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系列：【林可勝與圖雲關】
篇名：周美玉口述、張朋園訪問，羅久蓉記錄〈戰時護理工作之片斷回憶〉
書名：《林可勝民國學醫史上第一人》，頁320-328
編著：何邦立
出版社：梁序穆暨許織雲教授基金會
出版日期：2017年
何書該文原節錄自張朋園著《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54－67。
編按
無論古今中外，打仗都是男人的事情；花木蘭和梁紅玉娘子軍的故事雖然精彩，女人投身軍旅畢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少之又少。而這少之又少的女性軍人當中，歷經戰亂而竟能晉升到將官職位的，中華民國歷史上只有三位：[1]為情報工作出生入死的周冰和姜毅英，以及享有「軍護之母」美譽的周美玉。
有戰場就有傷亡；軍護的最大挑戰，是在砲火和傳染病的威脅下和死神博取每一位傷者的生機。但軍護工作還不只是危險；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護士也沒有專業地位。十九世紀初，傳教士把西醫帶入中國的時候，護士工作大多是由修女擔任的，她們經過短期訓練之後就投入護理工作了；因此就像南丁格爾，當時護士常被認為和修女一樣，也是一種全心奉獻、終生不婚的工作。
中國的第一所護士學校是到1888年由美籍傳教士在福州成立的；又過了32年，北京協和醫學院護理學校終於開設護理本科教育。但在大環境的影響之下，「好人家」還是很少把女兒送去當護士。所以是什麼樣的人會去接受這種挑戰？
除非個人志趣，否則單純由成長背景，並不容易看出周美玉會選擇走這條艱辛路的原因。
周美玉1910年（民國前一年）生於北京。外祖父是耶魯大學畢業的小留學生，和父親都是電訊工程人才。她由教會學校畢業後，進入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斥資興辦的協和護士學校就讀。經過層層篩選，1930年周美玉畢業，取得護士資格。留校一年後她沒有到大醫院任職，卻加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投入偏鄉的公衛保健工作，期間並得到獎學金，赴美進修，取得麻省理工學院公共衛生的碩士學位。[2]
在偏鄉的工作讓周美玉認識到貧窮的真面目；然而更大的考驗還在後面。1937年抗戰爆發，周美玉轉到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所設置的軍用衛生人員訓練所，擔任護理學主任，負責訓練救護隊及軍醫院的醫護人員。
抗戰勝利後，衛生人員訓練所和軍醫學校在上海合併成立了國防醫學中心，周美玉先創立該校護理系；經過力爭，再於1954年創辦大學部護理系，至此國家的軍護制度與護理教育體系終於完備，兩年後周美玉晉升為第一位女性的陸軍軍醫少將。
周美玉對醫護教育的貢獻，可以說是在抗戰勝利之後才一一展現的，然而讓她瞭解到軍護工作甚至可能包括抓跳蚤和扛著120斤的醫療器材在田埂上撤退的，卻是她在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歲月。這裡摘錄的，就是她在中央研究院口述歷史訪談紀錄中提到的，對於戰時護理工作的回憶。（汪琪）
文／周美玉口述，張朋園訪問，羅久蓉記錄，蘇香霖編版
圖／蘇香霖翻拍自《林可勝民國學醫史上第一人》，〈戰時護理工作之片斷回憶〉
