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權升
高等教育
在《鹹甜一生》這部回憶錄中，陳猷（1918-2013）先生從早年家庭環境一路談起，詳加記錄了自己從戰前到戰爭階段的求學經歷，以及畢業後赴貴州省農業改進所工作，和1946年來台負責農業接收事業的心路歷程。因此，在本篇時代連結中，我們將先從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切入，了解當時整體教育體系所面臨的處境與轉變。
根據中國學者金以林的研究，早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不久，由於沿海各省大學位處戰爭前線，各界在授課內容是否調整，以及學校是否「內遷」等問題上出現了意見上的分歧。當時擔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張治中認為學生應該投筆從戎，赴前線作戰，但與此同時，陳誠則將學生視為「國寶」，強調應致力完成學業，待畢業後以個人所長服務國家。
歷經一連串討論，教育部在詳加考慮後認為：抗戰實際上是一種長期作戰，無論各類型的人才培育都相當重要，鑒於當時中國的高等教育尚未普及，因此國家為了自力更生，必須維持原有的教育體制。據此，1938年甫上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也發表《告全國學生書》，指出國防的內涵不單單僅侷限在軍事教育上，各級學校所培育出的不同人才更是充實國力的基礎。同樣的，1939年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的演講中，則將視野從戰時教育拓展至戰爭結束以後國家與民族的長期發展，進而提出「戰時教育平時看」的看法，可說是底定了抗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持續發展下去的重要方針。[1]
根據統計，自抗戰爆發後，即有各省大專院校陸續內遷。例如在1937年就有91所學校遷校；到了1940年已累積至113所學校。其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到雲南昆明，合併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而北平大學、北平師大、北洋工學院則遷至陝西南鄰，合併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2]
然而面對如此龐大數量的學校後遷，校舍方面該如何安排呢？以浙江大學來說，面對日軍進逼杭州，1937年11月，浙大就在校長竺可楨的領導下先遷至鄰近的建德，隨後因戰局發展撤往江西的吉安和泰和；到了1938年7月九江淪陷後，浙大又再度遷往廣西宜山。期間，在廣西省府的協助下，浙大入駐當地孔廟、地方會館、民團標營地等場所作為臨時辦學處。而學生除了維持學業外，也曾積極投入當地抗戰宣傳工作。[3]然而，就在浙大遷往宜山後不久，僅隔一年左右的時光，旋因日軍轟炸宜山，浙大被迫再度後撤貴州遵義與湄潭。而陳猷所屬的農學院，便是借用湄潭當地的文廟、萬天宮及農場房舍等，作為師生臨時上課地點。
抗戰時期，除了上述提及各大專院校必須在面臨校舍、設備資源不足的情況下重新辦學；可以再進一步追問的是，當時在大後方就學的多數學生，他們的就學情形又是如何？大抵而言，由於戰事變化快速，身處後方的多數學生不時就會與位在戰區的家中斷絕音訊，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的學費與生活費也往往因此沒有著落。為了保障這些學生能夠完成學業，教育部便在1938年2月頒布《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11條，強調學生若因家在戰區，導致費用來源斷絕者，只要經過確切證明，便可向政府申請「貸金」，其中又分為全額貸款或半額貸款兩種，所借的款項則待他們畢業後再償還學校。
1943年起，教育部又進一步取消貸金制，全面改採「公費制度」。整體而言，抗戰時期在官方積極培育人才的方針下，透過上述制度的規劃，有多達12.8萬人得以完成中、高等學業，其中不乏有許多人是出身貧困家庭者。總的來看，戰時的教育支出佔國家整體財務支出中更僅次於軍事花費，這也使得戰時的高等教育無論在質與量上，都有著一定程度的突破。[4]
農業發展
