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點成為投共叛艦的一員

文／仉家彪口述，汪琪、張坤成、羅國蓮採訪，羅國蓮整理、編輯
圖／仉家彪提供

一場考試讓我避開重慶號投共的事件

因為1949年重慶號在長江口投共，當年在重慶號服役的600多人，在台灣的本來就不多；現在跟我一起去接艦的人都已經不在；也就是說，在台灣待過重慶號的，就剩我一個了。事實上，恐怕原先的600人裡面，現在剩也不到10人。我是後來補上去、算是小一輩的，我今年（2023年）94歲，最近有個同袍從深圳打電話給我，他已經98歲。

1948年8月，重慶號抵達上海，總司令桂永清先上艦校閱，對我們很滿意。他說海軍官校第41年班（即1952年畢業）已經開始入伍受訓，重慶號可以保送八名水兵入學。由於海軍官校算是理工科，沒有念過高中的我哪裡敢報名啊。但是魚雷隊王隊長幫我報了名，他認為有機會就該去念書，官校入伍會補習高中的課程，我很聰明一定跟得上。於是我在船上參加保送甄試，考到最後的第八名，10月初就離艦前往青島的海軍官校報到，所以我沒有在重慶號上參與國共內戰。

1949年1月，海軍官校因為戰況緊急撤退到廈門，沒想到2月下旬就爆發重慶號投共事件，我們保送的這八個人在廈門真是又驚又恐──我們可都待過重慶號啊，那時可是海軍白色恐怖時代啊！當年共產黨對重慶號策反的地下工作有兩組人馬、兩條路線。在長江巡邏時，由27名水兵組成的「起義委員會」[1]那一組開始策反，艦長半推半就地一起叛了。這27人當中也有魚雷兵，我和他們還滿熟的，像是王頤楨和我同一隊，武定國跟我很好，在英國受訓時完全看不出來他們有什麼異樣，所以叛變事件爆發時，我真的非常驚訝。而海軍官校從青島撤退，為什麼是到廈門呢？這是因為蔣介石原以為還可以固守長江以南，誰知道國軍兵敗如山倒，所以同年9月，海軍官校又從廈門撤退到台灣，我就跟著來到左營了。我比較幸運，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時期，沒有被關起來，也沒有遇到什麼事情。[2]

27人策動就讓全艦600多人跟著投共？

想一想為什麼27個水兵策動，就能讓重慶號整船600多人跟著投共呢？我推測最主要是因為那時候人心已經改變。首先重慶號回來參與的第一仗，是到東北砲轟葫蘆島，可是攻擊的對象共產黨也是中國人啊，「開砲打自己人」這件事，讓從英國受訓回來的海軍學兵覺得很窩囊。另一個是當年正逢金圓券貶值，重慶號從英國回來，停在黃浦江，人員還沒上岸，中央銀行就派了一組人上艦，要我們把剩下的英鎊都換成金圓券，結果重慶號才從葫蘆島返防，金圓券就不值錢了。老百姓被迫把銀元、黃金、外幣拿去兌換金圓券，當它嚴重貶值到幾如廢紙，原先賺的錢、擁有的財產直接「蒸發」，導致人民心生不滿。要大家兌換金圓券可以說是做了缺德的事，這件事大得不得了，大陸丟這麼快就和它有很大的關係。重慶號投共和金圓券沒有直接關係，但金圓券事件造成人心渙散，所以當那27名水兵策動叛變，別的人也不會去阻止，就順水推舟一起叛變了。

重慶號最後是被國軍炸沉的，但共產黨的海軍就是靠著在這艘軍艦服役的人員建立起來的。然而，共產黨也非常現實，文革時重慶號的人全都下放，甚至充軍到新疆和黑龍江，只要和英、美沾上一點關係的都要倒大楣。兩岸開放後，共產黨又歡迎台灣在重慶號服役過的人回大陸。在大陸的同袍也歡迎我們，我是在90年代去大陸和他們重聚的。

