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傳奇》，頁5-22、120-173、248-256
作者：張郁廉
出版社：允晨文化實業公司
出版日期：2016年11月
編按
2023年的今天，美中科技戰、兩岸關係低迷導致地緣政治緊張，兵凶戰危的台灣成為地表最危險的地區。對於曾經歷砲火空襲，國土家鄉宛如一片焦土、生活流離失所的人來說，戰爭是一生難以抹滅的傷痛記憶。
哪裡危險哪裡去、親臨新聞現場的記者性格，讓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1914~2010）在中日開戰的1938年，跑遍徐州、台兒莊、魯南、湘鄂、武漢等幾個戰場採訪。她在台兒莊大捷後看到「城中仍瀰漫著火藥味，建築物一半以上被毀，有的房舍還在燃燒，冒著煙，斷垣殘壁間散佈著血肉模糊的屍體。國軍忙著挖坑掩埋死者，坑淺土少，土堆中還有殘肢露出，被野狗拖食。眼前處處景象，殘酷無比，想到血戰的慘烈，實在難以描述！」
當時24歲的她，有此奇險際遇與其出身有關。在東北哈爾濱出生長大的張郁廉，因母親早逝，父親忙於工作生計，2歲至19歲時一直由住在同一條街上的一對俄國夫婦收養照顧，她與養母感情甚篤，俄文幾乎就是她的母語。張郁廉燕京大學尚未畢業，就因為戰爭爆發逃難至後方重慶，因緣際會加入蘇聯塔斯社工作，由塔斯社駐華記者助理開始作起，成為中國第一位戰地女記者，期間還曾陪同蘇聯攝影記者卡爾曼一同至延安採訪毛澤東。
1949年5月張郁廉與夫婿孫桂籍自大陸撤退來台，勤儉度日，但早年種種驚險過往一直烙印在她心中。「我親身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目睹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自己成熟了許多。戰爭使我變得堅強、自信和現實，對是非、善惡、恩仇更形分明、固執，往日的樂觀和天真已被磨掉。」
晚年，她花了數年時間手寫自傳，原本只想留予兒女晚輩紀念；想不到移居新加坡的建築師兒子孫宇立將母親手稿拿給新加坡報業前輩杜南發過目，杜南發為其「淡然筆墨，血淚心情」所感動，建議並居中引介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後台北允晨出版社也發行繁體版，兩岸華人才有機會拜讀這位現代奇女子的人生故事。
張郁廉早年為白俄養女，在亂世南北飛渡，跑遍大江南北，杜南發因而建議以《白雲飛渡》為書名，借用佛教稱「白因緣」為「善緣」的寓意，也表達對這位巾幗兒女的敬意。
本平台取得孫宇立先生的圖文授權，刊載書中精華，包括杜南發綜觀張郁廉傳奇一生的讀後序言（頁5～22），張郁廉在大陸擔任8年記者的所見所聞（頁120～173），1939年《中央日報》刊登張郁廉所撰的「在前線」報導，以及不在書中卻極為珍貴的史料，也就是由張郁廉翻譯自卡爾曼擔任蘇聯《消息報》特派記者所寫的〈揭破敵寇施放毒氣的陰謀〉一文（頁248～256），證明日軍在中國慘絕人寰的暴行。
這本深具歷史意義的自傳，不只是動盪時代一位傑出俠女的真實故事，更因其在國家有難之際，挺身而出捍衛外侮的事蹟，實為後代子孫的典範。（滕淑芬）
文／杜南發撰寫，滕淑芬編輯
圖／取自《白雲飛渡：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傳奇》
上世紀九〇年代的一天，雕塑家孫宇立來電，約我到他的蘇菲亞山工作室。蘇菲亞山是座鬧市裡的小丘，學者鄭子瑜住的建安大廈在上山前的路口，斜坡路盡頭是二戰前美術家林學大創辦的南洋美專，孫宇立的工作室就在中間路段。
孫宇立是專業建築師，原任職於華盛頓世界銀行總部都市重建處，回新加坡創業，為了興趣，毅然決定放棄建築專業，一心從事雕塑。八〇年代藝評家劉奇俊介紹我們認識，那時他正苦思創作路向，想解決西方拓撲學與中國易學之間的問題，多次與我深夜長談，交流意見，成為好友。
