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張郁廉，《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第120-173、248-256頁，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
文／張郁廉撰寫，滕淑芬編輯
圖／取自《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
1944年，抗日戰爭已進行了七個年頭，是形勢最為險惡的一年。4月，日軍進犯河南。6月，靈寶、長沙、湘潭相繼失陷，8月衡陽失守，11月，桂林、柳州陷敵，日寇進迫獨山，陪都重慶受到嚴重威脅。
而桂籍和我就在這一年的3月26日在重慶結婚了。桂籍三十三歲，我三十歲，相識已整整二十二年。抗日戰爭期間，我們在大後方四川，與遠在北方日軍占領區內的親人完全隔絕，多年來音信全無，其間兩家的家長又相繼病故，身邊沒有親人，只有數十位好友參加了桂籍和我的婚禮。事前印了紅字短箋，署上我倆的名字，通知好友及同事們。短箋上還提及到重慶名勝「南溫泉」度蜜月，其實，當時的大環境、自身的經濟條件及心情，既不允許，也不適合。
喜宴設在重慶一家飯店內，參與者都是我們的證婚人。國難期間一切從簡，喜宴上，我們彼此交換戴上了刻有結婚年、月、日及對方名字的金質婚戒。這戒指是多年前父親送的生日禮物，我由哈爾濱帶在身邊僅有的紀念物，由好友王玉彬拿到銀樓改鑄成兩只結婚戒指，上面刻上新人的名字和結婚日期，意義非凡。我沒有穿禮服、披婚紗，穿了一件棗紅色滾同色緞邊的旗袍，衣料是好友韓素音由倫敦托人帶來的。玉彬還替我們買了雙人床、飯桌、凳子及鍋碗等。在我們事先租下的兩間茅草房內佈置了新房，雖是克難式，但勝在喜氣充盈。這座用竹竿、茅草依山搭成的兩層茅屋，上層住著房主一家四口，早、晚小孩的吵鬧哭叫聲，清晰地傳到樓下，小孩的尿液也經常滴下。房東還利用我們房屋下邊用幾根粗竹竿支撐下的空地，圈養了幾頭豬，我們在房間內不斷聽到豬的呶呶聲，並聞到隨風飄來的臭味。
婚宴後回到「新房」，兩人心情異常沉重、複雜，更覺茫然，默坐片刻後，終於忍不住，相擁哭泣。這時意識到，從今以後，兩人必須為共同的未來打拼。婚姻，賦予不同於前的磨練和承擔，更須我們堅強勇敢地面對挑戰。
繼我結婚之後，好友王玉彬也結婚了，新郎是其福建同鄉、在航空界諮詢部門服務的郭棣棠先生。玉彬的婚禮較我的風光，她說結婚是大事，她一定要穿白色禮服、披婚紗，在重慶最有名的勝利大廈禮堂舉行。婚後和夫婿離開重慶，遷居甘肅蘭州。那裡沒有日機轟炸，物產豐富，物價低廉。
帶著三個孩子的丁志倫也向她供職的茶葉公司申請，調到蘭州。玉彬和志倫在蘭州合資開設了西藥房，生意相當興隆。李賦蕭在成都醫學院畢業後，和王培仁醫師結了婚，也遷居蘭州，在蘭州市立醫院擔任婦產科醫師。
我懷上宇同的時候，這三位在蘭州的好朋友，不斷來信邀我到蘭州去生產，桂籍也同意了。主要因為重慶仍遭受日機不斷的轟炸，人民生活除了艱苦，還極度不安定：經常要跑警報，在潮濕陰暗的防空洞內擔驚受怕，強忍饑渴及疲勞，蹲踞在矮窄的板凳上數小時，有時一天之內數次進出防空洞。體力的消耗和精神的折磨，男人尚且難以承受，何況孕婦！孕婦所需要的基本營養品，如乳類、魚類、水果等，四川本來就缺乏，戰時就更難見到。重慶幾家醫院的設備、環境、業務及專業人才，因日機多年摧殘，只能勉強撐持。何況我們在重慶沒有親人或好友可以在生產期照顧我，自己初為人母，缺少知識和經驗，蘭州豈能不具有強大的誘惑力？可是重慶和蘭州相距甚遠，乘坐汽車穿山越嶺，對懷孕的人絕不適合，而重慶和蘭州之間沒有定期航班，只有業務飛機不定期往返。好在玉彬的丈夫熱心幫忙，巧作安排，我才得以在生產期前一個多月，乘機順利到達蘭州。臨行前，玉彬特別囑咐，有朋友托帶一包東西，會放在我座位旁邊，到了蘭州機場將有人登機取走，我不必為此費神。事後才知道那包東西是黃金。當時黃金交易並不犯法，重慶和蘭州的黃金價格差別相當大，只是兩地相距太遠，而做生意講求時效。我知道後生氣地責怪玉彬，她卻說：「你生產所需要的一切費用，包括往返機票等，不就有了著落嗎？」產前我住在玉彬家，每天大杯大杯地喝牛奶，吃營養食品。蘭州價廉物美，盡可滿足孕婦產前所需，胎兒體重快速增加。
1944年（民國33年）9月7日晚上10時左右分娩開始，我受了不少苦痛，從發作陣痛到生下近八磅的嬰兒，耗時二十四小時以上。幸運的是，在蘭州醫院，身為婦產科醫師的好友李賦蕭始終陪伴，由她接生。產後，我由玉彬家搬進丁志倫家坐月子。她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有育嬰經驗，也知道如何照料產婦。近11月的秋涼時節，我們母子愉快平安地飛離蘭州，返回重慶。我們回家前，桂籍已請到中年女傭楊嫂，幫我照顧嬰兒及料理家務。所以我很快就能到中央通訊社銷假，恢復上班。
