他們照了張相。之後，戴國煇去找他在嘉義糖廠做事的大哥，順便送洗好的照片給那兩個女孩子，剛好也見到了其中一個女孩子的父母，他們全都很喜歡戴國煇，還以為他們倆在談戀愛。另一個女孩子上了靜宜女子英語專科學校（現在的靜宜大學），和我的鄰居湯小姐成了同學，他們不知道為何，談起了戴國煇的事情，一致認定了他是壞蛋， [1]於是湯小姐就轉告了我媽媽，所以我暑假回家時，老是挨我媽媽的罵。
戴國煇到日本後[2]，就幫他的嫂嫂（二嫂）經營一間洋式旅館。他哥哥和嫂嫂本來是在經營日本式的旅館（たたみ），旗下並沒有洋式的旅館。洋式旅館本屬於嫂嫂朋友的，但因為她先生和女幫傭（女中 ∕ じょちゅうさん）發生了曖昧，所以朋友最後就交給嫂嫂代管。那時有些美國兵休假來日本玩就會選擇住洋式旅館，並請戴國煇幫忙寫情書給女孩子。最後一傳十、十傳百，越來越多美國兵來找戴國煇，住在他負責幫忙管理的旅館、做接待，這些都是戴國煇寫信告訴我的。
這時候我在台灣則準備出國。戴國煇因為在建中二二八的經歷而決定出國留學，而我念的彰化女中也一樣；因為二二八，老師經常流動，來了又走，走了又來，我們的功課學得「零零落落（閩南語：亂七八糟）」，我那時學得特別差。到了大學，那種肅殺的氣氛還在，我也不想待在台灣。更何況戴國煇已經打定主意不回來，我不去日本就等於失去了他。
以前出國旅行並不是有錢就能隨意買機票進出境的。首先要有國外的機構發邀請函或許可證，二是要大學畢業，還要通過教育部舉辦的留學考試，才能夠去外交部申請護照與申請外匯。戴國煇當初是拿東京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的入學許可證，而我的則是早稻田大學的。當時我家經濟不是很好，母親後來招贅的繼父在我念彰女時也過世了，下面還有三個弟弟要養，她能給我一張單程機票已經傾其所有了，其他的生活費等都不可能給。所以我在省立農學院畢業後，還特意趁著暑假，花了一整個月在學校附近的旗袍店學習做旗袍，因為怕到日本留學後，盤纏用盡，沒有飯吃。我媽媽看我的心已經明顯不在台灣了，也不再反對我們。她標會幫我買了一張單程機票，並且叮嚀我：「妳要觀察他一陣子，沒有變心才可以。」
日本學校的入學考試訂在三月，1958年的二月，我啟程赴東瀛。行前我聽說日本很冷，於是做了一套有鋪棉的外套，裡面穿兩件棉的衛生衣，下面穿兩件褲子，看起來像一個球。當時我和朋友的朋友一起去，人家穿得很漂亮，相形之下，我像極了一個土包子。戴國煇帶著朋友來羽田機場迎接我時，還照了張相。後來我問起照片，他就回我說：「膠卷壞了。」我猜是因為我太土了，他不敢拿出來之故。
農經系在當時是很冷門的學科，沒有官費和公費的名額，所以我和戴國煇都是自費留學生。早稻田是私立的學校，學費昂貴，我唸不起，因此選擇報考東大。第一年因為來去匆匆、準備不足，不幸未能考取。當時日本剛經歷過二戰，街景雖然看不出轟炸的痕跡，但是經濟很明顯緊縮。那時候沒有什麼麥當勞，也沒有什麼地方能打工，所以有些東大的學生只能去工地搬磚。我找了好久，最後才在一位華僑家裡找到一份家教工作，讓我賺取生活費。戴國煇則託友人介紹，去中華學校當兼任老師。我們那時已經搬出二哥家，在東大農學部附近租房，其他時間去東大旁聽、準備考試，第二年我就考上東大農業經濟研究所。
我和戴國煇的關係，一直到我碩一要結婚的時候，才正式對外公開。之前我們一直低調隱瞞，是因為害怕作為夫婦，有什麼親密的舉動，對周圍影響不好。因此連我去當聽講生，在走廊碰見戴國煇時，我們也只敢微微地點頭，一句話也不敢說。大家都不知道我們的關係，所以戴國煇的同班同學有時會告訴他台灣來的女孩子怎樣又怎樣，想要介紹給他，他都回「喔」或「嗯」。那位同學一直到了收到我們的結婚請帖時，才知道戴國煇的結婚對象是我，遂不敢來參加我們的結婚典禮。