戰時我們作護理工作，也訓練救護隊員及助理員，後者的訓練期從原來的兩週增加到四個月。在湖南祁陽，我們有一所實習醫院：一六七軍醫院，每天清晨六點左右，我們從住處擺渡過河到對岸的醫院，看見病床已鋪著乾淨的稻草，上面也罩了白布床單，乾乾淨淨，沒有一粒渣子，足見這些青年服務傷患，是多麼盡心盡力。我告訴他們，在他們這個年紀，不能扛槍上戰場，但是只要 好好照顧傷患，使他們早日康復，也是報國的一種方式。這些青年非常合作。
吃得多真會死
我們曾經到廣西遷江兵戰醫院巡查，發現那裡的病人幾乎等於是睡在地上，只是鋪一層稻草而已。院長及准尉看護長告訴我們，每天都要死一百多名病人，死因多為痢疾、傷寒。由於這種病患瀉肚時來不及上茅房（所謂茅房也就是野外園子），許多人就躺在糞便之中，衛生狀況極糟，無怪乎死亡率高得驚人。我一看情況不對，立刻要他們分別輕重病人，重病病人歸紅十字會管。第一步改良病患睡的床鋪，我要人到外面找來磚頭。又當地許多人家已逃難離鄉，我們把空宅門板拆下，充作床板，上鋪乾淨的稻草。雖然還是沒有床單，這樣至少病人不至直接躺在潮濕的地上。
我們發現患傷寒的病人多以腸穿孔而死亡。一問之下，才知道，病人只要嚷餓，醫院就給他們吃乾飯，我不禁叫了起來：「這就難怪囉，人都給你撐死了。」原來傷寒菌是在腸子裡之淋巴腺部份潰爛，第一週病人體溫不高，第二週昇高，第三週下降，這時肚子開始餓。但此時只能吃流質食物，而且必須多餐少量，一日六餐如果不可能，至少也要一日四餐。醫院的看護兵及醫院附近的村民餵以乾飯，自然要壞事。我們向他們解釋，不是我們不給病人飯吃，而是他們不能吃，如此才改餵稀飯，一天吃四頓。衛生及飲食獲得改善後，死亡人數立刻下降。
初到廣西，言語不通，黃昏時分，準備起灶煮飯。隊上一個兵河南人，曾經在馮玉祥軍隊裡待過，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顏世訓。我讓他去向本地人買些柴來生火，不一會兒就拿了兩捆柴回來，問他多少錢，他說：「還能要錢？我就拿他們的。」我說不可以，讓人說紅十字會護理隊搶人東西。「去，跟我去！」他扭扭捏捏不肯，覺得丟臉。我告訴他我們是紅十字會隊員，不能讓民眾見了我們就討厭，於是我要他跟在我後頭，告訴我路怎麼走，那家人看見兵又來了，以為又來搶東西。我叫他們別怕，說我們初來乍到，言語不通，我們的人拿了你們兩捆柴火，你們要的價錢，我們或許付不起，不過我們就只有這麼多錢，請收下吧！顏世訓非常天真、純樸，他還帶著當年馮玉祥要士兵閱讀的許多小冊子。我要他沒事常把那些小冊子拿來翻翻，其中多有訓誡士兵愛護百姓的話，可沒叫他去搶人家東西。顏世訓來自農村，本性善良，但穿了二尺五，有時就不講理了。
廣西地瘠民貧，一般生活都很艱苦，我曾經看過八歲小孩挑擔子。到處是山洞，有的山洞從一頭走到另一頭，要花一點鐘的時間。不過轟炸時，這些山 洞也成了最佳蔽護所，敵機一來，我們就把重病傷患搬進山洞。白天躲警報， 醫護工作都是利用夜間進行，從晚上六點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點。天一亮， 敵機又來了，我們也就休息。
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運輸組，汽車修理隊許多工作人員都是愛國人士或華僑，如胡會林先生是主任，楊成德是資深汽車工程師等，專門負責汽車之調派及機械维修。敵機來襲時，修理隊仍然照常工作，上面敵機盤旋，工作人員就鑽在救護車車底修理，有時甚至徹夜趕修，為的是把車修復，以利人員及物資運送，他們這種以工作為重，以國家為先的熱誠實在令人敬佩。
老馬識途
在前方，每年夏天，我要出去兩個月，巡視戰區醫院紅十字護理隊的工作情形，當時我擔任救護總隊的護理主任。記得有一年夏天，我去湖南衡陽，離黃沙河四十哩的一所兵戰醫院視察。到了附近，找不到路。團長在電話裡問我會不會騎馬，我說會，他說，那好，他放一匹馬來領路。我還擔心那馬萬一認不得路怎麼辦，團長要我放心，不過說萬一馬迷失了方向，只要我順著電線走，就可以到達他的團部。我當時還帶了一個伕子，替我挑行李。
