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杜南發著，〈 序言：白雲飛渡情悠悠──讀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手稿記〉，出自張郁廉著，《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第5-22頁，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
文／杜南發撰寫，滕淑芬編輯
圖／取自《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
張郁廉自述文稿，寫作時只想為家人留個紀念，並未想過出版，只憑記憶書寫，不免會有疏漏。
幸虧她留下許多舊照片和一些信件，可以補充一些有意思的故事，例如我就在其中發現了一張她和著名作家蕭紅合影的照片！雖然張郁廉和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三十九人一起被《大公報》列為「東北作家群」（1940年9月《大公報．九一八紀念特刊》），但在她的這部文稿中，並未見到有關蕭紅的記述。
據孫宇立憶稱，當年台北有一雜誌社訪問張郁廉時，張郁廉談到蕭紅，可惜已忘了期刊名稱和文章內容，但此事可證明她們兩人應該相識。張郁廉還提起過家裡有一張和蕭紅的照片，可惜好像是被雜誌社借走，下落不明，據我查考，張蕭二人早期生活行跡，除了在1928～1930年為高低班同學，同時在哈爾濱第一女子中學就讀外，並無其它交集。
但是1938年12月22日，蕭紅曾在塔斯社重慶分社，接受蘇聯記者（社長）羅果夫的採訪，當時張郁廉就在塔斯社負責翻譯採訪，兩人再次見面及拍照，最有可能就是在這時候，但沒有照片佐證，只能揣測空想。
一天下午，孫宇立和我一起查閱舊照片，突然發現一張略有折痕的老照片，正是張郁廉和蕭紅的合照！照片是在一幢石塊砌成的兩層洋式樓房前拍的，樓房就是位於重慶棗子嵐埡的塔斯社辦事處。證明我原先推斷是正確的，兩人果然是在蕭紅接受訪問這一天見面合照。這張照片，還有一個特別意義。據蕭紅生平記錄，她是在這（1938年）9月中旬，懷著七八個月身孕，從武漢來到重慶，不久就到郊外江津的白沙鎮，投靠東北作家友人白朗羅烽夫婦待產。11月下旬在江津產子夭折後，12月初就離開江津返回重慶，和日本友人同住在米花街小胡同池田寓所。
12月22日蕭紅到塔斯社接受訪問，並拍下這張合照。這一天，正是她滿月剛過的時候，所以照片中她的神色，顯得浮腫憔悴，還要張郁廉一旁略微扶住。
1938年12月22日，蕭紅與張郁廉攝於重慶棗子嵐埡塔斯社樓下這張照片，最早出現於葛浩文著《蕭紅評傳》（台灣：時報出版社，1980年6月），但書中只是簡單說明「蕭紅與其哈爾濱女中同學（1939年攝於重慶）」。後來中國的北方文藝出版社《蕭紅評傳》（1985年版）沿用這張照片，說明改為「蕭紅與中學同學」。日本學者平石淑子《蕭紅作品集研究資料科目錄》（日本：汲古書院，2003年）也收錄這張照片，但說明均語焉不詳。
後來哈爾濱蕭紅研究會副會長章海甯訪問蕭紅故居紀念館得知，這位女子叫張玉蓮，身份及拍攝背景皆不清楚。2009年以後出版的幾本蕭紅傳記選用這張照片，才開始註明此女子叫張玉蓮，並延伸出照片攝於1940年蕭紅赴港前的說法。
據孫宇立憶稱，他1979年8月離台前，母親曾告訴他不久前有位出版社女士向她借與蕭紅合影的照片，說明1980年6月最早出現在葛浩文書中的照片，原來就是她所提供，原件只有一張，就是我所找出來的這張照片。
80年代初台北的出版社已開始注重圖片，經常會主動為書籍補充圖片以增加可讀性，這張照片就是出版社編輯向張郁廉借用，文字說明亦應為編輯人員撰寫，並非遠在美國的葛浩文所提供。
台灣的時報出版社負責人是我好友高信疆夫人柯元馨，我1981年初到台北時報出版社時，她就曾送我這本剛出版不久的新書，只是當時也沒留意。在張老太太珍藏的許多舊照片裡，我重新發現這件保存逾半個世紀的原件，其「出土」意義，除了證明張玉蓮就是張郁廉，釐清她的身份及與蕭紅上下班級的同學關係，更重要的是明確了拍攝背景，糾正年代錯誤，把照片拍攝日期從所謂1940年蕭紅去香港前，提前到1938年12月她在重慶生產後。
確定這張蕭紅生產剛滿月後唯一拍攝的照片，可說是蕭紅研究一項最新發現，是一次難得的驚喜。
綏遠包頭舊風情
張郁廉還有一批30年代在綏遠、包頭等地所拍的舊照片，照片背後張郁廉親筆寫有包頭街市、西公旗旗政府、包頭縣政府、石王府、五當召、梅力更召、包頭轉龍藏、綏遠昭君墓等地名。
綏遠是一個已經消失的省份，在今內蒙古中部，1954年併入內蒙古自治區。當年一般人要去這裡，無論旅行或採訪，都很不容易。但如此獨特的行程，自述文稿內卻未見有詳細記錄，究竟她何時前往綏遠採訪，成了謎團。經分析，張郁廉在1937年年底才到武漢塔斯通訊社開始新聞工作，而綏遠、包頭等地在當年10月即被日軍佔領，已不可能前往採訪，因此這些照片拍攝的時間，最有可能是她在燕京大學讀書的時候。
