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張郁廉，《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第120-173、248-256頁，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
文／張郁廉撰寫，滕淑芬編輯
圖／取自《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
1940年6月，我請辭獲准後，離開了蘇聯塔斯社，到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報到。我被分配到外事科俄文組任專員，工作性質和在塔斯社時相似：把每日中文報紙及雜誌上有關各方面的消息，特別是前線戰況及各報社論，擇要譯成俄文，油印後，當日即分發到有俄國軍事顧問及技術人員的機構，包括蘇聯塔斯社，並儘量分寄到有蘇聯人員的戰區及敵後各遊擊區。我在國際宣傳處比在塔斯社更加忙碌，也更覺有意義。
俄文這一組，除了組長朱新民和我外，還有一位秦太太，她先生秦滌清在外交部工作，和桂籍相識。秦太太人很友善，也是俄文好而不會中文，她年齡比我大許多，經過多年交往，我們成了好朋友。我燕大畢業後，由成都返回重慶到中央通訊社工作時，有一段時間就住在秦家。舉行婚禮時，桂籍也是來秦府迎娶我這新娘。後來外交部派秦先生到蘇聯任外交官，秦太太也就辭去了國際宣傳處的工作。他們沒有子女，臨行前領養了孔祥集五、六歲大的女兒，一起遠赴蘇聯。抗戰勝利後，國內局勢動盪不安，他們沒有回國，由蘇聯直接到美國定居養老去了。客居外國的生活並不如想像的安適，多年前秦太太去世，女兒結婚離家，秦先生回大陸老家去了。
國際宣傳處借用坐落在重慶上清寺的巴縣中學（巴縣中學因躲避日軍轟炸，已遷至疏散區）原校址辦公。該校幾棟磚瓦水泥建築，做了辦公室和宿舍，並在廣闊的校園內搭建了許多茅屋，供單身男女職員及有眷屬人員居住。處長曾虛白及董顯光兩家也住在這裡。我們十來個單身女職員住在有兩個房間的茅屋內，雇請一位女傭打掃、洗衣及燒洗澡水。茅屋泥牆草頂，冬暖夏涼，比竹屋好，可惜重慶是建於岩石上的山城，散熱不易，夏天固然酷熱，而冬季颳起西北風，雪花紛飛，棉襖、厚外套也擋不住刺骨的寒冷。
住進茅屋後，才真正領教了重慶「三害」：臭蟲、老鼠、跳蚤，外加蚊子。重慶的臭蟲無處不有，無孔不入。家裡、辦公室、旅店，甚至飯館、渡船、人力車及滑竿上，有縫隙就有臭蟲，手一擺，身一靠，馬上被臭蟲咬出紅疙瘩，又癢又痛。宿舍裡每人一張竹板床，床腳用加滿水的大土碗或鐵罐墊著，把臭蟲隔開，但臭蟲還是有辦法，爬上天花板再「空降」，或沿蚊帳繩子爬到床鋪上。大家隔一陣就輪流把竹床搬到院子裡，用燒開的水燙臭蟲。重慶的老鼠滿街跑，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一大奇景：上千老鼠成群結隊大搬家，大搖大擺，橫過馬路。「跳蚤處處有，唯獨重慶多」，跳蚤隨老鼠而來，老鼠既然殲不盡，跳蚤也就滅不了。
食的方面，大家都吃伙食團的包餐。食堂裡每桌八至十人，我們這一桌有：朱、秦、我，以及葉公超、魏景蒙、朱撫松、徐鍾珮、沈琦等人。吃的是政府提供給公教人員的「配給米」，色多半黃褐，摻雜穀子、麥子、稗子、沙子、石子乃至老鼠屎。每次吃飯前，先挑揀出雜物再動嘴，因而謔稱之為「八寶飯」。菜餚方面，常吃辣椒炒豆豉、清炒空心菜，每月兩次「打牙祭」，可吃到紅燒五花肉或粉蒸肥豬肉。平時我們這一桌輪流「請客」，加炒一大盤肉絲炒青椒或肉絲炒榨菜，在當時算是十分奢侈了。
國際宣傳處為職員、眷屬及外籍記者在附近石坡旁，鑿了一座堅固的專用防空洞，內部設備較齊全、舒適，空襲警報拉響時就不必跑太遠了。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也到我們防空洞內躲避過。那已是國共合作時期，周恩來夫婦和機要秘書龔澎等來到重慶。國際宣傳處所在地上清寺和國府路、牛角沱一帶是國民政府的機關及蔣委員長官邸所在地，所以成為敵機空襲的主要目標。因此，我們只要見到高崗上掛起一隻大紅球，預報敵機即將來襲，就不等拉起緊急空襲警報，先躲進防空洞以策安全。余夢燕也在國際宣傳處工作，她已和燕大學長黃遹霈結婚，沒有和我們一起住宿舍。
