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劍瑩口述，汪琪記錄
最後一次長沙會戰
我的故鄉長沙是抗戰三次會戰爆發的地點。第一、二次日本軍隊沒有下鄉，所以我們沒有見到日本兵，1944年的最後一次我印象最深刻；打了很久，很辛苦。
當日本軍隊進襲的時候，我和家人逃到離長沙二、三十華里的鄉下，農民讓出一間房，地上鋪上稻草，沒有家具，帶去的糧食也不多，一陣子之後就沒有了。市場上買不到，房東的糧食也只夠自己用，聽說大地主家有，但未必肯賣，大家就推了幾名壯漢，拿著扁擔去地主家，結果買回帶殼的稻米，還得杵過才能吃。但即便如此，一家十一口，食指浩繁、依然不夠分配，所以米飯變稀飯，早上九點過後，就要等到下午四、五點才有第二頓。我們饑餓難熬，只好到房子的後院去摘房東的黃瓜，一條就飽了。稀飯吃了三個月，作夢都希望有一碗乾飯。
疫病
那些年影響我們的，除了兵災還有傳染病。在家鄉，抗戰期間流行痢疾、勝利後則是肺結核（TB）。這些病在現代都不是問題，但那時住屋沒有現代衛浴設備，家家戶戶都用茅坑，本來就不很衛生，糟糕的是如廁後也沒有自來水可以洗手；水不是取自井水就是池水。如果泥沙不多，飲用水通常取來煮開了喝；但洗手不會用開水、當然也沒有肥皂。大家都把一種大大的豆莢泡在水裡，等它出現泡沫，就拿泡沫水洗手，清潔的效果如何，誰也不清楚。
逃難的時候，更無法講究衛生，很多人得到痢疾，當地人煮草藥喝，但效果不大。有一位阿姨，頭髮掉光，我和弟弟也都得了痢疾，弟弟瀉了三天肚子之後，終究沒能挺過去。所幸我年紀比較大，熬了過來。
除了痢疾，也有很多人得肺結核，舅媽、阿姨都是染上這個病過世的。
兵災
日本軍隊經過鄉下，小孩子和男人就往山上躲。我父親和舅舅找山上的墳坑躲，但是當他們看到山下出現黃色軍帽時，驚慌失措四散奔逃，結果舅舅小腹中槍。天黑之後日本軍隊走後才敢回家，但是舅舅子彈卡在腹腔開始化膿，家人把他抬到二十里外去看西醫，因為沒有藥也沒有設備，醫生束手無策，只好又抬回家，三個月後還是走了。另外一位姑姑，背上被流彈打到，好在子彈穿過去沒有停留在體內，靠硼酸消毒，沒有感染，活了下來。基本上在那個年代，死就死了，沒人理會。
一般來說，在淪陷區的生活還算平靜；日本軍人躲在一個紡織工廠裡面，他們也不敢隨便亂跑，怕被游擊隊擊殺，因此他們也不會去老百姓家裡。最辛苦是戰事發生的時候。
1945年日本人走了，大家回到城裡，湘江西岸隔著河的地方，有仕紳把房子讓出來，成立臨時學校，讓小孩子有書可唸，那時大家都窮，我們家也做過生意，四個女孩捲菸葉，賣給游擊隊、軍隊，之後又買了四部機器織襪子來賣。總之戰後謀生不易，經濟條件沒有改善。小學畢業上中學，不交學費交米，奉米150斤一學期，有交就有得唸，沒有就輟學，1945、1946年我唸的是私塾，後來有同學說長沙城有學校招生，有吃有住有書讀，自己想讀，同時還有很多部隊來募兵，裝甲兵、憲兵… ，其中有一所聯勤總部辦的特勤學校，培養軍隊康樂人才，音樂、繪畫都有，在長沙、上海、南京、北京四地，每個地方招五十人，總部設在上海，同學就相約背著家人，集體蹺家，那時候是1948年，我17歲。
離家
離開家之後我們躲在湘江上的一條船上，家人不知道要往船上找，沒有找到人；幾天後，船到了上海。在上海，我們發現樓房竟然可以那麼高──抬頭看，連帽子都會掉下來！
去上海為的是讀書，不幸未久國民政府的軍隊在東北失利，接著徐蚌會戰也失利，學校只好遣散學生回家。但我們回家也沒有書唸、不願意回家，學校於是告訴我們，不願被遣散就跟蔣緯國走。我和駱明道等人於是報名，跟學校去台灣。民國37年底，學校搬到福建海澄，離廈門不遠。那時候金圓券貶值，大米商自己發行大米條：分白米十斤、白米五斤等等；一家發行的米券，另一家也收。但學校伙食越來越差，飯也不夠吃。在海澄半年多之後，民國38年六、七月的一天，我們終於坐上最大型的中字號登陸艇（共分四種：中、美、聯、合）。艙裡十分悶熱，但總算平安到了基隆。這一群幾百人就這麼「移交」給了蔣緯國的裝甲兵司令部。那時候的裝甲兵司令部和陸軍司令部都在現在的中正紀念堂。
那時候特勤學校人才濟濟，例如話劇隊有葛香亭、示範軍樂隊有李中和，後來還有校友成為師大美術系的教授。我喜歡文學、不喜歡軍隊的約束，進進出出都得經過崗哨；但是生活需要有保障，現實考慮之下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報考國防醫學院。醫學院我是考上了，卻碰上一個關卡：解剖學。老師不許學生戴手套，每個人必須自己劃開大體的皮膚。我每次一進解剖室就心不在焉，知道自己不適合讀醫，正好那時政府放寬規定，容許軍校生考大學，所以我決定投考公費的師範大學英語系，為了考新聞研究所，去社教系選了于衡、歐陽醇教授的課，開啟了我對於新聞學研究的興趣。師大畢業在汐止中學服務一年後，轉往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繼續深造。拿到碩士學位後在母校任教，直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