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士清
行軍多次與死神擦身而過，之後唐振洪在命運安排下，從湖南、長沙、貴陽、上海一路轉進到台灣；防空學校更是貫串了他的後半生。
相較翱翔天際的蘇聯在華志願軍與美國飛虎隊，一般人對抗戰時期的地面防空較為陌生，它卻在數次抵禦日軍的空襲中，扮演過重要角色。
自1931年10月日軍以6架88式轟炸機攻擊錦州，中國各大城市便陸續承受空襲壓力，民間成立防空協會以求自保，國民政府也在1933年在參謀本部成立防空科，隔年再設防空處，開始建構中國的防空體系，開設民防教育，訓練各機關公務人員防空知識，以求在消極防空上減少地面傷亡[1]。
為協同空軍作戰，1934年1月國民政府在杭州筧橋成立防空學校，陸續採購德國、蘇聯、捷克製的防空高射炮，與美國、德國、匈牙利製的探照燈，並以黃鎮球、郭善潮、李國鼎等留洋歸國者為教官。除強力訓練高砲、照測等項目，更從各省網羅學生，教授防空知識、救護、敵情監視、防災等課程[2]，命他們學成後回鄉再組織訓練班，以求防空力量在全國遍地開花。
1937年8月15日，日軍空襲南京，黃鎮球率領防空部隊協助空軍抵禦，空軍以三機包夾一機戰術，與日機纏鬥，最終擊落10架日機，使日軍從此不敢再低空飛行。
旗開得勝之後，防空部隊在松滬戰役、南京和上海等地又有斬獲，但局部的勝利，終難抵擋日軍進犯，12月南京失陷，防空學校在混亂中被打散，只得在撤退的路上，沿路收攏潰散的成員，經武漢、長沙，最終於1938年底，輾轉進入貴陽落腳，在已疏散的省立職業學校和南廠兵營等地，繼續收攏人員、組建貴陽防空工事，並實施當地防空訓練[3]。
唐振洪回憶在大難不死後，所加入的學校，正是甫經播遷、重建於貴陽的防空學校。抗戰勝利後，防空學校為應付北方蘇聯與中共壓力，1947年奉調到北平守禦，校本部則為返還南京作準備。然而國共戰事驟變，唐振洪所屬的部隊由上海倉皇搭乘登陸艇轉進台灣，從此開啟他在花蓮的後半生。
注解
[1]袁成毅，〈簡論抗戰前國民政府的對日防空準備〉，《抗戰史料研究》2（北京，2014），84-93。
[2]張明凱，〈抗戰時期的地面防空〉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1937-1945（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875-923。
[3]為時任防空隊長夏祿敏的口述。李祖運、于長海，〈國民黨中央防空學校在大陸的始末〉，《抗戰史料研究》2（北京，2012），153-160。
[4]（編注）「國軍健兒—空軍防空學校」，創作者：花蓮縣文化局，建檔單位：花蓮縣文化局，數位物件授權：OGDL（政府資料開放授權），發布於《國家文化記憶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