自抗戰爆發以來，國府就把穩定後方農業生產視為重中之重。尤其當時為了將後方農業納入戰時軌道，國府曾頒訂一系列法令和條例，希望有效集中力量發展後方農業，以增加產量、支援長期作戰。因此國府在1938年3月於武漢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時，就在會中通過《抗戰建國綱領》，提出「以農立國、以工建國」，強調要全力發展農村經濟、獎勵合作、調節糧食，並且開墾荒地、疏通水利。此後在1939年4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生產會議中，更進一步對後方農業如何發展與建設進行全面規劃，其中涉及層面相當廣泛，包括改良種子、防治病蟲害、改進肥料及農具、興建水利設施等，可說是將農業改良與推廣科學農業視為戰時最重要的基本國策之一。[5]
除了上述政策擬定外，政府在相關組織結構上亦有配合調整。在中央方面， 1938年1月，國府將實業部改為經濟部；1939年又成立農產促進委員會；此後為了推展農林業務，1940年7月國府又在原經濟部農林司的基礎上，將組織擴增為農林部，負責掌管全國的農林漁牧業，下轄中央農業實驗所、中央林業實驗所、墾務總局、中央畜牧實驗所等機構。與此同時，為了增加戰時糧食生產量，農林部在1941年2月成立糧食增產委員會，並積極與各省縣政府合作成立農業推廣機構，同時也會派員主導當地生產工作。除此之外，農林部另在各地設有「改良作物品質繁殖場」與「推廣繁殖站」。[6]
以貴州省為例，當地的農業改進所雖然是在1937年時，由當時擔任省主席的吳鼎昌所倡議設立的，然而自成立以來，該組織便與中央保持密切聯繫，期間曾聘請多位來自中央農業試驗所的科學家負責主持所務。自1940年起，農改所又先後與農林部下轄多個單位合作，共同設立「貴州省農業推廣聯合委員會」，並以農改所為基本組織，承攬業務涵蓋當時貴州省所有的農林漁牧業發展。[7]因此透過該案例，足以說明戰爭時期中央與地方如何在農林產業中形成一套緊密的合作模式，對後方物資供應與民心安定，有著功不可沒的影響。
回頭檢視陳猷先生的工作經歷，他便是在1942年自浙大畢業後，前往農林部貴州推廣繁殖站任職，期間曾先掛名於中央農業試驗所，之後又協助貴州省農業改進所處理相關業務。直到戰爭結束後，陳猷又秉持個人農學專業，於1946年先行申請轉調赴台處理接收工作，之後又在台糖任職。而其由鹹轉甜的人生經驗，箇中滋味也透過這篇回憶錄傳達到讀者心中。
注解
[1]金以林，〈戰時大學教育的恢復和發展〉，《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二期（北京，1998年6月），頁50-54。
[2]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台北：國史館，1990），頁148。
[3]韋升鴻，〈抗戰時期影響國立浙江大學內遷廣西宜山的因素〉，《河池學院學報》 ，35：1（河池，2015年2月），頁116-123。
[4]金以林，〈戰時大學教育的恢復和發展〉，《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二期（北京，1998年6月），頁54-61。
[5]鄭起東，〈抗戰時期大後方的農業改良〉，《古今農業》，2006年第一期（北京，2006年3月），頁52-53。
[6]和文龍，〈南京民國政府農林部機構設置與變遷(1940-1949年)〉，《中國農史》，16：4（南京，1997年11月），頁75-80。鄭起東，〈抗戰時期大後方的農業改良〉，頁53-54。
[7]許峰，〈抗戰時期貴州山地農業開發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頁25-64。
參考書目
中華民國史教育志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史教育志（初稿）》，台北：國史館，1990。
和文龍，〈南京民國政府農林部機構設置與變遷(1940-1949年)〉，《中國農史》，16：4（南京，1997年11月），頁75-80。
金以林，〈戰時大學教育的恢復和發展〉，《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二期（北京，1998年6月），頁53-80。
韋升鴻，〈抗戰時期影響國立浙江大學內遷廣西宜山的因素〉，《河池學院學報》 ，35：1（河池，2015年2月），頁116-123。
許峰，〈抗戰時期貴州山地農業開發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
鄭起東，〈抗戰時期大後方的農業改良〉，《古今農業》，2006年第一期（北京，2006年3月），頁5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