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鈕先銘著《還俗記》，中外圖書出版社於民國60年出版。
文／鈕先銘撰寫，李莉珩編輯
圖／廖文瑋提供
前面我曾敍述過永清寺的柴房裡，坐着一位瞎子的老僧，他的法號叫做守印法師。他與二空在出家後是師徒，出家前則是父子。守印法師原是湘軍出身，在庚子年間，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爾後的北平）時，他正是守軍中的管帶（營長），與我守南京時的官職完全相同。在北京城破後，他也有過一段艱危的經歷，所以當我請求二空賣給我僧衣的時候，二空打量了我一下，還盤問了一些小問題以後，便去請示他的師父守印法師。
二空的請示，引起了守印師的回憶。據守印師爾後對我說：由於二十年間的盲目，雖然失去了視覺，却養成他極其靈敏的聽覺。經旬的槍砲聲和一夜間的退守，他縱然未能親見，但聞之甚詳。正當他悲憤着國家的垂危，又間溯着往事的悲傷時候，聽到了我在柴房門口和二空的一段對話，所以他沒有等二空詳述我的來意，他就馬上對二空說：「收容他，拿我的僧衣，給他換個徹底。」
守印老和尚對我的要求，承諾如此之快，決心如此之堅，完全是基於他對庚子年的回憶，所以他當時並沒商之於另一位老僧：他的師兄守志法師，當然他更不會徵詢柴房其他兩位居士的意見。假若他當時稍微猶疑一點，再問問大家，那麼他們決不會收容我這樣一個當兵的人。假若他們眞是普渡眾生的話，也不一定輪得到我，因爲在我之前已有過許多的士兵曾經提出過各種要求。
守印師和二空是來自城内的雞鳴寺。在雞鳴寺與北極閣之間，戰時構築了一座通信系統用的防空掩蔽部；事關軍事機密，一經開戰，早就封閉了雞鳴寺，以杜絕遊人的來往。所以二空師徒二人，遠在兩三個月之前，便寄錫在南京市上元門的永清寺裏。以身份來說，他們是來掛單的和尙，永清寺一切的主持，是屬於守志法師的權限。
鰥居的老農是守志師的鄰居，另一位老先生是永清寺的施主，那兩位優婆塞（梵語，男信徒）的寄居，都是先獲准於守志住持。根據廟宇的清規來講，守印師與二空和尙根本沒有收容我的權利；好在守印與守志兩位大師，在家是同鄉，出家是佛門師兄弟，所以守印師的果決，並沒有遭受到守志大師的激烈反對。可是他從心裡是不太贊成的。
出家前曾從軍的瞎子和尚幫大忙
可是普渡眾生是佛門的信念，所以守志師還是抱着對我同情的心境。萬想不到後兩天，我便皈依爲他的弟子，而且爾後我脫離虎穴，也是他護送我去到滬濱。
二空對我非常親切。當我爲了顧慮空襲，在江邊的竹林裏睡了一覺回到柴房以後，他雖然有點埋怨我不該離開廟子，但是他接着問我：「你餓不餓？這裏還有冷飯。」
自從昨晚六時以後，約二十個鐘頭之間，可以說是滴水未入；要是也算是喝過水的話，那麼就是昨夜掉在江裏，曾經喝過幾口江水。可是我並不感覺得飢渴，在竹林中一覺之後，體力也許恢復了一點，但精神仍然是不能鎮定。二空既然問到我，於是我就反問他：「你們吃過了中飯麼？」
「那裏！你看怎樣的法？」他說着，同時用手指指柴房外的散兵，接著又說：「我們的飯是昨晚煮的，當時還不知道會打敗仗，所以根本沒有準備。」「我也不餓。」我倒不是客氣，眞是一點食慾都沒有。
在三點到五點這兩個鐘頭之中，柴房外面也許還是有許多士兵嚷嚷着，可是柴房内的我們六個人，幾乎是窒息到鴉雀無聲。大家沒有交換過一句語言，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心理，等待敵軍來臨，如何來渡這一關？
柴房外的士兵們也漸漸降入低潮，渡江既不可能，午飯也已經吃過，率性倒在地下睡覺。