前面提到海軍白色恐怖，這主要是在桂永清任海軍總司令期間發生的事件。海軍早年有閩系、粵系、東北系、雷電系四個派系，分別和福州馬尾海校、廣東黃埔海校、青島海校、雷電學校四個海軍學校有關。因為重慶號、海防第2艦隊在1949年先後投共[4]，桂永清對海軍特別是閩系實施大整肅，最慘的是海軍官校的學長們，因為他們是舊制馬尾海校的學生，於1946年轉入剛成立的中央海軍軍官學校。海校的傳統是剛畢業的人要在海校當區隊長帶學弟，所以這些學長不僅是與我們朝夕相處的區隊長，還曾帶我們這些38年至41年班的海校學弟，從青島撤退到廈門。結果這些區隊長通通被關起來，在廈門的沙灘上槍斃，或裝入麻袋丟到海中，那時候他們也才20多歲啊！

親手訓練出兩棲部隊的登陸小艇大隊

1952年我從海軍官校畢業後，先分發至登陸艦「美宏」擔任槍砲員，而後在1953年，因為美國協防台灣，我獲得了到美國接受兩棲作戰訓練的機會，這對我的影響很深。中國有個好處就是考試制度，不論軍階、年資，大家都要考試，通過的人才能前往美國。我是第二批學員，這批共計15人，在12月出發前往美國。由於先前在英國待過一年半，所以到美國時我的英文講得好一點。我在英國受士官訓練，在美國受軍官訓練，海軍老同學因此常常開玩笑說我是親英美派。

第一次和美國人打交道，就令我印象深刻。我們在聖地牙哥海軍基地，穿了軍服走在路上，常常會有車子開到我們邊上問：「Where are you going？ May I give you a lift（你們要去哪裡？我可以載你們一程嗎）？」聖地牙哥那個地方真是好。我們受訓時是住在軍官宿舍，還記得有一個美國軍官放歌劇的唱片。我是上海人，家裡有古典音樂的唱片，從小就喜歡聽，但是在大陸不一定能碰得到歌劇，所以我覺得歌劇唱片很棒，就和那位軍官說我也想一起聽，因此和美國軍官打成一片。

我們全體學員接受完兩棲作戰基本訓練和計劃作業，就要進行分科訓練，我和高我一班的學長一起受訓，美國人對我們的訓練非常認真。就像諾曼地登陸的戰爭電影的場景，光小艇就分登陸小艇，有人員小艇，還有機械小艇；我們主要就是學各種小艇的駕駛及搶灘、救難等項目。一個人員小艇剛好裝一排人，一搶灘，30個人衝上去；機械小艇裡面可以裝卡車、戰車搶灘。我們在受訓的時候，都只是官校畢業不久的少尉軍官，但就為了我們這兩個人，美國要出動七、八人──兩個士官帶我們搶灘，岸上還要準備急救的人員，以及一輛救護車，美方如此認真，讓我們很感動。而美國訓練講求效率，我們在三個月內學完兩棲作戰；這樣的訓練如果是在英國，訓練的時間大概半年都不止。

在美國學了兩棲作戰回來，就靠我們兩個已由少尉升為中尉的教官，把海軍兩棲部隊的小艇大隊一手訓練起來。我們擔任兩種教官，一種是帶小艇大隊開小艇搶灘，一種是訓練軍官兩棲作戰的戰術等等。我們在左營外面的海灘訓練，風浪之大啊……更重要的是那時候官校太窮，一間教室坐了七、八十人，不要說冷氣，連電風扇都沒有；我們講課時滿身大汗，上完課就虛脫了，連午飯都不想吃，只能躺在床上猛喝水。

回顧我在25歲前，就遇到了四次重要的命運轉折：16歲參加流亡學生的考試是第一次轉折，我重回校園，擴大視野，初次感受到團體生活的樂趣。17歲考入赴英學兵大隊是第二次轉折，我成為海軍的一員，接回當年最大軍艦重慶號；在英國無憂無慮的水兵時光，也讓我們這些赴英受訓接艦的同學們懷念不已。而19歲參加海軍官校保送甄試這件事，無疑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轉捩點，我因此避開了重慶號的投共事件；四年後從官校畢業，也讓13歲就開始在社會上打拼的我，終於有了一個正式的學歷。24歲考取留美兩棲作戰訓練，第四次改變我一生的命運，使我具備了中、英、美三國訓練的經歷，也開啟了我在海軍傳統中主要在艦上服務的另一種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