我騎馬的功夫是在美國學的。民國22、23年間，我在美國唸書，許多美國學生利用暑假，赴山區衛生所參加鄉村工作，我也一道去參觀。我過去在國內曾經騎過驢，可是騎馬還是頭一遭。美國馬極其高大，我個兒又小，很不好上。一個名叫 Dorothy 的美國女孩叫我踩在她手上，我乃一躍而上，抱緊馬 脖子抓緊韁繩，居然也向前蹬去，兩週之內我學會了騎馬。
團長放來的馬果然識路，沿著電線走，抵達團部，團長在等我吃飯。六道菜都裝在小碟裡，盤盤皆辣，我心中只希望那道湯不辣。誰知湯端上來，也有胡椒粉，原來湖南、貴州人皆嗜辣。
淋浴設備：也是「創意工程」
隨後視查病房、環境衛生設備。在營長帶領之下，我參觀了劉永楙先生利用汽油桶，加上水管、蓮蓬頭所做成的淋浴設備，四周圍用竹子，草蓆擋起來，算是屏風，由於皮膚清潔關乎病人身體健康，這項設備也是必須的。
巡視病房時，我發現充當看護兵的儘是一些八、九歲的小孩。陪同參觀的營長稱之為娃娃兵。據他說，由於大人出外打仗，只好要小孩幫忙，做些雜活兒，譬如倒倒水，拿拿東西什麼的。我當即建議把病人分類，重病傷患讓醫官看護。一來小孩夜裡愛睏，無法應付緊急情況，二來小孩畢竟是小孩，見到傷患的模樣，難免心生畏懼，這樣對他們的發育成長也不好。現在既然不得已要請他們幫忙，我們應該儘量減少他們心中的懼怕。那位團長人很好，聽了我的話，答應試試看。
在醫療護理方面，紅十字會對傷兵醫院幫助甚大，最主要的是提供醫院工作人員一個見習的機會。傷患作戰負傷，心情自然不好，加以缺乏衛生常識，鬧起情緒來，不易安撫。護士去處理情況比較好，主要因為女性工作人員性情溫和，傷患多半為男性，發起脾氣來，護士在一旁不吭聲，病人也就兇不起來。因此，每逢有病人傷癒要歸隊時，院方就會要求紅十字會護理隊多派點人去，原來每到這種時候，總有一些人認為自己還沒全好，怒氣沖沖地要打架鬧事。護士前去好言勸慰一番，稍微能平撫一下他們的情緒。
陸軍衛生人員訓練所是民國27年秋在湖南長沙成立的。同年11月長沙大火，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暨訓練所遷至湖南祁陽椒山坪，不久再遷往桂林，途中有車乘車，無車徒步。整個隊伍總有數百人。
民國28年又從桂林遷到貴陽圖雲關。圖雲關地處荒山，交通不便，結果我們在那裡待的時間最久，一直到抗戰勝利才回到上海。
兩條棉被惹事
初到貴陽，物質情況一般說來非常困難。當時我們離開學校不久，所處的社會比較單純。拿我個人來說，先是學校，然後是定縣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都是很理想的工作環境。到了貴陽，我們還是傻乎乎的，該說什麼就說什麼，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例如病人蓋的棉被，一天踢來踢去，把棉花都給踢的亂七八糟了，等於蓋兩層布。我於是寫信給徐威廉（徐二哥），請他想辦法。起先他聽說我們要換棉被，嚇了一跳，說：「那得要多少呀！」我告訴他我的意思是把舊被拆開，把舊棉花請人闢室重新彈過。每條加入新花一斤半，新舊棉花摻合，縫成新被，數量是一千條。等所需款項籌齊，我們就買好棉花，準備好一間空房，請工人來彈。
戰時物力普遍匱乏，私心重、愛貪小便宜的人不是沒有。有位官佐拿了自己家裡兩條棉被，要求我們給他彈。我一口回絕，我告訴他：醫院官兵好幾百人，我們若是給你彈了，別人拿來，我們到底是給彈不給彈。何況我們怎麼對「傷兵之友社」交待？當初我們對他們說是為傷兵彈被，沒說替官佐彈，這不是叫我們為難嗎？我說我自己若是有錢，我替你彈，可是我們那時每月薪水三六．六六元，吃飯都成問題，也沒法幫忙。他聽完氣沖沖地走了。
