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古鑫臺（場員古洪富之父）口述，孟慶玲採訪
我民國17年2月日治昭和3年，出生在新竹縣北埔山上，家對面的山頭就是五指山。母親彭茶妹生下我一個多月，我父親就往生了，母親生活困窘，因此招贅了我的繼父徐建昌，我還有一姊，賣給別人家，無緣共同生活；父母另外買了一個童養媳，但我和童養媳不來電，後來各自嫁娶。生活很苦，父母作雜工度日，山上很多燒炭的，我爸媽常受雇去挑炭，從山上挑兩三個鐘頭，走到北埔，很辛苦卻賺不到幾個錢。
記得家門口有一棵大樹，七歲時1935年4月21日，有一天突然大地震了，我抱著大樹，感覺一下子地面好像要撞到臉上，一下子又好像要飛到天上，非常可怕，對面的山裂出一條大縫，北埔街上的樓房全倒，壓死很多人。這就是關刀山大地震，全台死了三千二百多人。
我小時有上學，讀北埔小學，早上天還沒亮就出門了，拿竹筒灌臭火油——煤油——燃火把走山路，通常都十幾二十幾人一起走，有些女生年紀比較大的，有十幾歲了還讀低年級，大家都從天黑走到天亮，到學校都八點多了。放學也是要走三個鐘頭，從天亮走到天黑。家裡點油燈，早早睡覺。記得四年級的日本老師叫做本田先生，是個剛當完兵的年輕人，我小時候很「盧」，常打架，就常被先生罰站。
因為家裡窮，沒鞋穿，跑山路腳都凍得紅通通的，父母很心疼我，特別給我買了一雙包到腳踝的布鞋，我也捨不得穿，都是用鞋帶綁著兩隻鞋，掛在脖子上，到校門口才穿上；放學時，一出校門就脫下來又掛在脖子上，依舊打赤腳跑回家。
還記得那時保正常會帶著日本人上山來搜物資，有3隻雞就要拿走2隻，3頭牛就要牽走2頭，連飯鍋都要掀起來查有沒有放番薯籤，不准吃白米飯。記得有一次爸爸買到2斗米，每天早上拿一點出來煮番薯籤飯，然後就要把白米拿出去藏，晚上才敢拿回家，就怕被搜走。
11歲時與北埔山上七八戶人家一起搬家到花蓮南平，坐巴士從蘇花公路過來，路很彎曲危險，開車的日籍司機一路叮嚀頭不可伸出車外，說會撞到山壁。到了南平，是糖廠的地，爸媽自己在地上蓋草房來住，一颳颱風，房子就吹跑了。爸媽平時幫「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砍甘蔗，砍一天領兩角半，媽媽也有種菜去賣，我長大一些也有在苗圃工作，幫忙育苗種樹。
記憶中日本人很重視清潔，規定一年有兩次清潔週大掃除，牆壁、門板、桌椅，都要拆下來洗刷，棉被要晒，都會有人來檢查。
14、15歲時得到馬拉力亞──瘧疾，每天準時發冷發熱，一發作時就跑去樹下蹲，把時間熬過去就沒事，公所可以拿藥，這種叫作奎寧的藥，吃了全身發黃，但幸運都康復了。
16歲時日本政府派保正送紅單到家裡，我被徵兵到海外，當時說是要去菲律賓打仗。我叔叔那邊一個堂弟是第一梯次的，一到菲律賓就戰死了，我是第二梯次，先上火車，車上全是十幾歲的青少年，我們被送到國福的青年訓練所，做軍事訓練半年，學打槍，我的槍法很準，是第一名呢！記得那時在訓練所都吃糙米飯，一人一碗，吃得正香的時候就沒飯了，吃不飽；也有菜，用大桶裝大豆煮蝸牛，好吃極了！
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後跑警報躲轟炸是經常的事，聯軍的航空母艦停在外海，飛機四、五十架飛過中央山脈，要去西部丟炸彈的印像還很深刻。
在國福訓練所的時候，一次被派去顧守碉堡，剛好遇上轟炸，看到飛機丟下炸彈，炸彈上張開一副小降落傘，卡到火車沒有爆炸，是一顆啞彈[1]，沒有傷到人。
另有一次，鳳林分局那邊有兩姊妹被炸死，訓練所的小隊長派我去清理屍塊，也算是軍中的一種訓練。當時我是拿畚箕去裝，非常的慘！
訓練所完訓之後下部隊，到左營當班長，每天考槍法。我只要聽聲音就知道準不準，那時是有領軍餉的，一個月日本錢28塊，在外面一碗麵就要賣3塊錢，算起來很是微薄，根本也不夠拿回家貼補家用。
在等待上船去菲律賓的時候，戰爭結束了，日本長官說你們自己的祖國會過來照顧你們的，你們以後都會有很好的發展。
戰爭結束了，有些日本人還來不及走，阿美族、太魯閣族，和一些高山族，都拿長刀在路上行走，在無政府狀態下趁亂大殺日本人。
國軍來台接收之後，又引起二二八之亂，鳳林的張七郎醫師，是花蓮很有名望的優秀人士，一天夜裡，連同兩個兒子被白崇禧的軍隊帶走打死了，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民國38年推行「耕者有其田」我們有了五分水田，九分旱田。農人不好當啊！收成是半年才一次，日子卻是每天都要吃，那時買東西都只能賒帳，等有收成才有錢還。平常削甘蔗、作工、種田、施肥、換工，作個沒停。