我端了一把小木櫈子坐在柴房的門口，可以觀察着；當然是外弛内張，一直是豎着耳朶在聽動靜。
天氣突然開朗，太陽光線從雲縫中射將出來。「敵人來了，是從上元門方向來的。」瞎子和尚守印師突然叫着，眼瞎卻耳聰；等我們都聽到皮鞋的聲音，至少是在守印師發覺的十秒鐘以後。
鬼子兵來廟裡亂槍掃射
果然一隊的皮鞋聲逐漸接近，但並沒有跑步的模樣。接着就是一陣亂槍聲，子彈掠空的吼哮着，我馬上撲向稻草堆裏，和那五位僧俗一同趴在地下。
等到皮鞋聲到了廟前的廣場時，槍聲忽然中斷，繼之而起的是洋人腔的中國語：「來來！」這聲音斷斷續續的叫着。
「碰」的一聲，很重的皮鞋踢在柴房的門板上，其實柴房的門根本沒有關；一個戴著鋼盔的鬼子兵，用已上了刺刀的槍在房門口向上劃了幾劃，也叫着：「來來！」同時還用日語吼着「來」。
我馬上對我們這個小集團的人說：「我們都得出去。」我沒有時間向他們說明理由，這柴房裏太黑，又值夕陽西下，鬼子兵從亮裏向黑地看，當然看不清楚，可能一發狠，拋一個手榴彈，或者是一排亂槍，那就糟了；所以我要大家都出去。
我站起來，順手先將木板窗撑開，使鬼子兵對柴房裏能一目瞭然，然後我扶着瞎子和尙陸續的走出柴房。
來的僅不過十來個鬼子兵，這不過是一般人馬，雖然武裝齊全，但沒有戴階級，僅在胸襟前綴了一塊紫紅的絨布，以代替部隊的符號。從服裝上來看，十人之內沒有一個是軍官，僅有一年齡稍大的班長。他指揮的叫着：「敎他們排列成隊。」
這是用日語指揮着他的兵，我當然聽得懂，我馬上對我們的人說：「我們站到這邊來。」
因爲廟子的內外，至少還有數十名我們的老總，鬼子兵正指揮着他們在排隊，聽不懂話，在用槍托推動着。我指使我們的小集團站在另一邊，我是想表示我們這幾個人不是散兵。
散兵集合好了，鬼子在每一個人身上摸摸，大概是搜索有沒有帶着武器。當然這些士兵早已將槍丢了去。
檢查倒也並不十分的太嚴格，馬馬虎虎摸了一摸，就將隊伍整理好。鬼子的班長馬上轉過來看我們，我扶着的是瞎子守印師，鬼子望望他，又回頭看看廟裏倒在地下的菩薩，他用日語叫了一聲：「這都是和尙呀！」
聽到了這一句日本話，我的心才定了下來，因爲鬼子們已經明瞭了我們這一羣的身份，在沒有處理那一大堆散兵之前，至少不會對我們這幾個人先來一頓亂殺。
前後雖不過十幾分鐘，可是緊張的情緒，使得每個人都近乎昏厥。我也並不例外，但我必需故作鎮靜，我還得照顧着我們這個小集團，大家也不期而然的聽從我。我意識到只要有一步之差就會出亂子，我必須把握時機來渡過這第一道難關。
守印師是我扶出柴房的，我當時並沒有特別的用意，却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鬼子班長第一個就檢查瞎子和尙，連他的眼皮都被摸了一摸。七十老翁，貨眞價實的瞎子，鬼子班長的警覺性已經走了下坡，對我這扶着瞎子的小和尚，連看也沒看，摸也沒有摸。第三位是守志師，也是七十老人；第四位是二空，矮小文弱得不堪一擊；第五是那位老農，當然也不在話下；第六是施先生，那兩撤仁丹鬍子就先惹起了注意，可雖是高頭大馬，但已有古稀的年齡，一套袍子馬褂，繫褲腿而為白襪粉底鞋，橫看豎看也看不出是軍人來，所以倒也輕易的過了關。
穿大衣的中國警察被揪出，遭日本兵槍殺
我們本來只有六個人，三僧兩俗、加上我一個假和尚。可是不知在什麼時候，突然末尾增加了兩名，一個胖胖的穿着黑大衣，一位瘦瘦的穿着長袍子。他們大概看見了有非士兵的行列，所以也就站到我們這一邊來。
鬼子班長先拉開那胖胖的黑大衣，裏面是一套警察服裝，這與日本的警服是大同小異的，鬼子馬上叫：「是一個警察！」
照理那一隊散兵都還沒受到虐殺，一個警察也沒有什麼大了不起，至少總不是直接參戰的士兵；可是那位警察實在太沉不住氣，太慌張了，便大叫起來：「我不是的！我不是的！」