這期間，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政府已調回駐華大使，並命令全部在華軍事顧問回國。桂籍也藉機換了工作，於八月辭去軍事委員會外事局總顧問辦公室主任一職，轉到外交部亞西司任專員科長。很多曾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和法政大學讀書、會俄語、抗戰初期被政府徵調到軍委會工作的年輕人，紛紛辭職，回到自己原來的服務機關或另覓工作。世事多變，國和國之間，沒有所謂「永遠的朋友」和「永遠的敵人」，確是至理名言。
桂籍和我雖已為人父母，有了自己的家，但兩人仍以工作為重，在家的時候不多，家務及嬰兒交由楊嫂照料。我自認不是盡職的母親，但在能力及時間允許的範圍內，會全力以赴。幸好我工作的中央通訊社離住處不遠，十分鐘內可以走到。遇有空襲警報，我馬上飛跑返家，抱著嬰兒，帶著楊嫂到附近防空洞躲避。每天中午休息時，我都回家餵奶。我的奶水雖不多，但母乳最富營養，一直餵了十個月。市面上沒有奶粉或鮮乳出售，餵不飽只好以米糕（米糕是將大米加水，磨成粉，曬乾成塊，加水及少許白糖或鹽煮成糊，是抗戰時嬰兒的主食，食品店有售）補充。
從朋友處收集舊床單，撕成長方小塊，洗煮過作尿布用。秋冬時節，重慶潮濕寒冷，洗過的尿布不容易乾，楊嫂在煮飯、炒菜後，趁煤球還熱，在火爐上罩上竹筐，上邊鋪上一條條尿布，慢慢烤乾，除此別無它法。嬰兒穿的衣服也是用舊衣改縫的「和尚領」裝，再用布帶捆綁。丁志倫還做了一件小棉襖，並從一雙男用襪子拆出毛線，織了一件小毛衣。艱難困苦，由此可見。
從結婚至今，數十年來，家用全靠我們二人的公務員薪水維持，這使我養成勤儉持家的良好習慣。桂籍和我一直以「小寶貝」「寶寶」稱呼嬰兒，沒有起乳名，稍長則以「博比」（與寶貝音相似）為名。孩子在南京、台北讀幼稚園，都用「孫博比」註冊，一直到入小學，桂籍才為他正式取名「孫宇同」。博比小時候十分聰敏乖巧，長得端正健壯，活潑調皮，人見人愛。稍長，除了仍吃母奶外，每天開始加食兩次用肉骨頭湯熬的厚稀飯，內加刮細的豬肝、雞蛋和菠菜泥。十個月後，我停止餵母乳，他開始加吃麵條、肉末和魚肉，還有蔬菜和水果。碰巧這時，離我家不遠處，開了一間早晨賣新鮮牛奶的小店，當場喝，不外賣，每天一早我上班前，楊嫂會抱著博比去現喝一杯牛奶，再買塊發糕給他當早餐。楊嫂工作認真、勤快，照顧博比無微不至，是我的好幫手。
楊嫂拿手的紅燒肉（用五花肉做）在朋友圈中很有名氣。桂籍的好友如劉政因、孔祥集、常蔭集，還有剛從美返國的孫運璿，這群哈爾濱工大畢業的青年才俊，經常到我們家「打牙祭」，為的是吃楊嫂做的紅燒肉。我另外煮一鍋羅宋湯，炒一盤青菜，在當時就是最豐盛的佳餚，大家痛快地解了一次饞。
也是這年的年尾，王玉彬由蘭州來探望我們，正趕上我們為住處發愁。房東限期要我們搬家。玉彬先問桂籍能否在附近找一塊空地，正巧原為軍委會蘇聯總顧問辦公室的停車場旁有空地。蘇聯派來的顧問全已奉召返國，桂籍曾任總顧問室主任多年，與各方關係很好，很快就獲准建屋。然後，玉彬把從蘭州帶來、已送給我們的十大塊蘇製巧克力糖要回，拿到重慶商業中心區都郵街去賣掉，憑所得之款買了竹竿等建材，雇請工人，次晨開始搭建茅屋。不數日，茅屋建好，共兩間，另有小廚房和僅夠放一張竹床的小房間，作為楊嫂的睡房。竹籬圍繞的後院很狹窄，只夠洗滌衣物及曬衣之用。門前搭出一個走廊，廊頭用木棍圍出一段有欄杆的空間，供博比扶欄學步和玩耍，地上鋪上草席，放上他的玩具。屋內外都用白石灰漆成白色，水泥地，木門、木窗框則是紅赭色，屋頂用乾稻草鋪成，十分美觀。
桂籍好友常蔭集一時興起，站上木凳，在前門上方白牆壁上，用毛筆寫了斗大的兩個字「廉廬」。從此朋友們多以「廉廬」稱呼我們家。室內也很簡潔、典雅，窗戶雖以白色薄綿紙代替玻璃，但我掛了窗簾，飯桌上也鋪了桌布。（好友羅協邦買了一匹四川花麻布，縫成窗簾和桌布，作為新居的賀禮。）臥房內靠牆多做了一道兩尺寬的隔牆，進口處有布簾遮擋，算是「儲藏室」，而主要是為了放馬桶，也可兼做廁所，這一設計得到眾多友人的讚賞。其實，大家都明白，國家和自己都正處於最艱難時期，只是強顏歡笑，苦中作樂而已。這時易兄已由成都調返重慶空軍總部任職，我們又多了一家經常往來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