我告訴隊上管帳的小姐當晚把帳本帶回住處。她問怎麼回事，我說：「我得罪人，他一定不肯善罷干休。」果然，第二天早晨去到辦公室一看，門窗玻璃給砸壞了，幸好我們事先有警覺，做了點防範工作，沒有大損失。
隨後又發生了一件事，也是驚險萬分。那時我們剛到貴陽沒多久，大家都住在帳篷裡。帳篷沒門，夜裡不能上鎖。龔棣珍女士與我住同一帳篷。孫秀德女士（孫大姐）與另一位梁姓護士住在我們隔壁的帳篷裡。孫大姐是山東人，齊魯大學護士學校畢業。一天夜半時分，我和龔棣珍女士忽聽見有人大聲嚷嚷，聲音像是來自隔壁帳篷。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聽那叫喊聲十分緊急，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放開嗓門幫忙叫。這樣終於把山坡下面的同事們叫來了。他們先到我們的帳篷，問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答說：「不知道，隔壁孫大姐她們叫，我們也說幫著叫，快過去看看。」後來發現有人摸黑把帆布割裂，偷去兩個箱子。大夥立刻往後山追去，沿途發現箱子裡扔出的衣物，結果就是醫院那位官佐心有未甘，伺機報復，我們將此事呈報上級。勝利後那位官佐聽說又因他案坐牢。
自製吸管、繃帶還有便盆⋯⋯
在貴陽時，一些金屬醫療用具皆係就地取材，譬如便盆即利用空的不要的五加崙煤油桶斜著剪開成差不多大小的三角形，放在自製的木架上。因為有些病人水腫，怕木架承受不了重量，我們就先請榮獨山大夫試試看，他體重有兩百多磅，坐上去木架不垮，病人應該也沒問題。
沒有鑷子，就用竹筷子，剪短一些，消毒也很方便。病人睡在床上喝東西，沒吸管，玻璃用品和金屬用品同樣缺乏。大家商量買毛筆，筆管一頭接橡皮管，可以彎，塞入病人口中。另外繃帶也很缺乏，經常一個通知，說有一車四十位傷兵要來換葯，只能停留二十分鐘。於是全體立刻動員，利用自製木架，把捐來的布切成繃帶。學生也幫忙疊紗布。消毒紗布用蒸鍋來不及，就用別人贈送的壓力鍋。葯換好了，把一批傷兵趕緊送走，才鬆一口氣，這種情況經常發生。
後來蓋了茅草屋，屋頂用茅草覆蓋，牆壁則用竹子與泥巴糊成。貴州、四川產桐油，桐油紙既可防雨，桐油乾了之後呈透明狀，又可當玻璃。後來更進步了些，兩層紙中間夾線，再塗桐油，更為經久。不過茅草屋易著火，尤其冬天用火盆取暖，火星迸濺，即可引起火災。山裡取水困難，每回失火，大家忙作一團，全力搶救，開出防火巷，先救傷兵。能走的自己走，不能走的別人幫忙抬，總要折騰好一陣子。後來國際上逐漸知道我們的情形，各方捐款贈品源源湧到。
由於重病傷患的飲食營養與一般病人不同，我堅持要從醫院的伙食費中撥出一部分給重病室，作為營養費，或是給我們現金，由我們自行採買，或是發給我們糧食，讓我們拿去換豆漿、豆腐、雞蛋等營養食品。我記得提出這項要求之後，美方一位奧特少校反對，說是不必，我問他：「那給我們的重病病人吃什麼呢？」他說：「我們廚房裡有剩東西。」我聽了這話，簡直氣壞了。國家窮是窮，可是我們有我們的自尊心。我對他說：「你讓我們吃你們的left-over（剩菜剩飯），如果你們今天沒有left-over，那我們的病人怎麼辦，難道都餓著不成？還有，你們剩下的東西不一定是我們的病人能吃的。」他立即分辯：「不是的呀，周上校，不要把它叫做left-over。」我反問他：「你讓我們揀你們桌上的殘羹剩菜，不叫 left-over，叫什麼？」他說：「換個字眼吧！」我說：「我不知道有比這更貼切的字眼。」實在氣人。他只好問我該怎麼辦，我說我的意思是讓醫院折錢給我們也好，折糧食給我們也好，由我們自行處理，同時我們會一切開支列成帳目，他們隨時可以來查。我再三告訴他，如果今天你們吃的是油炸的牛排，我們的病人能吃嗎？腸胃不吸收，怎麼辦？最後，說來說去，他算是服了，說：「那就不給你們。」不給就不給。所以後來他們糟蹋東西糟蹋得相當厲害，吃剩的食物大批往溝裡倒。
