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張郁廉，《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第120-173、248-256頁，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
文／張郁廉撰寫，滕淑芬編輯
圖／取自《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
國民政府為集中黨、政、軍、民總體力量，與敵人周旋到底，指令各戰區在戰地劃分游擊區，派遣部隊滲透敵後，在綏察、河北、山西、江蘇、河南、安徽、湖北地區的敵人後方建立遊擊根據地。山西的太行山、中條山及呂梁山區的遊擊隊最為活躍，被敵人視為心腹大患。就在這種形勢下，我和數位蘇聯戰地記者到山西中條山戰區及陝北延安採訪。
這一趟路程，十分漫長而艱苦，要經過聳立在川陝邊界、綿亙一百多公里的劍門蜀道，要越過有七十餘大小山峰、遍佈絕壁懸崖的大巴山和秦嶺。沒有火車或飛機可坐，只能坐以煤炭為動力的汽車，走崎嶇彎急、險象百出的公路。我們先從重慶到成都，再經漢中、寶雞，由寶雞乘坐一段火車到了西安，一路心驚膽戰，總算平安。
我們一行經過黃陵時，到中國元祖黃帝陵前祭拜，以示敬仰。然後北上，到了名聞中外的延安。這是國共合作的新時期，周恩來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為該部第三廳廳長。在延安，有培養幹部的「馬列主義研究院」及「中央黨校」，還有「抗日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八路軍在重慶及西安兩地設立辦事處，在陪都重慶發行《新華日報》、《群眾雜誌》、《解放週刊》等。
在延安，第一個印象是高高低低的褐色山丘上，蜂窩般分佈著窯洞，窯洞有木製門和紙糊的窗戶。城裡樹木很少，灰塵很大。泥土路上年輕人來來往往，都穿著藍黑色或草綠色粗布列寧裝，腳上是稻草編的草鞋，看起來樸實、富有朝氣。
我們被安排到招待所住宿，那是一座面積不小的窯洞，有數間臥室和客廳，牆壁是石灰粉刷過的，牆上掛著列寧和毛澤東像，有電燈和軍用電話。抗日大學坐落在招待所山腳下的一大片空地上，校舍是新搭成的，主持工作的副校長是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的羅瑞卿，他接見了我們。每天早晨天初亮，聽到抗大學生在操場上洪亮的歌聲。
雖然我沒有機會採訪毛澤東，但他接見了我們。在一場露天演講會上，和他握過手，並坐在人群中聽他講話。也看到年輕活潑的江青，她梳著兩條短辮子，手拿照相機，跑來跑去給毛澤東拍照。
我本以為到了延安可以見到一些燕大的同學，聯絡員回說他們都上了前線，不在延安。有一天早晨，我從窯洞出來，看見不遠處一座山丘窯洞門前，站著一個女孩，她雖也穿著草綠色衣服，但草鞋面上釘著耀眼的紅色絨線球。她看到我，走過來打招呼，急切地問我：認不認識也是哈爾濱籍的劉政因？他近況如何？又說寄去的信都無回音。
我這才想起，為什麼似曾相識，原來她就是我在湖南長沙前線遇到的桂籍朋友劉政因日夜思念的女朋友龔德明，我見過她的照片。我告訴她，劉政因也寫了許多信給她，但都石沉大海沒有回音。她聽後，又激動又難過，匆匆道別，說找機會再來看我。但她沒有來。以後我知道，她在延安嫁給抗日大學副校長羅瑞卿，名字改了，叫「龔明因」（也許是因思念劉政因而取此）。
還有一天，一位中共要員來看我。他不但是桂籍的同鄉，還是桂籍中學和大學的同學，叫吳慶祥，我也認識他，看樣子，他在這裡蠻得意的。寒暄後，他請我轉告桂籍，他需要一隻手錶，還請為他的乾女兒買一副毛手套，讓桂籍設法帶給她。吳慶祥後來改名吳德，曾擔任北京市要職多年。我們在延安參觀了各級學校及其它設施，停留三四日後，乘車到陝西和山西邊界，要渡過黃河到山西中條山戰區。適遇黃河漲水，無法橫渡，只有等水落了再乘渡輪過河。過了黃河，騎馬數日，上山下山，又一次親身體驗最前線將士的艱苦。
中條山戰區是我在敵後建立的游擊基地之一，在這裡，流動性和危險性較大，須隨時注意敵情，準備出擊。部隊生活條件也較苦。但我游擊隊深得民眾的擁護，戰術機動靈活，隨時化整為零和化零為整，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日寇頻頻「掃蕩」，卻損兵折將，傷亡三萬餘人，並無所獲。我們離開中條山游擊區以後，循原路返回重慶。
