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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奇財夫婦的小兒子何文頌，在文化大革命父親被批鬥時，他才兩歲。當時，母親丟下在福建的工作，帶著三個孩子躲回廈門娘家，四人靠勞力工作存活。
四歲時，媽媽帶著他去探望還在「學習班」接受再教育的爸爸，看到爸爸從對面門走出來，母親叫他叫爸爸，他卻叫不出來，因為，他根本不認識父親。
1991年，父母親回到花蓮老家，為了照顧二老，他帶著7歲的女兒來到陌生的台灣定居。他們咬牙辛苦打拼，終於在花蓮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雖然吃了很多苦，但何文頌說：「我們不恨國民黨，也不恨共產黨，這些都已經過去了，這些都屬於歷史。」
以下是他小時候在大陸和剛到台灣時的生活自述。（孫曼蘋、羅國蓮）
文／何文頌口述，孫曼蘋採訪，羅國蓮、陳姿琳整理
圖／何文頌提供
文化大革命我四歲時，媽媽連工作都不要，就帶我們逃回廈門農村外婆家，那是爸爸還在「學習班」、天天被批鬥的時候。回到農村就要吃國家糧，就是每個月會配給一定額度的國家米，是比較便宜的，小孩子好像是一個人28斤，有勞動力的可能有30或32斤。雖然這些米夠吃，但在農村我們也還是要很勤勞，記得媽媽有養豬、養雞，鐵路旁邊有一塊空地，每天上工之前還會去種一下菜，也有鄰居會送一些菜給我們。
我大約七、八歲的時候，會到田裡去撿花生，還有撿地瓜、撿麥穗，就是撿拾人家收成後留在地上的農作物，我們撿回來可以拿去養雞、養鴨、養羊。
好像是我讀一年級還是二年級的時候，我們養羊，把羊養在田裡，下雨時將牠綁在木樁上，牠就會發狂，拉扯繩子。我們上課時，心裡就一直惦記著羊不知道會跑去哪裡，下課後就趕快跑去甘蔗園找羊。
我9歲時，媽媽帶我們回到爸爸的單位，印象中差不多到11、12歲，我就開始做家屬工了。為了生活，拆板模、拔鐵釘、敲鐵釘、堆石砌、打石頭、洗麻袋都做過，我們是吃過苦的。
洗麻袋是洗裝鹽的袋子，一袋鹽是180斤，鹽倒出來之後，麻袋要回收。袋子很重，我們要把它拿去溪裡洗。那時候安溪的溪水會結冰，洗到腳都紅了，生出好像瘀血那樣的凍瘡，上學時就一直發癢。
我們是邊做工、邊讀書。早上一大早起來先去做工，把該洗的麻袋洗完；如果麻袋乾了，我們就要去汽車站辦託運，把麻袋運到泉州；託運完趕快去上學。中午讀書回來，書包放著，趕快吃一點飯，又到溪裡去挑砂、挑石頭；挑到差不多1點多，就趕快回學校讀書，到學校的路途不算近，還要爬山。放學以後回到家裡，書包放下，冷飯吃一點，就趕快再到溪裡去做工。
挑砂、挑石頭是從溪底挑上來，一米四方的砂是2塊錢。11、12歲的我只能挑少一點，就一擔一擔慢慢挑。大概要挑200公尺遠，溪邊的地平一點，但從溪邊上來要爬台階。夏天時我就去潛水摸鵝卵石，一米四方也是2塊錢，挑回來會有人拿米尺量大小算錢。
記得媽媽、哥哥和我三人做工一個月下來的錢，比我爸爸的工資50幾塊還多，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錢，這都是我們家屬工賺的錢，是真正的辛苦錢。其他農村或單位，禮拜六下午可以休息到禮拜天，我們家屬工是禮拜六、禮拜天都要做工。台灣諺語說「聽到落雨聲，心肝會艱苦」，我哥哥跟我是「聽到落雨聲，心肝就會爽」，我們也喜歡感冒的時候，因為下雨、感冒就不用做工了。
我只有國中畢業，而邊做工邊讀書，也不太能讀到書。如果是國文、地裡、歷史、生物、書法、畫畫，我第一名，這部分是我的強項，但是數學、物理、化學就讀不懂，像數學就需要練習，上課時老師教的我聽懂了，一個禮拜後又忘記了。
國中時我覺得出來做工好了，於是去安溪縣的車隊學修車差不多一年。所以我16歲就出來到社會上，17歲時去供銷社工作，我在大陸工作了13年，接著就過來台灣了。
我到台灣是做建築工，一天工資是2,000塊台幣，在大陸一個月工資約是200塊人民幣，來台灣做一天等於在大陸做三個月，可是很辛苦啊，做得半死，沒房子沒土地，全部都沒有，就是要一直拚一直拚，拚到現在。那時我們工作人員也是像你們皮膚白白的，來到這邊就在大太陽底下拼命做。
我來台灣後第三天就開始工作，身上只有爸爸給的2,000塊錢，做到大家都說不曾看過大陸人這麼聰明的。因為我從小時候就經常做，拆板模、拔鐵釘、槌鐵釘等，每項我都會，哪個老闆有需要的，我都給他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