和我常來往的還有燕大同學周光瑚，筆名韓素音，她父親是四川人，母親是比利時人。她抗戰前離開燕大到英國留學，繼續讀醫科。政府宣佈對日抗戰時，她放棄了在英的學業，返國參加抗戰，在輪船上遇到年輕英俊的軍官唐保黃，兩人一見鍾情，返抵國門就結婚了。唐在重慶軍事機關服務，光瑚在家看顧初生女兒蓉梅。那一段時間我們常常見面，也十分談得來。不久，唐保黃被派到倫敦，任我國駐英使館武官。我結婚時所穿的棗紅色旗袍布料、麂皮灰藍色鞋等物，就是光瑚托人從英國帶給我的。抗戰勝利後，唐保黃先回國就任某師師長職務，被派赴瀋陽附近打虎山駐防。
他赴任前曾來看我們，對新職表示滿意，但對駐防「打虎山」有些疑慮，他說：「我屬虎，派駐打虎山好像不太妥當。」果然，上任不久死於國共內戰。唐保皇殉國後，我曾寫了一封長信給周光瑚，附了有關他為國壯烈犧牲的消息及剪報。他本可以用他在戰論、戰術、外交方面的專長，發揮他豐富的才幹、學識和經驗，為國家做更有意義的工作。但實在不懂為什麼，當政者會把一位沒有帶軍和作戰經驗的有為年青人，輕易地送入「虎口」？
像唐保皇這樣不可多得的人才，竟輕如鵝毛般的失去了生命，使人惋惜心痛不已。時耶命耶？光瑚沒有馬上回來，留在英國讀完醫科，獲醫學博士學位。返國後曾在馬來西亞、香港等地行醫，並以「韓素音」為筆名出版了以英文撰寫的小說，其中《瑰寶》一書轟動一時，後被好萊塢拍成電影。我們移居台灣後，和她還有書信往來，以後她成了大陸共黨政權的新知，我們就失去了連繫。
桂籍由前線返回重慶後，在軍事委員會顧問事務處任職，他住在離上清寺不遠的國府路，和他的同事劉在勤（也是哈爾濱籍）、丁志倫夫婦分租一棟民房。劉、丁兩人都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學生，已育有一子一女（劉宇、劉樵）。劉在勤和劉德成、孔祥集同時畢業，丁志倫讀工大預科，年紀不滿二十歲就出嫁了。劉、丁兩人熱誠好客，哈爾濱工大、法大在渝的同學經常到他們家聚會、打牙祭，我也在那時認識了他們。後來，為了躲避日機晝夜不斷的轟炸，國防部眷屬被疏散到唐家沱，有渡輪往返，劉府也遷居唐家沱，和張劍飛、馬熙誠兩家合住一棟兩層樓房。
張、馬是學俄文的，都在軍委會顧問處工作。劉在勤被調到成都空軍單位服務時，丁志倫已懷上第三個孩子，即將臨盆。劉在勤到任後兩三個月，有一天清晨，同住成都勵志社共一寢室的同事，睡夢中忽聞槍聲，驚起查看，發現劉仍臥床不起，原來被槍擊中要害，氣絕身亡。查不出死因，到底是他殺、自殺或槍支走火，一直成謎。朋友們深感惋惜，丁志倫更是痛不欲生，拒絕飲食，哭鬧不休，由我和工大謝之熙太太黃靜輪流陪伴。輪到我看顧她時已是下半夜了，志倫忽然向我要水喝，我很高興地倒了一大杯水給她。沒想到，她趁我不注意，竟扯下頸上戴的粗重金鏈子，吞進肚子，還喝下一瓶「來索」消毒水，把嘴巴、喉嚨、食道燒傷了，送到醫院急救。她精神更加恍惚不安，胡言亂語，哭笑無常。慶幸的是金鏈子第二天就排泄出來了，沒有傷及內臟。她的情緒也隨著遺腹子小鋼的出生而穩定下來。偉大的母愛使她毅然擔負起獨自養育三個幼小子女的重責。戰時的生活原本就艱苦，她的處境更加困難了。
這期間對我而言還有一件「大事」。丁志倫知道，能幹的藥劑師王玉彬是我的好朋友，再三要求我介紹她倆認識。她想請玉彬幫忙，拿撫恤金當本錢，托人在香港代購一批西藥，在重慶轉售，賺取二三倍之多的利潤。桂籍知道這樁事，堅決反對。最初玉彬也不肯，說這是「賣命錢」，她不能拿來冒險。經不起丁志倫苦苦懇求，玉彬的口氣鬆了，但說只能用撫恤金的半數。
就這樣，玉彬開好藥單，轉托虞春富的飛行員丈夫飛港代購。誰也沒有料到，就在這時，香港陷敵，日軍佔領了香港。虞春富的丈夫滯留香港，情況不明，消息全無，急壞了我和玉彬。我和玉彬商量，決定先不告訴丁志倫，兩人設法籌足款子，再還給她。第二天，玉彬匆匆跑來找我，讓我馬上到唐家沱把丁志倫手中存的撫恤金餘款全部拿來，她在重慶當地買進重要的進口藥品。不數日，重慶的藥品價格，因香港貨源斷絕而飛漲數倍。玉彬不但把丁志倫的本錢全部還清，還賺了不少錢，都送給了她。
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襲珍珠港，引燃太平洋戰爭，美國正式對日宣戰。1942年1月，中、美、英等二十六國在美國華盛頓發表反侵略共同宣言。同時，同盟國宣佈成立中國戰區，蔣委員長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國際形勢的轉變對抗日戰爭的戰略反攻產生了有利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