鄧穎超和我們一起跑警報
重慶是大陸有名的「四大火爐」之一，7、8月溫度常在攝氏三十八度以上，炎熱難當。日機仍不分晝夜的空襲重慶及其近鄰地區。重慶沒有自來水，也無法鑿井，飲用水靠挑水夫一桶桶地從江裡挑上來，盛在水缸裡，先用明礬打一打，水才會清，但缸底總有一寸左右的沉澱物，舀水要小心，太猛了會盛出黃泥。大家用水都很節省，早上一盆水，先用來洗臉，留到晚上再拿它擦身子或洗內衣褲。但我和索妮亞住在塔斯社宿舍，用水好像沒有受到限制，也不覺得太熱。可能是因為石塊砌成的牆夠厚，室內有電扇，和一般政府機關及住家的情形不大相同的緣故。
這年頭，逃難到重慶的人太多，加上敵機狂轟濫炸，焚毀的房屋太多，到處可見簡易的竹屋和茅舍。一般公務員、學生和老百姓，衣著以樸素實用為原則，男人多穿「羅斯福布」（美國援助的綠色棉布）製的中山裝，女人穿陰丹士林布（深或淺藍色棉布）縫成的旗袍或衣裙。
而我所穿的衣服算得「講究」，上班多半穿滾緞邊的旗袍，配同色的毛衣或外套。我還有一件頗為「名貴」的「海福絨」大衣和玻璃絲襪，這些在戰時的重慶買不到，是王玉彬托她的好朋友虞春富代買的，虞的先生擔任飛行員，經常往返港、渝，可以買到這些。玉彬這樣做，理由是我在外國機關做事，穿著一定要體面些。她也從漢口到了重慶，在重慶衛生署藥品管理委員會工作。她有實幹能力、為人熱心，在多難的重慶多虧有這麼一位知友，多方面關心照顧我。
羅協邦也逃難來到重慶，她已和「飛將軍」易國瑞結婚，兩人都是湖南人，情投意合，成就「英雄美人」的姻緣。朋友們常開玩笑說，易國瑞是「開著飛機苦追，才追到協邦」，不過，也經過不少波折。易原有妻室及兩名子女。南京失守後近兩年，景荷蓀得到國防部正式通知，其夫謝承瑞團長在南京被圍一役中殉職。隨後，荷蓀毅然把女兒尊一留在瀘州，隻身赴成都，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由南京遷來）續讀化學，畢業後留校任助教。
李賦蕭也在遷校成都的中央大學續讀醫科。我收入較豐，每月都匯款資助她們。與謝承瑞同在教導團任團長的鈕先銘，在南京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避過劫難，逃至一廟宇中躲了八個月，然後化裝逃出，到後方去尋找他的妻兒。千辛萬苦找到時，妻子已改嫁他的賴姓好友！這是誰的錯？又能怪誰？戰爭造成天人永隔、妻離子散的人間大悲劇！他以後在香港和謝承瑞的妹妹謝承美結婚。此事後由張恨水寫成《大江東去》。
1940年，我的室友索妮亞與一位蘇聯武官過從密切，發現身體有異時已懷孕數月，只好辭去塔斯社的工作，潛返上海父母家待產。這時，我經由社長羅果夫的介紹，認識了哈爾濱同鄉朱新民先生。他不久前由蘇聯來重慶，他的俄文極好，小學、中學、大學都上俄國學校，中文會講，但認不了字。不久，他被政府羅致到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負責俄文方面的工作。
抗戰初期，蘇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軍事方面和我國緊密合作，在重慶的俄國人相當多。國際宣傳處的處長是曾虛白先生，而真正的負責人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先生。處內分設編輯、外事、對敵、攝影諸科。外事科內又分為英文與俄文兩組，英文組組長是沈劍虹，俄文組組長是朱新民。魏景蒙一直負責外國記者新聞稿的檢查，後來則由沈琦及徐鍾珮協助。
國際宣傳處雖然名義上歸中央宣傳部管轄，但實際人事權與經費劃撥都直接由軍事委員會負責，蔣介石委員長親自指揮。抗戰八年，宣傳部的部長換了十位，而國際宣傳處的主管一直是董顯光副部長，沒有換過。這可證明國際宣傳處在抗戰中的貢獻及受政府重視的程度。朱新民接掌國際宣傳處俄文組後，急需人手協助，再三向羅果夫社長請求借調我。而我在塔斯社已工作了將近三年，也願意換個新環境，何況室友索妮亞離開後，我頗有孤單寂寞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