他曾告訴我，他母親是我同行前輩，為中國早期第一位戰地女記者；那天約我見面，是因為老人家剛到新加坡，希望能和我見面。一進門，便見一位穿著淳樸、相貌慈祥的老太太，氣質優雅，端莊有度，當然就是孫媽媽張郁廉女士了。這年她已八十多歲，依然走得快而腰板挺直，握手有力，言談爽朗，充滿自信。喝茶聊天，她對新加坡的新聞工作情況很感興趣，也談了自己早年抗戰見聞，尤其是戰場的殘酷，談她在台兒莊大戰結束第二天就到現場所見的情景，以及她半夜穿越日軍封鎖線的驚險經過。熱帶午後，在南方國度，安靜的室內，聽著報業前輩淡淡述說半世紀前自己驚心動魄的戰場故事，感受良深。
初次見面，輕鬆閒話，已覺得內容豐富，便相約擇日再作專門訪談。但報社事務繁忙，一再耽擱，想起再聯繫時，老人家已飛回台灣了。有機無緣，只能錯過；驀然回首，暮雲已遠。也就只能放在心中，成為一段不完整的記憶。
二十多年後讀到手稿
二十多年後，孫宇立已是新加坡重要雕塑名家，一天他告訴我他母親2010年過世後留有一部手稿，原是準備寫給兒孫們閱讀的自傳，他覺得有些內容我可能會感興趣。連夜拜讀，一口氣讀完，感覺親身經歷了一個大時代的激盪，心情起伏，一時難息。
文稿不僅記述張郁廉作為戰地女記者，親身經歷幾場中國抗戰時期的重要戰役，如台兒莊之役、徐州突圍、武漢撤退、長沙大火、中條山游擊戰、重慶大轟炸等情景；還詳細追述上世紀初她從小被寄養於東北哈爾濱白俄家庭、考入燕京大學、參加1935年北平學聯發動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如何因為俄語嫺熟而先後在塔斯社、中央社從事新聞工作的經歷。
更有意思的是她還曾陪同蘇聯戰地記者前往延安，和毛澤東握過手，聽過他演講及目睹江青在現場拍照的情景。
文稿也記述了張郁廉1944年和青梅竹馬的北平大學經濟系高材生孫桂籍結婚，1946年隨丈夫到東北，當時孫桂籍是國民政府負責接收哈爾濱市的社會局長，後來又先後擔任東北物資調節委員會常務委員、哈爾濱代理市長、旅順市長和長春市長，張郁廉則擔任中央社瀋陽和長春分社的採訪組組長；1948年全家如何在遼沈戰役[1]時被林彪大軍包圍在長春城、輾轉到台灣等情節；還記述了她和作家韓素音夫婦、燕大校長梅貽寶夫婦、對台灣經濟貢獻巨大的孫運璿等許多時代人物的交情，以及她後來如何成為書畫名家黃君璧「白雲堂」最早期弟子的故事。
整部文稿是一份自傳，是一位知識女性在那個新舊交替社會的真實人生，更是那個風雲激盪大時代的一個剖面。
淡淡的筆觸，娓娓敘述著一個大時代的苦難和悲辛，戰爭生活的殘酷，一個個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讀來令人感慨良多。
中央社社長蕭同茲稱譽「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
閱讀這份文稿，我最感興趣的是關於「中國第一位戰地女記者」的問題。「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採訪戰地新聞的女記者」，這是當年中央社社長蕭同茲對張郁廉的稱譽和肯定。
蕭同茲是開創中國現代新聞通訊事業的官方新聞機構領導人，被形容為二十世紀中國百年新聞史上無法繞開的一位人物，備受尊敬，他的肯定，自成公論。
抗戰前期的徐州會戰，是中國新聞史上首次有中國女記者出現在戰場，張郁廉便因當年親赴採訪而獲得這項殊榮。
徐州會戰指1938年1月至6月間，中日兩國軍隊以徐州為中心展開的一系列激戰，是中國抗日戰爭中一次重要會戰，雙方共出動八十萬大軍，連戰數月，傷亡逾十二萬人，最後雖以中方撤守徐州結束，但其間爆發著名的台兒莊大戰，日軍在一次戰役中傷亡逾萬人，是中國抗戰第一場大勝利，對鼓舞中國軍民抗戰士氣影響很大。據張郁廉記述，她是1938年3月，受塔斯社社長羅果夫委派，與蘇聯塔斯社總社派來的軍事記者前往徐州戰區採訪，她所住的花園飯店，就遭日本軍機多次直接轟炸。