言語隔閡，心理變態，敵我之分，勝敗之別；鬼子班長舉起了三八式的步槍，倒過頭來用槍托甩向那警察的腦門子，當然馬上就頭破血流。被打擊的人後退了兩步，鬼子反過來，一扳機，「碰」的一槍，那位警察便應聲倒地，再沒有一點動靜。這是我在淪敵後親眼看見的第一個被虐殺的人，俘虜的下場，誰敎我們打敗仗！
最後輪到那穿袍子的細高中年人，照我看來是當地的老百姓。只因爲穿了一雙黑膠鞋，那與當年國軍的軍用鞋相類似，便被推到那散兵的行列裏去。其後果如何，我雖不知道，但可想而知已被列爲戰俘。
鬼子班長檢查人員完畢以後，便拉着二空走進柴房，由於事前我已將木板窗撑起，鬼子對於內部的情形，自可以一目瞭然。二空被拉進去的時候，自然是嚇得面無人色，我們也擔心着吉凶未卜。還好不到一兩分鐘，鬼子就又走了出來，對一個日本兵說：「裏面有木柴，我們抬一點去燒飯。」
日本兵馬上指使了幾個俘虜兵，抬出了一大堆，可是沒有繩索，也沒有扁担，無法拿木柴歸攏在一起。他們將遺散在地上的中國軍服，用刺刀撕割成布條，然後又找了幾根較長的木柴來做槓子，這才勉强的結成了五堆。鬼子支使着八個中國兵抬了四堆。還剩了一堆，鬼子班長就指着我說：「你們兩個和尚來抬。」怕我不懂，又用手比劃着。
我當然是懂的，鬼子指定要兩個和尚抬，那只有我和二空了，守志師實在太老，守印師又是一個瞎子。我當然賴不脫，可是我沒有要二空做；因爲二空儘管是瘦弱，到底還是太年輕，這不足以做我的掩護，所以我挑選了那位老農，他是年老而又有力的。一老一少，比較對我的形勢有利。
有的是士兵，爲什麼一定要我們中的和尚來抬一担柴呢？我當然百思不解。然而我又怎有資格詢問呢？我雖然未被列入兵士俘虜，但仍是淪陷區裏的被征服了的人。
立志不做漢奸、不說日語偷生
我立志不說日語，是我在脫去軍服，換上僧衣時所決定的。我自己意識得很清楚，只要我不死於亂槍之下，日語是我最好的護身符。那很簡單，一個會說敵軍語言的俘虜，爲敵軍所重視，何况我還是敵方軍事學校出身。
會說日本話的俘虜，輕則可以做通譯，中則可以搾取情報，更重的則可以利用爲傀儡或漢奸。前兩者我都不怕，通譯無傷大雅，既已陷敵，能有溝通言語的人，也許還可以免除許多淪陷區中不期而遇的麻煩。情報，我當時的職級很低，知之不多，逼也逼不出來；最怕的倒是怕要我當漢奸。
從清末以來，一直到了九一八事變前後，進過日本士官的中國學生，總數雖不到一千名，却集結了中國內戰人物之大成。其中固不乏革命元勳，但却也有許多搗蛋份子，所以在內戰中，常常有同學打同學。日本軍方早看穿了這一點，所以對於踩進了士官學校門的中國學生，就無所不用其極的來拉攏；無非是小則以增加中國的混亂，大則極力培養漢奸。
以我自己身經其事來說吧！在士官畢業的成績，名列在三分之二以下，頭尾三年的在學期間，就告過將近一年的病假，這當然不能算是一個優等生。若以才華而論，我那裏值得日本軍人所重視？反不如說是落得他們所看不起。可是當時在陸軍省（卽陸軍部）和參謀本部的少壯軍人，有許多人都和我做過密切的朋友。例如說爾後侵華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在隴海鐵路打擊我們最烈的原田熊吉，以及抗戰末期的華北軍司令官根本博，當時都是日軍少壯派的中堅份子。
以年齡上來比較，我當時才十八、九歲，比上述那些日本軍人都小上一倍。以階級來說吧！我是一名士官候補生，戴的是日本中士的階級，比他們中大佐（校官）小了個十級八級。那些日本軍官爲什麼要那樣的敷衍和拉攏我呢？當然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像上述的日本軍人的做法，倒不光是對我，每一個中國的士官畢業生，或許都有這種經驗。可是他們對調皮搗蛋的學生却特別的欣賞，規規矩矩用功讀書的人，反而不太重視，例如說，曾經當過台灣省政府委員的朱文伯學長，就是高我一期的軍刀生（畢業名列第二，獲軍刀獎）。可是我相信他沒有我認識的日本爛仔來得多，因爲日本軍方當時認定了我是一塊做漢奸的好材料。
