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紹雍口述，吳亦仙、吳真真、陳淑美、李禹嫻採訪記錄，羅國蓮、李禹嫻整理
圖／吳紹雍提供，李禹嫻翻拍
日軍突然高舉槍枝、對空發射
由緬甸回國時我已經20歲，仍隸屬於新1軍30師88團。新6軍歸國後曾到湖南芷江，支援湘西會戰。我們新30師先回到雲南霑益（今屬雲南曲靖市），沒一個月又出發到廣西的百色和南寧駐防。我軍與日軍相距不遠，可以看到彼此的動作，但是當我們站得非常靠近時，他們又沒有任何表示，似乎無視於我們。某天晚上我軍野戰部隊建築工事，準備第二天沿著粵漢鐵路，收復廣九鐵路。結果8點多鐘，清楚看到對面的日軍高舉槍枝，向上發射，轟隆隆好響，沒有多久就傳來消息說日本無條件投降了！想來日軍先前就已得知投降訊息。於是我們繼續前往蒼梧、梧州，接收廣州、九龍、深圳這一段。
抗戰勝利不打仗了，大家準備回家鄉，可是東北一帶又起了變化。那時東北有一支「地下軍」，號稱有70萬人，戰後很多日軍認為回國會更苦，不願意回國，結果都投靠了他們。在日本投降前幾天，蘇聯對日宣戰，進軍東北，於是日軍的很多槍砲、彈藥等武器，蘇聯不但代中央接收，還把這些戰備直接給了地下軍。當時東北是交由陳誠負責的，但孫立人軍長在東北影響力很大。地下軍不和陳誠接洽，卻告知孫立人他們資源充足，中央不需要另外供應，給一個番號即可。孫立人將此事上呈，可是陳誠不肯給予番號，這支地下軍就投共了。
陳誠拒絕地下軍要求的原因，有一說是他認為國軍是「贏」的一方，另一說則是地下軍去和孫立人、不和他聯絡，致使陳誠心生不滿，兩人產生了嫌隙。結果就因為陳誠拒絕給地下軍一個番號，導致70萬大軍轉投共產黨，這可以說是國軍丟失東北的主因，進而使得後來整個局勢逆轉，國軍退守台灣。
於是抗戰勝利後，我又跟著胡英傑團長一起去剿匪。新1軍從香港九龍出發，搭美國兵艦前往東北。其中新30師88團由秦皇島登陸，進山海關，再進錦州，前往吉林，參與四平街戰役。此戰打了一個月又三天，戰況慘烈，國軍一路追殺共軍到其大本營柳河後面，共軍夜間撤退，據說只剩1、200人；我們88團第1連就在柳河左側的孤山紮營。
然而，投共的地下軍只花了一個晚上，就把新30師90團（團長郭淇）「吃」掉了。中共也聽聞88團是最精銳的，88團本來要由農安車站撤退到長春，共軍決定採取口袋戰術應對；他們預料89團會從長春火車站上車，開往農安火車站與88團會合。團長胡英傑很聰明，他不率88團往農安火車站走，反而往鄉下小路走，在靠近長春火車站之處，聽到火車聲就上車「倒車」安全到達長春。新30師此時只剩88團，第89、90團都被共軍「吃」了。隨後88團被空運到瀋陽，那時長春已經岌岌可危。
共產黨查戶口！一隻雞都不能少
後來胡英傑升新30師參謀長，我被調至軍需處，88團的副團長陸伯齊升任團長。胡英傑臨行前特別說明，新團長上任後有自己的班底，故而軍需處想離職的人，就寫個報告，新團長不會留人。我剛好感染瘧疾，生了場大病，就請求回家養病，長官同意讓我回家。於是我在民國37年下半年，回到四川渠縣城北鄉的家裡，但才住了約100天，就又離家到廣州去了。
