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1990年代，擔任教職的孟慶玲女士，因為有感於工商業急速發展的社會中人際關係日漸疏離，決定鼓勵班上學生多與家中長輩聊天，藉由傾聽長輩訴說個人成長經歷，來凝聚家庭情感。在這樣的基礎上，1993年2月15日，孟慶玲老師發行了《我們的報》，這是一份由孟家老、中、青三代共同參與、執筆的刊物。
由於家中長輩有的來自大陸、也有的世居臺灣，《我們的報》連載內容因此相當多元，其中包括他們對於戰爭歲月的記憶、1950年代後孟老師與手足們的成長經歷、更有出自年輕世代記錄日常點滴的短文與日記。
系列擷取了《我們的報》其中的五個故事，這五個故事的主人包括孟老師的父親（孟憲岳，1924-2016）、大伯父（孟憲章）、姑姑（孟憲光）抗戰期間在大陸的工作與求學過程；而生長在臺灣的母親（楊嫌，1929-2014），也同樣曾經受到戰爭波及；在傳染疾病與美軍轟炸的威脅下，楊嫌多次面臨生死交關的危難。
1994年，孟慶玲並且訪問了出身於龍潭銅鑼圈的婆婆（王張元妹，1922－2005）。在這篇訪談中，王張元妹將自己在出生後不久，原生家庭便將她送給邱家當作螟蛉女（養女）──也是童養媳的故事娓娓道來。為了幫助家中生計，張元妹在幼年便到茶園採茶。在那個男女地位極為不平等的年代，她受到養兄及夫婿邱阿富的暴力對待，直到後來，經營跑船生意的阿富在一次沈船事件後逃往日本，從此再無音訊，張元妹才經婆婆答允，離開邱家，展開新生活。張元妹的故事可以說呈現了臺灣早期農業社會中許多婦女的共同生命經驗。[1]
孟慶玲自北一女中教職退休後，定居花蓮吉安鄉。爾後與夏婉雲在吉安鄉光華村從事老兵口述歷史十年，並出版了《站在石頭上的人：花蓮光華村的記憶與哀愁》一書，為這群走過戰火一生顛沛流離的長輩留下珍貴的歷史記憶。（李權升、滕淑芬）
注解
[1]（編注）有關「童養媳」習俗從生成到沒落的歷程，以及早期童養媳的生活境遇，可以參考：曾秋美，《臺灣媳婦仔的生活世界》（臺北：玉山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