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昱佑
庶民飲食
日治時期是台灣庶民生活史發生劇變的重要階段，受到日本殖民者的飲食、生活習慣影響，台灣人在食物、日常用品上與許多新事物邂逅。楊淑娥女士記憶裡的「幕之內便當」，便是日本人對飲食強調五感、五色、五味[1]的文化載體，「幕之內便當」源於江戶時期，最早是設計來使觀眾在幕間欣賞能劇、歌舞伎時食用，故而得名。明治以來，在「四民平等」政策下，「幕之內便當」走出士人階層而走向大眾[2]，成為日本庶民飲食文化的座標之一。
便當之中最令楊女士印象深刻的蓬萊米，卻是日本殖民台灣的產物。日本殖民者來到台灣之後，不滿意台灣秈稻的口感，遂派遣磯永吉等農學家赴台，將來自日本的粳稻基因與台灣本土稻作混種，方才誕生「蓬萊米」[3]，雖然當時蓬萊米較為珍貴而難以取得，但日益普及後也漸漸改變了台灣主流米食習慣。
在日常用品方面，台灣人則歷經了一次書寫西化的歷程。日治以前，台灣的主流是毛筆進行軟筆書寫，到了日治時期受到日本自明治以降西化的影響，學校裏頭教導學生硬筆書寫，從而使得鉛筆、鋼筆等用具，漸取代傳統的毛筆[4]。楊女士提及兒時學校教師以易卜生（Ibsen）鉛筆為獎品獎勵學生，即為一例。
日本「國語」
1895年日本開始殖民台灣以來，殖民統治者不單單欲獲取台灣島上的資源，還認為既然台灣已成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台灣人便是帝國臣民的一份子。而日語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身為日本人就必須說標準的日語，因此在台灣的「國語」（日語）教育不單單是方便殖民地管理的手段，還帶有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目的性，被要求必須「純化（標準化）」。不過，這種「純化」的理想很快就因現實考量而受到調整，這些考量包括：日本自身是一個甫現代化的國度，除母語被定為標準語的東京人外，多數日本人並不能操標準「國語」。再者，來台日人主要以操各自方言的東北、九州、關西等地人為主，自然在學校任教職的師資亦不能為學童建立標準口音典範。最後，在曾任台中市公學校校長的教育家山崎睦雄，為避免台灣雙語、多語併用的「弊端」，應該建立好學的「國語」而主張「會話一元」的影響下，公學校不再強調台灣人日語學習必須多麼接近東京標準語，而是強調與日人溝通的實用性。
學者安田敏朗認為，這樣的調整使得台灣誕生不同於標準語的「台灣『國語』」[5]。所造成的影響不僅是包括楊女士在內曾受過日治教育的台灣人，其口音並非是標準東京腔，台灣話中許多日語詞彙的腔調[6]也深受此影響。
家政教育
近代化初始的家政教育，帶有濃厚的性別色彩，是為維繫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分工而服務，易言之家政教育在一開始是以培養「賢妻良母」為宗旨。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亦不例外，可以從深受該脈絡影響的《臺灣婦人界》雜誌中窺見一二。然而，這樣的結構在戰爭中被賦予新的意義，也促使日後女性的社會角色漸漸發生變化。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隨著「總體戰」思想普及，婦女被視為戰線後方支持前線的補給力量，《臺灣婦人界》雜誌也於1930年代，出現過往沒有的「婦人報國」風潮，呼籲婦女以家庭經濟消費合理化，完成婦女的「家政報國」[7]。而楊女士記憶裡，1940年代因美軍轟炸花蓮港造成軍人傷亡後，家政學校組織的「勤勞奉仕」，令學生貢獻所學幫助傷患包紮，則呈現了戰爭改變女子社會角色的另一視角。
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從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成為中華民國統治之地。為了使戰後台灣教育工作不中斷，自1944年中國國民黨臺灣調查委員會便已制定接管計畫，期許以「學校不停課」的原則，一邊接收、一邊上課。不過，如此一來師資短缺便成為十分棘手的問題，對此新成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採取：選用與訓練本省籍教師、徵用外省籍教師、留用日籍教師等方法，隨後公布的〈台灣省國民學校校長教職員任用及待遇辦法〉等法規命令中，給予各校校長一定的裁量權，讓他們從有過教師經驗的人才中先行約聘，再依序送縣市、省教育處教員甄選會複審的「先斬後奏」權。楊女士受校長力邀至力行教育所紅香教練場（今紅葉國小）擔任教師，便是這一歷史脈絡下的故事。不過，這種「先斬後奏」權也引發爭議，最常見的是「任人唯親」，如1946年12月《台灣新生報》便報導基隆有校長直接任命其妻為教師之情形[8]。
注解
[1]日本飲食文化中，強調一份完整的食物須讓人以視覺、嗅覺、味覺、觸覺、聽覺五感品味，須具備綠、黃、紅、白、黑五種食材顏色，還需有酸、甜、苦、辣、鹹五種味道味道，謂之「五感、五色、五味」，而便當可說是庶民最易接觸「五感、五色、五味」的文化載體。
[2]栄久庵憲司，《幕の内弁当の美学―日本的発想の原点》（東京：朝日文庫，2000）。
[3]周勝方、洪久賢，〈從「吃飽沒？」到「好吃嘸？」─臺灣飲食文化變遷與發展之探析〉，張玉欣主編，《山味海味臺灣味：臺灣飲食歷史文化》（臺北：財團法人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13），頁43。
[4]簡志儒，〈鋼筆與臺灣的社會文化〉，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5]安田敏朗著，黃耀進、林琪禎譯，《「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臺灣人的日語》（新北：群學出版，2016），頁81-113。
[6]如蘋果的日語：「りんご」（lingo）在台灣話中的重音則與東京標準音不同，而更接近九州一帶的重音。哪裡不同，線上聽：https://ja.forvo.com/word/%E3%83%AA%E3%83%B3%E3%82%B4/。
[7]何素花，〈日治時期《臺灣婦人界》雜誌之「家政報國」理念〉，《興大歷史學報》33期（台中，2019），頁1-36。
[8]湯熙勇，〈戰後初期臺灣中小學教師的任用與培訓(1945年10月至1947年5月)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8：1期（台北， 1996），頁303-346。
延伸閱讀
一、專書
安田敏朗著，黃耀進、林琪禎譯，《「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臺灣人的日語》，新北：群學出版，2016。
栄久庵憲司，《幕の内弁当の美学―日本的発想の原点》，東京：朝日文庫，2000。
二、論文
何素花，〈日治時期《臺灣婦人界》雜誌之「家政報國」理念〉，《興大歷史學報》33期（台中，2019），頁1-36。
簡志儒，〈鋼筆與臺灣的社會文化〉，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湯熙勇，〈戰後初期臺灣中小學教師的任用與培訓(1945年10月至1947年5月)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8：1期（台北， 1996），頁303-346。
周勝方、洪久賢，〈從「吃飽沒？」到「好吃嘸？」─臺灣飲食文化變遷與發展之探析〉，張玉欣主編，《山味海味臺灣味：臺灣飲食歷史文化》（臺北：財團法人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13），頁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