我回渠縣時，發現當地已經被共產黨占領。不過因為每逢農曆初三、初六、初九，渠縣的縣城會有市集，渠縣城北鄉市集對面的鄒先生都會為我轉收訊息，因此在回渠縣時，仍然可以獲得一些情報。
民國37年舊曆快過年，也就是38年年初，時任廣州綏靖公署警備旅旅長的胡英傑，發了一封電報過來，要我去廣州報到任職。同時共軍正在當地進行戶口與房產的登記，威脅說「一個都不能少」，連有幾隻雞都要報。還記得是舊曆年年三十，我在妹妹家，正一家團圓，那天下著大雨，上門的共產黨一共四人，其中一個正好是以前認識的曹姓同學，他在登記完後偷偷跑回我們家，說他沒有登記我的身分，叫我快點逃走，因為我是國民黨軍人，上報後可能性命不保，所以即使家裡都反對我再次離開，也只好由我的兩位哥哥趕快送我走。
因為我是連夜離家，進城時已是深夜，加上也想多了解一點關於共產黨查戶口的事情，於是我去找一位住在城裡的同學，打算投宿在他家開的客棧[1]。這位同學和我很要好，算是我的部下，以前我當過一個小小的官。他是參加青年志願兵第1期的小兵，共產黨到他家裡調查時，他沒有什麼大問題。然而他一看到我卻嚇壞了，問我去幹什麼，因為他以為我當過國民黨的軍長，覺得我的問題很大，而且查戶口的資料都交給了共產黨，多一個人都不行，所以他叫我馬上離開，不要去住他家的客棧。我無法停留，花了四天到重慶，去銀行把之前的薪水領出來，再前往廣州。
搶搭最後一班不知目的地的火車
我把薪水領出來後，搭上一艘只開到漢口的小船，跟著八個軍校畢業的一起走，結果漢口已被共軍包圍進不去了。有個人叫我們跟他走，到聯勤業務辦事處，准搭205號登陸艇（補給船），這艘船準備將修理好的槍砲送到廣州，我們就上了登陸艇。
沒想到經過洞庭湖北邊的湖北監利縣，當地的縣長已經投共，他很神氣地帶著一個班的人，他們拿著上了刺刀的中正式步槍[2]，說要檢查艦艇，有事要交代艦長。艦長發電報給中央：現在的情況就是堅持爆破，修理好的這些武器怎麼辦？漢口被包圍進不去，監利縣長投共。我們就拿兩挺修理好的重機關槍，插上有250發子彈的帶子，對準縣長往頭上打過去；我們打了兩帶子彈，嚇得他們屁滾尿流地跑了，連走路都不會走。艦長是海軍中校，要我們米袋裝些米和乾糧背起來，帶上輕機關槍，到山上去，縣長那些人都跑掉了。艦長說跟他走，他知道路線，往山上跑再朝廣州那個方向走，我要逃命就跟著走了。
我們逃到一個不知名的火車站時，恰好遇到憲兵在處理當地的搶匪案。他們得知我的身分是軍人，要回廣州的部隊，便告知有一列可能是最後一班的火車，要我們趕緊登車離開，我們就搶著上了一列不知道要去哪兒的火車。因為車廂沒有位子，我們就坐在車頂上，也顧不了形象。後來才知道，這是最後一班開往廣州的火車。
當時大家都在逃命，環境很亂很淒慘，除了搶匪趁火打劫，有的老百姓是爸媽上了車、小孩上不來在那兒哭，有的是將小孩硬塞進火車車廂內，也有人搶坐在火車車頂上，一不小心就被擠下火車。唉呀，那情景實在可憐哪。
我抵達廣州時，廣州綏靖公署警備旅已經撤銷，孫立人要將新1軍遷到台灣，胡英傑特地要我隨他來台，但是因為我是四川人，不是湖南人，被當地的湖南軍排擠，不希望我跟隨到台灣。胡英傑也是湖南人，但聽說後特別表示：「是我要吳紹雍來的，有我就有他的位子。」因此民國38年3月1日，我到了高雄灣子頭，後來再到台南旭町營房。
