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權升
在〈那入了學也讀不了書的童年時光〉這篇訪談裡，孫毅弘先生回憶了自己在童年時期歷經抗戰、國共內戰階段等種種經驗。然而有別於以往的研究或回憶錄大多集中在軍事史、戰爭史的論述上，本文中孫先生反而對戰爭時期的日常生活多有著墨，諸如當時的醫療衛生、飲食、娛樂、中小學教育等等，都是構成孫先生童年回憶的重要要素。
這就如同瑪莉蓮．亞隆（Marilyn Yalom）在《天真的目擊者》所要強調的，不同於生活在二戰時期的成人的口述或著述，透過兒童視角所呈現的微觀歷史，反倒更常看見他們在戰時繼續過著童真的生活，他們持續探索並嘗試理解當時所處的世界，因此在他們的戰爭記事中，反而鮮少全部聚焦在描繪戰爭的恐怖，而多在記錄日常例行活動中的體會，而孫先生的經歷正是呈現抗戰與內戰時期的另一種聲音。[1]但即便如此，孫先生仍在文末提到內戰後期與家人們從蕪湖、南京、上海、廣州輾轉來台的流離記憶，而這些記憶也恰恰警惕著後人戰爭所帶來的各種悲劇。
另一方面，孫先生在文中提到伯父孫炳炎先生曾在抗戰初期參與「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而這個協會又是什麼呢？事實上自民國以來，中國國內就出現了多個以「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為名的組織，包括在1919-1920年巴黎和會期間，張謇、熊希齡、王寵惠等人就曾發起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而九一八事變後，又有一群來自南京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在1932年共同籌備組織；而孫炳炎所參與的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則是因應中日戰爭爆發，於1938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組織。主要成員包括吳鐵城、陳立夫、陳銘樞、呂超、葉楚傖等人，另聘請王寵惠、孔祥熙、李宗仁、陳誠、何應欽、孫科、張治中等人擔任名譽主席，因此該協會在名義上雖然屬於民間團體，但實際上成員名單冠蓋雲集，在相當程度上可說是半個官方組織。
在此背景下，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自創立以來，即配合著國府的外交方針，靈活運用各種方法來開展民間交流，並爭取海外華僑或各國列強的支持援華抗日。因此協會除了廣邀國內重要黨政人士參與組織、研究外交事務外，也在國府的支持下於全球各地成立分會或宣傳據點。而整體來看，抗戰時期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便經常會派遣使團出訪各國，也曾多次利用廣播、舉辦茶會及演講，乃至於發行外語期刊、書籍、通訊等方式對外宣傳中國抗日事業，對抗戰時期亟欲爭取國際支持的國府，有著功不可沒的影響。[2]
注解
[1]瑪莉蓮．亞隆（Marilyn Yalom）著，劉卉立譯，《天真的目擊者：二次大戰的孩子們最後的回憶錄》（台北：貓頭鷹，2022）。
[2]中國孔學會編，《孫炳炎先生紀念文集》（台北：中國孔學會，1982），頁3。朱蓉蓉，〈半官方社團與戰時民間外交〉，《江蘇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南京，2011年），頁186-192。熊斌、但唐軍，〈抗戰時期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述略〉，《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重慶，2013年），頁45-52。王東平，〈抗戰時期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緣起及活動探析〉，《浙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4：5（杭州，2015年10月），頁407-412。
參考書目
瑪莉蓮．亞隆（Marilyn Yalom）著，劉卉立譯，《天真的目擊者：二次大戰的孩子們最後的回憶錄》（台北：貓頭鷹，2022）。
中國孔學會編，《孫炳炎先生紀念文集》（台北：中國孔學會，1982）。
朱蓉蓉，〈半官方社團與戰時民間外交〉，《江蘇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南京，2011年），頁186-192。
熊斌、但唐軍，〈抗戰時期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述略〉，《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重慶，2013年），頁45-52。
王東平，〈抗戰時期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緣起及活動探析〉，《浙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4：5（杭州，2015年10月），頁407-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