戴國煇在博班時，就組了讀書會。讀書會還沒有冠上任何名稱，就因為「搞小團體」，被別人舉報上了黑名單。接著戴國煇又組了東大中國同學會，因為那時候我們留學生在外國很孤單，倘若生活上或學問上有遇到問題，這時有一個組織將大家組在一起，就可以互相討論、互相幫忙。我們當初取這個名字，是覺得自己身處文化上的台灣，也希望外面的華僑也都可以來，但因為當局覺得「中國」兩字就是指中國大陸。
上了黑名單後，生活就出現了問題。有天我的護照到期了，去大使館申請延期，卻遲遲不下來。我等了很久，最後跑去問，他們卻跟我說：「你碩士畢業了，就回去吧！」我說：「我的先生在這裡，我的孩子也在這裡，我怎麼回去呢？」他也不理我，也不予換發。接著戴國煇的也到期了，他去辦，他也卡住，於是戴國煇不敢交他的東大博士論文，深怕提交出去後，就被遣返。大概1963年前後，我們的護照被吊銷。後來東大的東畑精一老師要出任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的所長，找戴國輝去那裡當研究員，他這才敢提交論文，而我和孩子也因為家屬的關係，保有了長期居留日本的資格。
我們一直到1996年5月，戴國煇接受李登輝聘為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後，才舉家回台，兩個兒子興宇和興寧[3]則留在日本工作。
離博士學位一步之遙
我去日本是申請去就讀碩士，拿到入學許可才出去，如果不念書，我就得回台灣，也不可能居留在日本。當我在唸碩士時，戴國煇在讀博士。平常他也不會指導我要唸什麼、不唸什麼，只是當我要寫論文時，他建議我寫婦女問題。我當時心想，一個戴國煇我都管不了了，還寫什麼各國的婦女問題，所幸後來我成功完成碩論，畢了業，也直升博班，和戴國煇一樣由東大著名的農經專家神谷慶治老師指導。
當然我是喜歡念書的，本來也想有新的人生發展，但博士班學分修完後，我沒有把博士學位讀完。一方面三個小孩陸續報到，另方面戴國煇忙於學術工作，需要有強力的家庭支援。戴國煇很好客，喜歡把客人邀來家裡。在日本，在外頭吃飯很貴，當然是我做菜最方便，所以我除了家事、帶小孩之外，還要做飯、幫他張羅「請客」的事。
「戴家沙龍」，每個月都舉行，最多時有二十多個客人，來的有大學同僚，也有記者、出版社的老闆、編輯等，這沙龍大家輪流設定議題，他們一邊喝酒，吃料理，議論時局講學問，記者也常藉此機會問戴國煇時局文化等問題，因為這些議論，也促成出版社出版戴國煇的書。我在廚房忙進忙出，有時也插一兩句話，算是幫他扶植事業。
除了料理，我也盡責帶孩子，三個孩子都沒有走偏路，也都自動自發的唸書。應該是我跟戴國煇的身教吧。我們教孩子都跟他們說，不要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就自卑，要跟日本人平起平坐，大孩子興宇最強勢，我們從千葉搬家到東京時，他中學二年級，插班到東京一所學校，班上有一個號稱是頭頭的同學，拿午餐的麵包丟他，興宇不動聲色，把剛剛丟他的麵包，塞到那個頭頭的嘴巴，從此，頭頭換人做。哈哈。興宇小學就會領著班上同學去跟隔壁班打架，我都很怕見到他們學校的老師，有次，老師遠遠走過來，我心想：「糟糕了，不知興宇做了什麼壞事，要被告狀了」，結果老師跟我說：「你把長男教得很好」，可能日本人的教育裡，喜歡強勢的男孩吧。
