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毓中
圖／張毓中提供
陰雲盤旋著，一眼看不到盡頭。破損的城市在夜裡終究飄下雪花，小花偎著牆角，哈出霧氣，手裡的饅頭吃了三天，冷硬的像是塊白磚頭，他分成幾口吃完，身邊的同伴裹著軍大衣，向往來稀疏的行人行乞，喃喃說著：好心人，發發慈悲吧。但沒有人理會他們。
通常他說到這裡，我就已經不耐煩了。
我的爺爺張文學，是個不擅於說故事的人，他傾訴想法，卻不能將字句組織成有趣的話語，搭上河南厚重模糊的鄉音，從記憶中回溯，爺爺總是坐在老家的白色餐桌旁，若有所思地咀嚼著花生米，偶爾我會央求他說個故事，而他也只會說一個故事：可憐的小花。
幾乎所有的家族成員都聽過可憐的小花，從我、弟弟到表姐妹，甚至是父親、姑姑，兩輩人共同的記憶都建築在這來回反覆、版本不同的故事上，每當我問起父親，說你記得可憐的小花嗎？他會哼一聲，說在小時候聽過好幾次了，但卻沒有人想得起來那是個什麼樣的故事，只記得曖昧的敘述中，有一個叫做小花的孤兒。
小花是因為一場遠方的戰爭成為孤兒，在爺爺狹窄的童話創作裡，像極了賣火柴的小女孩或灰姑娘的變形版，場景裡有條大河，小花與他的朋友們困在城市角落裡，在渡水之前搜索物資，他們甚至到戰壕裡翻找死人的口袋，下雪，寒冷，飢荒，小花輾轉流離，奇怪的是情節從來沒有成功渡過那條河。
沒有人喜歡聽這故事，也因此沒有人真的有耐心聽完過，更別說下落不明的結局，小花的故事彷彿一杯煮壞了的咖啡，酸楚而苦澀。
但即便如此，爺爺只有這個故事。
我問過爺爺河南是什麼樣子，他向我描述，咱們家就在黃河邊上，黃河是條好大的河，河水黃濁濁的，撈起來都是泥沙，老家的大棗特別甜。姑姑則告訴我，以前爺爺第一次返鄉，用玻璃瓶裝回來一罐黃河水，興奮地告訴子女說這就是黃河，捨不得倒掉，最後水都臭了。
如今，在他離開後第15年，我從無數照片、信件、口述中再次拼湊這人的模樣，才更加確信了爺爺是多麼缺乏創造與想像力，是個多麼匱乏於訴說的人，他所反覆講述的那無人聆聽的故事，充斥著戰壕、逃亡、飢餓、寒冷與顛沛流離的情節，根本不是安徒生童話的劣質變形版本，更不是從哪裡借鑒或背誦下來哄孩子的材料。
那是真實的人生。我的爺爺，他就是可憐的小花。
爺爺成長於一個河南開封的一戶平凡人家，在他的童年，每天上午年幼的他都早起整理居家，將柴火在角落堆好，再到後院菜園子拔草，曾祖母楊氏蒸紅薯，又和了碗麵湯給丈夫跟兒子當早餐，自己則在門邊搬張小板凳，接著給人補鞋底、做刺繡，笑吟吟地看兩人出門。
平淡的日子並不長久，隨著盧溝橋事變、日軍進犯上海的壞消息在人們口耳間流傳，物價開始變得不穩定，大街上出現了陌生的乞丐，遠方饑荒的哭喊若隱若現，楊氏心想，動盪的日子要來了。
日軍侵華的陰雲從北方襲來，籠罩在這本就貧瘠的土地上空。
一處處碉堡便逐漸在爺爺童年的視野中豎立起來。國民黨杞縣政府揚言備戰，徵召壯丁集訓，強制要求士紳、村民認購救國公債，以法幣三萬元修築多處防空洞、堤防等工事，中共也自發組織起各界民眾抗敵後援會，興辦抗敵幹部訓練，然而這一切的惶恐與努力，卻在隔年的六月崩潰了。
那一聲劃破夏日清晨的槍響後，短暫的交火聲很快平息，緊接著國民黨政府、軍隊撤出，日軍進駐杞縣，正當將領喜滋滋地要以無線電彙報戰果時，他們沒想到的是黃河氾濫的大水漫過東南方無數村莊，阻緩了後方戰車與槍砲補給。
