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昱佑
日治時期的花蓮
在1895至1945的日治時期中，台灣變動最劇烈的區域要數東部。相較於清代基於政治、軍事考量為主的軍屯，日治時期以降，東部成為配合國策經濟開發的重要對象。為鼓勵日人來台，殖民政府在台灣建立了「移民村」，而地廣人稀的東部地區，就成為發展移民事業的主要所在。光就花蓮地區便有：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等處[1]，這才使得東部地區成為包括林秀吉先生摯友國田宏先生在內的灣生故鄉。
在日本殖民政府號召下，不僅日本本土民眾前來發展經濟作物農業，漢人亦將東部區域視為新天地而大量湧入。來自日本本土的民眾以個人、企業組織或官營移民村等方式遷移至此，以瑞穗地區為例，便出現：橫川長太於富源與瑞北等地開發的「廣合農場」、住田株式會社於舞鶴台地上經營咖啡種植園、1931年花蓮港專賣支局指導建立的移民村煙草種植園等。日治時期上述政策，從根本上改變了台灣東部地區，許多原先作為原住民狩獵區、部落領地的土地，變成了農地、水利工程用地；產業結構由原住民的傳統農業，成了以甘蔗、菸草、咖啡為主的經濟作物農業；人口也從原住民為主，轉向日本人、漢人與原住民並存的多元社會。於是，林秀吉先生擁有了與日本友人在咖啡園一同生活的歷史經驗。
除了產業、社會構成發生變化，日本殖民政府也針對花蓮港及其腹地開展許多公共工程建設，使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誕生」。這些公共建設除了花蓮港廳廳舍、法院、監獄等行政設施外，更包括：水道布設、花岡山公園、花蓮港市場、花蓮港病院、奇萊傳染病院等，將現代公共衛生、醫學、公共空間等城市元素置入。此外，許多現代化的休閒據點也於此時出現，如：水浴場（今花岡山游泳池）、公會堂、武德殿、米崙高爾夫球場等，而其中最令林秀吉先生印象深刻的則是築紫座映畫館，這是他與摯友國田宏先生一起看電影之處。該館除了會放映電影外，還是新式話劇的展演空間，見證了台灣戲劇發展史。到戰爭末期，該處還成為放映戰爭片以「激勵民心」的地方。[3]
「護國丸事件」與塵封的歷史記憶
1937年中日兩國因七七事變而全面開戰，隨著近衛文磨內閣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台灣總督小林躋造也開展一場名為「皇民化」的大型精神改造運動。[4]其中，所受影響最深者，莫過於像林秀吉先生一般生於1920年代的年輕學生。他們成長於皇民化教育下，不少人因此懷抱著報效天皇的理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日本當局對於軍隊人力需求大幅提升，除了不斷修改《兵役法》以調整役男年齡範圍來增加兵源[5]外，許多原先被視為無上榮耀的軍種也開放予殖民地人參與，其中便包括「海軍志願兵」。
在皇民化教育的影響下，許多青年學生紛紛從軍報國，不過這種「志願」也不全然如此單純，日本殖民政府除了學校教育外，也利用媒體塑造社會氛圍，並透過嚴密的警察系統發動「勸募」，此外許多單位發起「集體報名」，使得青年受到全面動員的波及。但即便如此，「海軍志願兵」依然保留一定程度的菁英主義，全島60萬申請者中最後僅有600個名額可至日本本土的海軍學校接受培訓[6]，這些「人中龍鳳」有300名登上了特設巡洋艦「護國丸」，其中便包含林秀吉先生在內。
1944年11月7日，護國丸從基隆港駛往日本本土。同年11月10日，該艦在長崎外海的古志岐島附近，被美國潛艦魮魚號（USS Barb (SS-220)）擊沉，
造成324人死亡，其中包括了212名的台籍海軍特別志願兵，僅有88名台籍兵幸運生還，是為台籍海軍特別志願兵於太平洋戰爭中犧牲人數最為慘重的「護國丸事件」。1963年11月10日，盧金水、張榮樹、陳臣銅、陳子福、朱春業、張文鋒、鄭萬金、廖樹炎八名事件倖存者，在新北投金台灣旅社相聚，並發起成立「高志慶生會」。其中「高志」意旨他們原為高雄警備府所屬志願兵，而「慶生」則是慶祝浩劫重生之義，之所以用如此隱諱的方式命名，是因為戰後台灣已屬中華民國，對於二戰的歷史論述也以「中國八年抗戰」代之，許多台籍日本兵的戰友會為避免當局猜忌，常以同學會、懇親會、聯誼會、慶生會等名目進行，「高志慶生會」只不過是此脈絡下的冰山一角[7]。
「護國丸」不但承載著那個時代的台灣菁英，也塵封著一段曾經「不能說」的歷史記憶。
注解
[1]康培德總編纂，《續修花蓮縣志 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 歷史篇》，頁119-122。
[2]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暨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石婉舜研究室 (2017)，「臺灣老戲院文史地圖（1895-1945）」，網址：http://map.net.tw/theater/，［2023 年 6 月 2 日］。
[3]張家菁，《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縣文化，1996），頁64-73。
[4]吳密察，〈小林躋造〉，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2009年9月24日，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00，擷取時間：20220820。
[5]吳會蓉，〈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的戰爭動員及其影響〉，《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6年04期（成都，2016），頁230-234。
[6]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日本海軍史》（新北：月熊出版，2018），頁54-64、79-95。
[7]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日本海軍史》，頁185-201、232-235。
延伸閱讀
一、史料
福澤諭吉，〈臺灣永遠の方針〉，《時事新報》（東京，1895 年8 月11 日）社論。
二、方志
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曁遊憩管理硏究所執行，《瑞穗鄉誌（初稿）》，花蓮：花蓮縣瑞穗鄉公所，2007。
康培德總編纂，《續修花蓮縣志 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 歷史篇》，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5。
三、專書
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日本海軍史》，新北：月熊出版，2018。
張家菁，《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縣文化，1996。
四、論文
吳會蓉，〈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的戰爭動員及其影響〉，《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6年04期（成都，2016），頁230-234。
五、線上資源
吳密察，〈小林躋造〉，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2009年9月24日，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