再重複細閱文稿，果然發現文內提到她參加燕大課外社團的活動及由學生會主辦的旅遊活動時，有一句「我也曾到張家口登長城，到內蒙古西公旗夜宿蒙古包，參觀古跡名勝。」這一句話，證明了她果然是在此時前往內蒙古西公旗等地，但文中並未寫明時間，也未能解釋當時她經濟條件並不好，如何能到如此偏遠地區旅遊。
後來查閱資料，發現在1936年春，綏遠省政府曾邀北平數所大學組成綏蒙考察團，為期兩周。學生們分成三組，分別到包頭、百靈廟、西公旗、四子王旗等地考察。張郁廉顯然參加了此行，和同學前往西公旗、南海子鄉、石王府、五當召等地。這次行程，背景並不簡單，就在考察團出發前一個月，北平爆發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各大學的學生上街發動反日遊行。考察團內的成員，有許多都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如朱祥麟、周應霖等，張郁廉也是其中之一。
朱祥麟就是後來《大公報》著名戰地記者朱啟平，曾採訪沖繩島、硫磺島等太平洋戰役，並且參加「密蘇里」號戰艦上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張郁廉文稿裡就有提到和他因「一二．九運動」認識、交往。
有關朱祥麟和周應霖的文章，都說他們當年到綏蒙「考察」，是為了宣傳抗日。1936年春的綏遠政局顯然也有此需要，當時代表中央政府的省主席傅作義，和屬親日派的「蒙疆自治政府」關係很緊張，讓被「一二．九運動」激發愛國熱情的北平大學生去宣傳抗日，自然有利於當局壓制親日派。或因如此，綏遠省政府才會邀請他們前往「考察文化並聯絡蒙胞感情」。
此行半年後的秋天，綏遠就爆發了著名的百靈廟戰役。張郁廉文稿稱，當時燕大有一位學長趙錫霖，曾專門買一台相機，「儘量也參加我去旅遊的地方⋯⋯為我拍照、送照片，多方接近我」，所以這批照片應該都是他所拍攝。趙錫霖後來留學德國，成為中國著名冶金專家。孫宇立說90年代還曾陪同母親到北京和他見面。
照片集裡，特別有意思的是有一張寫明「西公旗札薩克」的照片。紮薩克就是旗主，西公旗全名為「烏蘭察布盟烏拉特西公旗」（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照片中這位旗主即人稱「石王」的蒙古王公，名為石拉布多爾濟，他支持國民政府，和另一位親日派王公「德王」對峙。
1936年9月「石王」病亡，這張半年前春天拍的照片，可能是他最後一張歷史性照片。「石王」的妻子（福晉），就是著名的蒙古抗日女王奇俊峰（蒙古名色福勒瑪）。日軍佔領包頭後，她率部在綏西堅持抗日戰鬥，1940年到重慶見蔣介石，獲授中將。照片中就有張郁廉和同學在石王府及與蒙古貴婦的合照，不知其中是否有當時還未成名的奇俊峰在內。另幾張張郁廉寫明「前往包頭新村路上」及「南海子鄉在黃河邊上」的照片，也有意思。
30年代初期，中國曾有過一次鄉村建設運動，著名學者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等都積極推行新村建設實驗區。西北將軍段繩武就於1935年前後將大批河北災民安置於綏遠的「新村」，其中半數安置於包頭東南郊南海子鄉，以墾發邊荒、救濟貧民、建設新村。
張郁廉等北平各大學學生1936年春到包頭，正是新村建設半年後，所以在當地會專門到南海子鄉參觀這些新開拓的「特區」。其中一張西公旗旗政府照片背後，還特別寫明「我們住這裡」。當年綏遠地區的匪患聞名全國，據記錄1931年綏遠著名匪首就有265人，大學生們住在旗政府裡，應是為了安全考量。1936年春北平各大學生組織的綏蒙考察團，記錄資料很少，張郁廉保留的照片，可說是為這次歷史之行，留下一份寶貴的記錄。
這部自述文稿和照片，記錄了一個在那個思想封建保守的時代，一位民間女子的奮鬥和人生經歷。文字裡有逾半世紀的戰火和動盪，有許多當年大江南北真實的生活民情，有血有淚，有情有愛，雖是筆墨輕淡，敘述樸實，那份情真，卻很感人。情至不矯，雨潤無聲。最樸實的感情，猶如無聲的雨，悄然染濕天地，淡然如是，真實如是，深刻如是。
有緣有幸，拜讀這份文稿，我立刻建議孫宇立應用心整理出版，讓我的這位報業前輩──首位戰地女記者，能夠讓世人知道她的一生，也為二十世紀中國大變動的時代，留下一份真實的個人印記。手稿中有一段話，應該最能說明張郁廉執筆為文的心情和心意：「多年來，我所看到的、聽到的、親身經歷的都是妻離子散或生離死別的人間大悲劇，而這些都是日本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所造成！這血海仇恨永烙我心，中華兒女又豈敢稍忘？！」簡單幾句話，凝聚著無數血淚的烙印！淡然筆墨，血淚心情。文稿寫來，沒有浮濫的悲情，字裡行間，卻都是刻骨銘心的記憶，永難忘懷的傷痛和義憤。
我建議以《白雲飛渡》為書名，因為張郁廉早年身為白俄養女，亂世南北飛渡，晚年濡墨白雲堂，一生前後皆是「白因緣」（佛教稱「白因緣」為「善緣」）的寫照，更是借此表達對這位大時代兒女巾幗意氣的一份敬意。
江山萬里，一片白雲，悠然飛渡；家國在心，天地浩氣，凜然長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