是蔣介石命人炸開黃河花園口河堤，以水勢阻撓日軍的腳步。這是萬不得已的下策，高層恐懼這千年來難以馴服的凶獸一旦失去控制，損害怕是難以估量，但戰事膠著，他們只得硬著頭皮炸開，果不其然，泥濘的策略奏效，也無情地淹沒農地的莊稼。
「日本人是魔鬼。」曾祖父告訴爺爺，「魔鬼要來了。」
在很久以後的回憶錄裡，爺爺寫道，民國26年十二月中，日本鬼子進逼豫東。他憶起當時，日軍打進城內之前，天上先有一隻觀測氣球。接著，日軍在大雪中攻進城內，進行了可怕的屠殺，特別是對年輕男子毫不留情。只有那些能夠跑進天主堂，由神父保證不是「老毛子」的人才得以倖免。因為天主堂神父是義大利人，屬於軸心國之一，所以教友因此獲得了不被殺害的特權。
杞縣淪陷當晚，他們打包了幾塊乾饃，隨一眾驚懼交加的村民們趕往教堂。教堂裡擠滿了飽受折磨的靈魂，擁擠的人群散發惡臭，爺爺蜷縮在角落，放眼望去，神壇前幾名受傷的男人懨懨一息，血腥味招來蚊蟲，肆意在瀕死的人身上產卵，人們睡到一半時常因痛癢而驚醒，翻過身發現肌膚上佈滿黑色芝麻粒，成群的跳蚤附在上頭，一捏爆血漿就流滿指尖。
教堂裡的義大利神父心地慈悲，盡可能收容了難民，到後來幾乎沒有任何餘地，人踩在人身上通過，婦人啜泣，老嫗兩眼空洞，只有與父母走散的孩子毫不顧忌地放聲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卻蓋不過教堂外日本的鐵蹄踏碎農具的清脆聲響，他們用軍刀剖開懷孕婦女的肚子，將胎兒連同肺腸拉出，曝曬在家人販賣蔬果的那條路上，肉販攤位擺著一列被斬下的頭顱，淌下鮮血的吸引密密麻麻的蒼蠅，沿途的宅子裡不斷傳出女人淒厲的尖叫。
據杞縣縣誌記載，僅在那一個月裡日軍劫掠、姦淫婦女無數，屠戮周邊326個村莊，無辜平民死亡人數430餘人。那年八歲的張文學在教堂裡聽著徹夜痛嚎，人生中第一次對戰爭有了清晰的印象。
比起子彈，讓平民離死亡只有一步之遙的是疫病與饑荒。
1942年，杞縣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蝗蟲在土壤裡變異，變得兇殘無比，漫天飛過將本就歉收的糧食吃盡一空，餓紅了眼甚至撕咬起路邊的屍體。花園口決堤後，黃河無法再發揮水利調節作用，農地大片荒廢，流民四散淪為土匪，聚眾在城與城的通道交界處攔路搶劫，他們再也沒有多餘的眼淚，失蹤成為常態，消失的數字全變成鄉間的野鬼孤魂，此時距離戰爭結束竟還有一千多個日子。
那一年，我的爺爺15歲，在戰亂中成長的他，童年隨日軍投降也一併匆促地結束。
年幼時父母送他到私塾學習，讀孟子、詩經、珠算。到了民國28年，他轉入天主教聖類思小學，後來，他考上了縣立杞縣中學。民國31年，他在眾多考生中成功坐上了備取的紅椅子。整個縣只有一個初中，附設四年制簡易師範在內，全校僅有七班。
他曾提出過從中學畢業後就回家幫忙，但是在曾祖母楊氏的堅持下，爺爺選擇繼續升學。升學意味著家裡少一個生產力，本就貧困的家中更要為此負擔孩子的學費、生活費，他心裡很清楚，可或許是看到戰爭時期農民百姓的無力，在那時的河南省識字率不高，只要高中畢業就可以在鄉鎮裡擔任教員，教職不僅穩定還很體面，他知道若是不把握，未來依然是重複著這幾年家人的飄搖動盪，但他心裡有太多放不下的東西；他猶豫著。
