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士清
「劫後世界」一詞，堪稱是張奉悅女士回憶淪陷區時代的最佳寫照。本文所述暗殺漢奸頻傳，同弟妹在淪陷區就學等往事，正是1937年日軍攻陷杭州後，當地民眾的共同記憶。
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件後，對中國東北、華北至華中攻勢日益強烈，儘管「三月亡華」的口號，於1937年8月淞滬會戰後徹底破滅，但軍事壓迫凌厲，仍讓較悲觀的中國官員，認為即使抵抗，終究仍難逃亡國命運，因而選擇出任淪陷區日軍的「協力者」；他們自認為中國換取從優待遇，卻也成為大眾眼中的漢奸，而汪精衛即為當中顯例。
對於汪精衛的功過，學者王克文異於大眾所持的「漢奸」論述，試從其親信周佛海等人視角出發，認為汪精衛自重慶出走，選擇跟日本合作，於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出自反對蔣介石當時親美蘇的方針。認定挽救時局應貫徹孫文的「大亞洲主義」，意即與文化相近的日本合作，成為與日本並肩對抗歐美，振興亞洲的一份子。再加上面對日軍進逼，汪精衛認為與其堅持抵抗後兵敗，最終只得接受城下之盟，不如以合作換取更多主導權，方為拯救淪陷區居民的上策[1]。
在此背景下，汪精衛國民政府於1940年3月30日「還都」南京時，即以「和平運動」為號召，推動中小學日語必修[2]、安排留學生到日本留學等，一系列培養青年對日親善教育。相較滿洲國強調「王道教育」，台灣接受更直接的「皇民教育」，汪精衛政權(以下簡稱汪政權)被扶植時，因為南京已經有國民政府存在的特殊性，教育仍然保有表面上的「獨立」[3]。教育部所推出國中階段「國定」、高中階段「審定」教課書，不同於滿洲國國文僅能以童話、滿族神話填充，歷史課更是缺無的窘境，汪政權底下的學校課程，自小學教育起尚存語文、歷史等科，以滿足表面上教育的完整性。
然而受制於日本影響，汪政權於1942年推動「新國民運動」時，教科書內容仍不脫離對日親善等字眼，對外關係主唱「日汪提攜」、「維護大東亞新秩序」等核心思想[4]。同時更藉小學階段讀《論語》，初中讀《中庸》、《大學》，高中研讀《左傳》、《詩經》等經學裡「忠君愛國」精神，與日本皇道政治結合，以達表面維持中國教育，實際仍將淪陷區學子潛移默化，服膺大日本帝國的效果[5]。而如此異於滿洲國、台灣，淪陷區的教育特色，正是張奉悅在杭州讀書時的歷史背景。
注解
[1]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台北：國史館，2001），頁365-402。
[2]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8），頁446。
[3]劉兆偉，〈日本侵華於各「殖民地」所施教育的異同及其原由〉，《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河南：河南師範大學，2000），頁28-36。
[4]劉學利、王一儒，〈抗日戰爭時期汪偽淪陷區「國定」教科書述論〉，《南昌師範學院學報》42：4（江西：南昌師範學院，2021），頁137-140。
[5]吳洪成、于明珠，〈日本侵華時期汪偽政權統治區學校教科書探析〉，《教育文化論壇》1（北京：教育文化論壇，2020），頁9-17。
延伸閱讀
1.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台北：國史館，2001。
2.巫仁恕，《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3.黃美真，《偽廷幽影錄―對汪政權的回憶》，北京：新華書店，2010。
4.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2014。
5.費正等，《抗戰時期的偽政權》，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6.聞少華，《從烈士到漢奸―─汪精衛傳》，香港：中華書局，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