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權升
圖／孫毅弘提供
圖一顯示的，是抗戰後期，中國農民銀行發給該行一位課長的派令，調他去擔任一家煉油廠的經理。銀行的課長，好端端的為什麼被派去管煉油廠？
事實上，這一紙派令透露了兩件抗戰歷史中不常被討論的議題：農民銀行在當年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抗戰後期中國戰區的能源危機。
1942年9月2號，也是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的第二年，在中國農民銀行總務處擔任第三課課長的孫炳炎收到派令，通知他到300多公里外，位在涪陵的運中煉油廠擔任經理，月薪300元。
從此之後，孫炳炎開始了在重慶與涪陵之間來回奔波，每周只能回家一次的日子。但是對這位出身書香世家，曾經就讀上海大學以及日本明治大學的年輕人來說，真正艱鉅的挑戰與壓力來自兼顧戰時各界──尤其是軍方──對油料和能源的急迫需求，以及煉油廠本身的營運與發展。
抗戰時期，為了穩定後方民心、軍情，各項物資的分配與補給可說是國府的一大難題，尤其燃油不僅為民生必需品，更牽涉到軍事、交通運輸等多個層面。因此行政院在1938年4月於重慶成立了「液體燃料管理委員會」，負責戰爭時期油料的購買、儲藏、運輸與分配。
在1940年中以前，液委會的重心放在控管石油進口上。然而到了1940年中以後，受到國際戰局的影響，滇越方向與滇緬公路的石油運輸管道相繼中斷，尤其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石油進口甚至已經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四川桐油本來是中國出口的大宗貨物，面對日益嚴重的能源危機，國府除了積極開採國內油礦外，也嘗試發展各種替代能源，「運中煉油廠」，便是當時為了發展植物油提煉代汽油而設立的。這情況可以非常清楚地由圖三、四所顯示的，孫先生所保留的公文與單據上看出當時軍方需「油」孔亟的情況。
植物油或許有助於度過戰時缺油的難關，但囿於技術、人力與原料成本遠遠高於生產酒精，抗戰後期國府不再鼓勵投資植物煉油，而將重心放置在酒精增產。但整體而言，國府的能源危機一直持續到1945年，中印油管開通後，才算是真正解除。[1]
除了運中煉油廠所透露的戰時能源危機，孫炳炎先生的派令也牽連出中國農民銀行在抗戰時期的角色。
在台灣，年長的一輩多數知道什麼是「耕者有其田」和「三七五減租」，但是大多數人可能不知道這並非國民政府第一次推行土地改革。事實上，第一次土地改革並不成功，而負責推動這次土地改革的，就是中國農民銀行。
中國農民銀行的前身是1933年所成立的「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隨著國軍在第五次剿共戰爭中取得勝利，該行負責的業務範圍也拓展到全國各地，1935年，四省農民銀行更名為「中國農民銀行」。
抗戰時期，國府為了穩定經濟，在1937年8月由財政部會同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間銀行，共同成立「四行聯合辦事總處」，主要負責穩定戰時金融市場、處理資金調撥、聯合貸款與發行紙鈔等各種事宜。由於這期間打著「農民革命」旗號、號召土地改革的中國共產黨對國民政府逐漸形成一定的壓力，當時兼任聯合辦事總處主席的蔣介石，於是在1940年指示農民銀行推動土地改革。但是受限於戰時的特殊環境，這次嘗試在人手不足、機構不完善，以及資金缺乏的情況下，實施範圍與成效都相當有限，也未能有效將土改業務拓展至全國各地。然而這些在小地域實施的試驗政策，仍成為日後國府在台成功推動土地改革的重要借鏡。[2]
1942年間，抗日戰區逐漸擴大。為有效鞏固大後方的金融網，四聯總處決定重新規劃、調整四間銀行各自負責的主要業務，其中有關農貸的各類業務，以及輔導各省縣成立合作金庫的任務，都交付農民銀行辦理。除此之外，農民銀行創立以來，也參與包括新聞業、煤礦業、紡織業等各項投資。針對這些投資，農民銀行往往會派遣銀行高層負責主導該項企業的營運。孫炳炎先生就是在此脈絡下，於1942年9月被派往四川涪陵「運中煉油廠」擔任經理，負責督導該廠桐油生產、調撥等工作。[3]
對日抗戰結束後，農民銀行配合政府政策訂定復員計畫，在各地設立分行，並持續推動農業貸款，恢復地方農業，孫炳炎先生也被派往安徽蕪湖分行協助復員事宜。但隨著國府在國共內戰中失利，1949年12月農民銀行輾轉來台。來台後先生投身教育，培育工商管理人才，是中興大學企管系的創辦人之一，貢獻台灣經濟發展。[4]他設立的清寒獎學金基金，長年提攜優秀清寒學生，直到今天。
注解
[1]梁坤，〈國民政府戰時液體燃料統制研究（1937-1945）〉（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
[2]中國農民銀行編委會編，《中國農民銀行五十年》（台北：中國農民銀行，1983），頁75-93。石攀峰，〈抗戰時期中國農民銀行土地金融活動考察〉，《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4（廣州，2015年），頁12-17。
[3]中國農民銀行編委會編，《中國農民銀行五十年》，頁110-116。
[4]中國農民銀行編委會編，《中國農民銀行五十年》，頁94-118。中國孔學會編，《孫炳炎先生紀念文集》（台北：中國孔學會，1982），頁1-11。
參考書目
中國孔學會編，《孫炳炎先生紀念文集》，台北：中國孔學會，1982。
中國農民銀行編委會編，《中國農民銀行五十年》，台北：中國農民銀行，1983。
石攀峰，〈抗戰時期中國農民銀行土地金融活動考察〉，《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4（廣州，2015年），頁12-17。
梁坤，〈國民政府戰時液體燃料統制研究（1937-1945）〉，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