相較之下，老二興寧就很溫柔。學校有坐他後面的女同學拉他頭髮，他也不會反抗，居然說「跟著拉去的方向就不會痛」，哈哈，老三興夏也是「恰北北」強勢的，家庭日時，老師跟我說，「興夏好像不太像日本女孩在框框內」，我說，「這有什麼不好，我們家的教育沒有男女之分」，日本老師很無言，
在日本，我常跟孩子說，不要因為你是中國人就自卑，要跟日本人平起平坐。每次家長會叫名時，都叫我「林」（はやし）的日本音，我都鄭重地跟他們說我是中國發音「林」（りん）。戴國煇在日本從沒有被日本人看不起，我們都用實力去拚。比方說「戴家沙龍」，客人從晚上七點就陸續來到最後一班車要結束的十一點才回去，日本住宅安靜，出入難免會對鄰居有些干擾，但我們從來沒被抗議過，可見鄰居對我們的尊重，知道戴國煇是大學裡教書，一定是在談學問，不是無緣故的玩鬧。
當時女性在東京讀博士 學位，可以算是當時很少的事情，我大概是通霄第一人吧，但我從沒覺得自己很驕傲什麼的或值得炫耀。後來放棄學業，不是沒掙扎；如今回顧過去，也很難說沒有遺憾，但我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因為「機緣」跟「需要」，戴國煇那時候需要我幫忙煮飯持家，我就努力去做好一個主婦、母親的角色，協助戴國煇做他想做的，我很值得。
戴國煇也「讓」我往料理發展，我後來在日本出了兩本料理書，兩本都有在台灣翻譯成中文（《中菜健康瘦身法》，1998台北文經社出版；《灶腳的健康料理》，1998文經社出版）。我還在東京開了一個料理教室，教很多日本太太做健康又美味的中國料理（那時日本營養學，藥膳料理正流行），來的有日本皇族去念的學習院大學畢業的太太，很多都變成好朋友，我去日本時也會跟她們見面。
說起來，人的命運天定。去日本改變了我「刺牙牙」的個性，年輕時像刺蝟般的個性被磨平了，但我還是那個「什麼事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女孩」
注解
[1]戴國煇跟我坦承說，他沒有追那個嘉義女孩子；她沒有念大學，沒有辦法出國，而戴國煇早就打算大學畢業後出國。
[2]戴國輝本來要去美國留學，他的二哥早在二戰時就到日本留學。光復以後，他哥哥都沒有回臺灣，也不寫信回家裡，因此戴國煇的爸爸就說：「你要出去留學，你就先去東京，看你哥哥是在搞甚麼，不回來、也沒消息。」所以戴國煇就先去找他哥哥。兄弟見面後，他對哥哥說，「我要去美國求學了，因為日本侵略臺灣，我不願意留在日本唸書」。他哥哥要他去考考日本的學校，他說：「你也不要急，兩、三年，或四、五年在東京，之後你要再去美國都行。」所以他去考了東京大學，而且考上了。在東大農經所的一些老師，很多都是自由派的，不會介意學生來自哪裡、身分為何，他們鼓勵學生自由旁聽，如果有喜歡的其他教授，也會幫忙寫介紹信，對他很是照顧，於是他就留了下來。
[3]戴國煇與我育有二子一女，分別為興宇、興寧、興夏，其中「興」為戴國煇家族之字輩。1962年出生的興宇，名字之「宇」字，取自宇宙時代之開端；1965年出生的興寧，其中的「寧」字，取自台灣的古名——東寧。而唯一的女孩，1972年出生的興夏，她的名字則是我在她出生後自己命名的，我沒有因為生了一個女孩，就放棄使用字輩，再加上我的孩子們已經有帶有宇宙和台灣意涵的名字了，因此第三個孩子我想取「中原華夏」之意涵，故命名為「興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