繼續前進吧，曾祖母握著爺爺的手說，「別像我們一樣」。
爺爺聽明白了，點點頭。幾個月後他考上河南省立開封高中，楊氏將幾件家中最體面的衣服縫補好，整齊地收進布包，他擁抱父母親，摸摸妹妹的頭，承諾以後不時回來看她，那時的妹妹剛學會喊一聲哥哥。
民國35年，爺爺到開高報到。從入學開始，曾祖母從未親自到開封來看他，但經常找算命先生為他卜卦。
算命先生預言說，她的兒子張文學，將來會遠離家庭，獨自到東方闖天下。預言還說，他們相見機會不多，因為這個孩子的命太（孤）獨。於是，在爺爺讀高二的那一年，曾祖母為他安排了一場親事，是小西關的一個女孩。她想要綁著他的命，不讓他離家太遠，但他從來沒有與那女孩有太多的交往。對爺爺而言，那僅僅是往日記憶裡，母親的一廂情願而已。
1948年，內戰的預感在街頭巷尾間擴散，席捲中原大地。
對日抗戰結束後的和平與歡欣並未維持太久，報紙上開始出現蔣介石裁軍的消息，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國民黨的賄絡、貪污等醜聞，六月解放開封戰役打響，在初戰告捷後，蔣介石卻命令空軍不顧一切投彈20噸，大量民眾死於戰火，國民黨軍重佔開封後，強迫隴海鐵路職工修理鄭汴鐵路段，因職工無法維持生計，引發4000人罷工抗議。國民政府發布金圓券代替法幣後，市場物價更是暴漲，開封處處民怨四起。
爺爺沒有想過劇變來得如此猝不及防，他和其他學生一樣，以為這些都只是暫時的騷動，他們很快就會回歸日常生活，就像童年經歷的日軍夢魘，惡夢會在醒來的時候結束。
但時間終究來到了那一天。那日操場上晴空萬里，所有的學生集合在講台前，台上校長的臉色卻沉鬱，他先是說了些愛國和學校精神之類的宣講，之後退到後方，一名身穿軍服的男人走上前，說學校即將遷移，在國民黨軍的保護下進行教育，他大罵現在共匪橫行，鼓勵所有有志於學的年輕人站出來報效家國。
這並不是強制性的，男人重申，不願意走的學生可以回家，但開封高中將會停學一段時間，「你們的師長會與我們同行，政府軍一定會保護學生的安全與教育」。說罷，男人將話語權交還給校長，校長說，各位學生必須在今天做出決定，願意跟隨校方的請與師長報名。
爺爺那時腦中一片空白，他不知所措，想起父母與妹妹的身影，父母不在身邊，他只能自己做出決定。
若是不跟國民黨軍走，那就只有放棄學業回到杞縣，等到戰禍過去他可能成為一名農民，繼續挨餓與貧窮的日子，但戰爭要持續多久呢？或許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很快就結束，也可能持續很久，若是跟著國民黨軍走，學業可以得到保障，師長跟同學也在身邊，等戰爭結束後回家做一名教員……
1948年5月20日，開封為劉伯承所破，國民黨駐守的68軍119師、143師戰車第二團、交警六總隊，全部經由隴海鐵路向東撤往徐州、南京而至上海，爺爺一眾流亡學生還一度輾轉到漢口、長沙，之前他們也是不滿內戰，在開封龍亭與對面的68師對峙過，之後，經劉汝明收復開封，成立聯合高中，他們吃軍糧再向東走。
徐蚌會戰到來前，南京城就已經進駐了很多外來的單位，各地學生如同乞丐，滿街亂軍，穿軍裝的特別多，每個人臉上都掛著流離失所的無奈。