然而我却要使日本軍人看走了眼，我在南京淪陷後一共做過八個月的假和尚，幾乎每天都得和日本官兵周旋，可是他們將刀架在我脖子上過，我也沒有說過一句日本話，其原因就是不甘心當漢奸。我很知道，我只要向一個日本的官兵，用一句日本話說：「我是你們士官的畢業生，我和你們的土肥原賢二都是朋友。」我相信聽見我說這句話的日本軍人，一定是驚駭得來屁滾尿流的將我恭送到他們的高級司令部去。
我不用押解而用恭送兩個字，並不是我吹牛，因爲日本在戰時從十七個常備師一下擴充到近百個師團，一般下級軍官，都是幹部候補生（等於我們預備軍官），對士官出身的人，看得比老子還要尊重，何况我還是侵華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的朋友！
其後果是如何呢？一定是在利誘威脅下去做漢奸，除非我不要性命。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不暴露身份，所以我在淪陷區的八個月之中，我始終沒有說過一句日本話。
脫險歸隊後，許多愛護我的親友都譽我爲忠貞之士，我覺得那並不是給我最高的榮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是做人的起碼條件，並不是一個最高的標準。戰爭是一種綜合藝術，要有極高的智慧，才能進入到那個領域。這八個月中我能够和日本軍人耍，耍得他們始終沒有認出我來，這才是我最得意的事。
1964年9月31日，當年赴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少將，曾發刊了一本回憶錄。其中對我在南京爲僧的事蹟也寫了一大段，不過還是偏重在我婚變的故事，至於我如何才避免了日軍的耳目，僅僅的只附帶了一筆：「占領之後的混亂告一段落，日本軍的官兵常遊雞鳴寺，與鈕氏相邂逅，但終未感覺異狀而避免發現。」（原書268頁）
日本軍知道我在南京的那一段事，並不是在戰爭結束後才揭曉的。在民國31、2年間，紐約時報曾經爲我來了一大段專欄特寫；這個記載馬上被日軍編入了人事資料。所以今井在他的回憶錄裏又寫着：「我們對於鈕少將的極其傳奇性之經歷，已於英文報紙上讀到。戰爭之殘酷，其對於人生影響之鉅，自不得不使我們加以反省。」
從上述一節看來，日軍對於我在南京的那一段，是曾經加以重視的。假如我一念之差，爲了說一句日本話而暴露了我的身份，其後果眞是不堪設想，恐怕我早已無顏來寫這一點回憶以告慰讀者諸公了！
可惜凡是一談到我這段故事的人，馬上都連想到所發生的婚變，對於我爲什麽沒有被日軍發現的眞相，很少有人提及，於是我眞正的中心思想，也被愛我者所忽略。只有兩位長者深切的了解我，那便是楊宣誠和鄭介民兩位先生。民國31、2年間，我担任對日情報科長，涉嫌於機密文件的洩漏，幾乎將我扣押起來，廳長楊樸公也受到上級的指責，但是樸公却爲我辯護說：「鈕先銘若肯當漢奸的話，現在應當是汪精衛偽府的第二廳廳長，絕不會還來當我楊宣城的情報科長。」
這句話的份量是相當重的，我之所以爾後受知於何敬公上將，而得備員於中國陸軍總部，也是爲了這一句話。那件事不久當然是終告雨過天青，眞金不怕火，無疑是與我無關。（十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