22歲經媒人介紹北林的姑娘彭玉英，以前在鳳林看野台戲的時候有見過面，雙方父母都有中意下，我爸媽賣了幾塊地，她穿白紗，我們租了兩人抬的小轎子把她娶回來。她幫我生了很多小孩，後來有養大的共七個，四男三女。
民國51年我在水璉山上幫林務局開墾林地15甲，和太太英子兩人抱著出生四十天的小兒子，一刀一鋸開山，開出來的地給林務局種新的樹種，沒有薪水，但可以利用林地種菜、種水果。我自己用原木蓋房子住，也種梧桐、香茅、橘子，橘子收成時，挑下中興部落的竹橋到鳳林去賣。小孩子們假日也都跟在山上，上學時就都下山在南平跟著爺爺奶奶住。我在山上15年，山地因為過度開發沒有輪休，地力不夠已經種不出好的水果，也賣不到錢沒有收入，才想要離開這片土地。
民國66年，經朋友介紹，搬到慈惠三街王母娘娘廟附近住，作板模建築業，小孩都已長大，他們小學畢業就到台北去工作。我和英子早出晚歸，工資很多，生活也有改善。但有一次在舊遠東那邊工作時摔下來，腳板整個翻轉過來了，我自己用手把它翻回去，還好能走，但常常會痛。我爸媽也搬到這邊跟我們住，在這邊養老。我日常除了做板模工，也就近在廟裡幫忙煮食，早上四點多就去煮，英子也都跟著我。
大兒子古洪富是職業軍人，民國63年從軍中退伍，因為有戰士授田證，民國85年就在光華分到一塊地，自己蓋了房子，我把水璉山上的權利金賣掉，慈惠三街的房子也賣了，跟著兒子來到光華。兒子在光華六街開「老古牛肉麵」，我也跟著幫忙了一陣子。
英子小我一歲，個性很柔順，一輩子跟著我吃苦打拼，我做什麼，她都默默跟著做，這都是她的命啊！她85歲時往生了，那時常說肚子痛，人也懶懶的，檢查說是腹膜癌，她不肯治療，病了三個月就走了。
我年紀老了之後，二兒子古洪鎮從工廠退休，專門照顧我，女兒們也輪流回來顧我。他們曾討論要請外傭來照顧，我說：「我一個人養你們七個，都養大了；現在你們七個，顧我一個，用得著外人插手嗎？」幸好兒女都孝順，不曾違逆我的意思。
回頭看我這一生，很是驚訝年輕的精力不知是從哪裡來的？英子最常說的話就是：「要打拼，才有飯吃。」我拼命工作，記得在水璉山上，花生、玉米成熟時，用大布袋裝，我一天要扛四五十袋，從園裡扛到工寮，曬乾，再扛下山賣。現在92歲啦！以前眼睛一睜開就是工作，現在吃飽免做啦！即使有工作也沒法度作啦！每天早起在門口走走路，有子有孫，很滿足了。
我父母只有我一個獨子，千辛萬苦拉拔我長大，英子懷頭胎時就懷了雙胞胎，但整天跟著我工作，還蹲著割稻，雙胞胎就流產了，母親擔憂我子嗣不繼，於是在48歲那年開始吃長齋，祈求我能開枝散葉，人丁興旺。英子跟著我吃很多苦，成功生育七個孩子，唉！都是過去的事了，再說也無用。我和她相隨一世人，不曾吵過架，更不要說不曾打過架，我做什麼她都跟著做，她做什麼我也跟著做，不停的工作，到晚上才聊聊天，說說笑，這樣的生活，這樣的感情，不用說出嘴，我們彼此心裡都明白的！﹝109.4.11定稿﹞
採訪後語 孟慶玲（111.7.29）
當初社區理事長石福春興高采烈要帶我去採訪古伯伯，我立刻提出重大問題:「哪一省的？說的話我聽得懂嗎？」因為之前採訪太多南腔北調的老兵，我是吃足了苦頭，所以一定要先請子女在場當翻譯，否則就像鴨子聽雷[2]啦！沒想到理事長很輕鬆的說：「台籍，沒問題！」更沒想到的是：不但是台籍，當的還是日本兵呢！在光華這太異類了，完全顛覆我的頭腦。
原來古伯伯是台籍客家人，幸好他沒用客語講，因為我雖是客家媳婦，但學客語完全不及格，聽不懂啦！還好老先生一直用緩慢的閩南語敘述，這是我的母語，自是溝通無礙。
對於花蓮的客族，感覺人數非常多，簡直可和原住民平分秋色，原以為是光復後才形成的 ，聽了古伯伯的故事才知道原來早在日治時代就有集體的向東遷徙。
古伯伯成長在台灣，經歷日治時期，因此當上日本兵，與農場中打共產黨的老兵，年齡雖然相仿，經歷卻很不一樣，但都是走過戰火的苦命一代。
但古伯伯怎會在光華農場呢？原來他的兒子是年輕的場員，他跟著兒子過來的。農場原是為安置追隨政府來台的老兵而設，而民國85年當台籍的年輕場員入住時，就顯示農場的任務已經圓滿，果然再兩年，民國87年農地放領完成，農場就正式功成身退了。
感謝古伯伯的小女兒古梓羚努力促成採訪，我們才能留下先民活動的珍貴紀錄。
注解
[1]啞彈（dud）泛指任何在使用時沒有按時或如願產生擊發或爆炸的彈藥。雖然啞彈在使用時沒有產生預期的殺傷力，但是日後很長時間仍然具有延時引爆的風險。（https://zh.wikipedia.org/zh-tw/哑弹）
[2]（歇後語）有聽沒有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