南京是國都，爺爺的學校由漢口渡江，落腳下關，但依然是仰賴軍事單位，因為他們可以每天管兩餐半飽。爺爺在後來的回憶裡寫道，說來真是可憐，退也無路可退，家是越來越遠。那時已是民國38年二月，臨時編組的裝甲車部隊、裝甲兵子弟學校，以及國立聯合第二中學，就在二月中開進了上海，首先進駐徐家匯，他第一次體會到上海之大，確實絕非其他都市可比，要是以河南開封論，從西北城腳的龍亭，直接不轉的開車到大南關火車站，最長也不過一個多小時而已，但他們在上海下了車，轉乘汽車開了半天的時間才到法商學院，這才只是上海的百分之一。
上海這時是繁華都市，又好像新的戰場重建，以前的13軍長湯恩伯被任命為淞滬杭警備總司令，被要求組織戰事，想應是為了阻止解放軍進入，但他們真正重點的工作卻是搶運上海的金銀財寶、重要物資，甚多軍事裝備也陸續向張化濱碼頭集中，爺爺在碼頭上親眼看到，用繩籃向船上吊運木箱時，斷纜時箱子張開，散落滿地的銀元。
接下來一年裡，這些坎坷的路在後來爺爺說給孫子聽的故事中，被轉化為可憐的小花的背景，國民黨軍給了他們兵籍身份，先前保障教育的承諾落空，他們需要靠搬運炮彈與槍械換取溫飽，爺爺先是擔任戰車兵第二團學生兵大隊二兵，又在隔年升為補給連下士，他在戰場的邊緣與同學翻撿屍體上有用的物資，也曾見過誤闖防線被流彈打死的孩子。
作為學生，他們沒有受到完好的教育，作為士兵，許多人根本沒經過訓練，不會拿槍射擊，甚至沒有一套完好的軍服，當時他們並不知道國民黨軍在各地節節敗退，只是在上級開會時的耳語間，不斷聽他們提及剿匪、徐州、淮河以及上海，軍官焦急地重複一定要想辦法抵達，上海是他們最後的希望。
為搬運貴重文物、大量黃金，以及未來反攻最重要的人力資源，國民黨軍此時內部也很混亂，每天營裡都有逃兵，但他們已經無暇顧及，當一群流亡學生終於抵達上海，知道其實是要撤退時，許多人都哭了。聯合高中裡的孩子來自浙江、安徽、河南等地，戰時多條鐵路中斷，他們不知道回家的途徑，手上更沒有半分錢，上級收到命令讓學生登船，卻沒人管學生具體的未來該何去何從。
到此時，爺爺已沒有其他退路。1949年4月10日，他踏上招商局三千噸的貨輪，登船的次序是場災難，富商帶著珠寶、子女乞求逃命，一旁還有老百姓想闖入船艙，據守在船前的軍官揮舞槍桿，厲聲驅趕群眾，同時低頭暗示賄賂的價碼，等到全體上船後他們清點人數，起錨出航。
到岸
貨輪上的環境惡劣，讓人聯想到四百年前運送黑人奴隸的西班牙帆船，婦孺、男女全擠在船艙與甲板，他們許多人身上還穿著從北方帶來已數月未洗的破爛冬服，混合著皮屑散發著惡臭，飲用水與糧食匱乏，生病者不分男女在船側拉痢，屎尿滋生細菌，導致更多人腹瀉高燒，他們意識模糊，等待著不知何時才能靠岸。
他在甲板上，炎熱濕悶的海風讓衣袖黏膩，他忘記上次洗澡是什麼時候，搖晃起伏的地面令人想吐，眺望大海可以緩解噁心，張文學曾在課本上讀過古人對海的描寫，想像那一望無際的湛藍水面該是多麼心曠神怡，可當他第一次見到海洋，他感到的卻是深不見底的絕望。
1949年4月24日早晨，貨輪於基隆港靠岸，這座島嶼的名稱叫做台灣。在那段時間從大陸撤往台灣的120萬外省族群，自此開啟兩岸親人分隔長達40年的序幕。
我們張家也從這裡開始扎根；從張文學操著一口不流利的普通話，學做一個台灣人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