軍中調職卻四處受挫的四川人
到台灣後，我因為是四川人一直被排斥。當時胡英傑是80軍340師的師長，他把我調到1018團政治室任上尉政治幹事；此團團長是湖南人，也是胡英傑任命的，他卻說：「這個吳紹雍是什麼地方的人？四川人？四川人不要！」師長發布新的人事命令，我暫調高雄守備區司令部服務；報到時又遇到一位湖南人，講話很不客氣，他問：「你來幹什麼？報到？師長都沒告訴我，就發表這個人事命令？」我應：「師長也沒跟我講啊！」他說：「師長都沒跟我講，他會跟你講？出去！」師長第三次發布人事命令，我調到第5連的指導連，這次連報到都還沒報到，就再度遇到「不要四川人」的情況。
於是胡英傑要我到高雄大智路一間打字行記帳，這間店是老百姓開的，他也是湖南人，拿了日記帳、分類帳兩本帳簿給我。中午吃飯時，店裡有兩個值班的也不理我，我就去外面吃飯；回來看到另一位也是從部隊來的，在吃剛剛那兩個人的剩菜剩飯。他對我說：「我的部隊沒了，我在這裡沒有薪水，但有吃有住。現在你來了，我就會被炒魷魚了。不過我跟你講，你拿部隊的薪水，去私人的地方做事情，我是不太懂法律，若有人講，師長就會有事，站不住腳的。」我心想師長幫我安排工作，這樣不就害了他嗎？我就不做了。不久我離開部隊，去報考警察學校招生考試，畢業後即當上了警察。
當時在台灣的部隊缺乏兵力，就由胡英傑去上海招兵，一下子就超額，女青年工作大隊即是胡將軍到江浙地區招募來的。我的太太也是因為招兵而來到台灣，她在上海松江上船，民國38年5月到基隆，再坐火車到鳳山受訓。她本來要進入女青年工作大隊，因為要到恆春受訓，就與另外兩位成員離開部隊，之後在高雄車船管理處擔任售票員。我們透過彼此在軍中的好朋友介紹認識，而後結婚。[3]
從警多年來，我擔任過戶警、刑警。在新店分局任刑事巡佐時，破了景美女中董明芳命案；又在刑事警察局剛成立初期，連破兩件大案──台灣第一起分屍案張明鳳命案、計程車司機林義旺命案懸案，當時的刑事警察局因而獲得「包青天」的讚譽。我最後是從刑事警察局偵三組的職務退休的。
注解
[1]我以前進城都住在這位同學家的客棧。
[2]中正式步槍是共軍那時最好的步槍。另外還有漢陽步槍，但是會卡彈，這在抗戰時期怎麼跟日本人比。
[3]（編注）本段內容包含吳太太的補充說明，她也敘述了自己來台的經過：民國38年5月到台灣時，吳太太是18歲，原本就讀於江蘇高郵界首師範學校，算是流亡學生，拿的是臨時畢業證書。她是跟著同學到上海，發現有不少招兵，又聽說台灣很好很暖和想去玩玩，但她沒錢也沒機會坐船或飛機，就報考了女青年工作大隊進入部隊──總共3,000人報考，只取20名。那時每個部隊都在等船，看誰先搶到就先離開。胡英傑的部隊先走，她就跟著先來了；等了差不多18天的船，坐大江輪到台灣。吳太太的爸媽是知道她要去上海再到台灣的，只是不知道她何時會離開。她的爸爸原本也在其他部隊當處長，卻沒有跟著部隊到台灣。這是因為當時政府說有力量就會把部隊帶到指定的地方，沒有力量就會無補償遣散部隊；爸媽考量家中有好幾個孩子，甚至還有年僅一歲的獨子，如果半路被遣散是很麻煩的，決定不再跟著部隊走，所以最後沒有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