當地一些清苦老百姓等在那裡把東西從溝裡撈起來，洗乾淨煮熟了再吃。我則自始至終堅持傷兵絕對不吃那種東西。病人也是人，也有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在他家裡，他就是寶貝，現在在我們這裡生病了，我們就應該好好照顧他，不可以不把他當人看。
那時學生生活苦，糧食不夠吃。醫院分配每位學生一塊地種菜、養豬、養羊，自力更生，補充些營養。民國33年，日本攻打獨山，醫院內老弱婦孺由男醫官帶隊疏散到遵義，我們這些單身的在原地留守。走之前，大家殺豬宰羊，大嚼一頓。平時我們都省吃儉用，現在知道敵人快來了，對物資不再吝惜，心想與其留給敵人，不如自己享用，所以我們留守圖雲關的人那幾天裡燒炭火，煮小白菜吃，著實快活了一陣。後來幸運的是，敵人並沒有打過來，去遵義避難的那批人反倒是吃了些苦，一路上風霜雨露，病的病，死的死。柳安昌教授的母親就是在遵義凍死的。他們回來之後，大家相見，不勝唏噓。
接到警告
在貴陽那段期間，大家同甘共苦，互助合作，可是環境也相當複雜。有人說我是共產黨。政治部主任王治民先生曾找我去談過話，他說我不會是，只是愛國。我還記得柳安昌教授那時他正去貴陽醫學院做教務主任。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要我一、兩個禮拜之內不要下山，就待在圖雲關。問他什麼原因，他叫我不要問。過了兩、三週，我去他辦公室，才知道有人說我是共產黨，要派人來暗殺我。我說：「暗殺我？那是糟蹋槍子兒，我才不怕。」又問：「現在沒有了」？他回答：「瞧瞧沒影子，大概沒事了。」
又有一次，來了兩個憲兵，要把我們護病學組內一名護士帶走，說是她父母犯了罪。我一聽覺得太沒道理，如果她父母負了債，兒女代為償還，那還有話說。父母犯罪，豈能由兒女抵罪。他們一定要帶人，我說一定要帶，那就帶我好了。可是帶我也沒麼簡單，我得向我們主任嚴智鐘先生報告一聲。那時林可勝先生已調去昆明，其職務由嚴先生接替。嚴主任說：「要帶人？得拿公文來。」我說：「他們穿了制服。」嚴主任說：「穿制服？誰都可以穿哪，我們怎麼知道他們的制服不是借來的？」那兩人沒公文，只好走了。那以後，我才知道帶人一定要有公文。
1945年3月，陳紀彝女士、女青年會總務主任高仁英女士、嶺南大學女生部主任黃女士、和我四個人，應英國援華會（British United Aid China）的邀請，前往英國，作為期三個月的募捐活動，向中國華僑去捐錢。
到了英國之後，經英國援華會安排，我們分赴英國各僑團發表演說，我主要是報告中國紅十字會的工作情形及當前需要。所有募得的款項均由英國援華會代收，交由中國政府轉撥中國紅十字總會。
英倫之行結束後，我又到美國，先後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五大主要城市向華僑團體演說並募捐。華僑們心向祖國，熱誠令人感動。
我民國34年3月自英赴美，翌年4月回到中國，出國時還在打仗，回到中國戰爭已經結束了。
注解
[1]國府遷台後，又有三位女性晉升到將官：前軍情局政戰主任潘愛珠、前國防部通資處長柴惠珍和前政戰局文教處（今稱文宣心戰處）處長池玉蘭。
[2] 1948年周美玉再度赴美進修，並在次年先後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公共衛生碩士及哥倫比亞大學護理教育的碩士學位。當時林可勝很多一流的學生沒有從事臨床工作，而是對熱帶病理學有研究的公衛專家，圖雲關許多為所長，例如楊文達，都是著名的公衛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