她也記述在戰火中搭軍車前往徐州城外五六十公里處的台兒莊前線，到國軍作戰旅長指揮部採訪。當時周圍仍然槍聲不斷，炮聲轟隆，旅長覃異之少將對她說：「你是到最前線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記者」，還送她一把德制勃朗寧小手槍自衛。
據查考，這位覃異之旅長，當時率領的是國軍第五十二軍二十五師第七十三旅，為台兒莊會戰主力攻擊部隊。抗戰後，在東北遼沈戰役的長春圍城之戰時，覃異之還曾和已是長春市長夫人的張郁廉相遇，當時他已升任第五十二軍軍長，1949年他在香港通電反蔣，回北京擔任水電部參事室主任、國防委員會委員等職。
但我發現當年在徐州戰場上，除了張郁廉，還有另一位戰地女記者，而且和新加坡有關！她就是《星洲日報》特派記者黃薇。黃薇是福建龍岩人，廈門集美學校和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因兄長移民新加坡，曾到新加坡探親，後考入日本明治大學。抗戰開始，她和許多留日學生一起回國，組團到新加坡和南洋各地宣傳抗戰，1938年3月以《星洲日報》特派記者身份回中國，有「華僑記者」之稱。
當時《星洲日報》總編輯為關楚璞，兼任主筆，經常撰文支持抗戰，立場鮮明，或許因此決定特聘黃薇為特派記者，回國採訪當時讀者最關心的抗戰新聞。
回國一個月後，1938年4月，黃薇便以新加坡《星洲日報》特派記者身份，參加武漢新聞界組織的記者團，前往徐州抗戰前線採訪，是武漢戰地記者團中唯一的女性。新中國成立後黃薇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處長，負責和馬共總書記陳平聯繫。
雖然徐州戰場上同時有兩位戰地女記者，分別隨蘇聯戰地記者團及武漢戰地記者團行動，但考慮到張郁廉1938年3月中旬已經到了徐州，黃薇則是3月才從新加坡回國，4月方到徐州，時間相差一個月，因此，稱張郁廉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採訪戰地新聞的女記者」，是合理的。
她們兩人還有一段因緣，就是當年記者們在徐州突圍時，各有驚險經歷，張郁廉就走了二十一天才穿越日軍封鎖線，回到武漢。徐州會戰結束一個月後，重慶生活書店曾收集有關報導，出版《徐州突圍》一書，由黃薇寫序，書裡就收錄有張郁廉寫的《徐州最後的一瞥》。節錄文中一段：「五月十四日」敵機轟炸徐州城裡，擲過幾次炸彈後，敵機稍稍飛遠了，我們趕緊慌忙從花園飯店裏跑出來，大同街上堆滿了泥土，磚瓦、石塊、電燈和電話桿橫豎的躺著，斷了的電線滿了街道，前面四五丈高的鐘鼓樓也沒有了頂，胡同裡照樣過不去，好不容易穿過一條小巷、一座茅屋在燒著、屋裡傳出慟哭聲。馬、人、擔架、貨車、挑夫蜂擁成一條大潮⋯⋯。」
雖然中國戰地女記者首次出現戰場上，是1938年的徐州會戰，但在更早的一年前，已有一位女性，活躍在1937年8月爆發的淞滬會戰的戰場，在上海周圍戰區活動，寫了許多戰場通訊和文藝作品。
她就是傳奇性的女作家胡蘭畦。胡蘭畦的經歷十分傳奇，她曾以時尚俏女郎登上過《良友》畫報的封面，留學德國，坐過納粹德國的監獄，是民國時期被授少將軍銜的少數女性之一，曾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出席過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備受蘇聯大文豪高爾基賞識，早年並曾和陳毅有過一段美麗的戀情。
但當年在淞滬戰地上活動的胡蘭畦，並非記者身份，而是率戰地服務團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和戰地救護工作，其戰場通訊也多與著名戰地記者范長江合寫。因此從嚴格定義而言，並不能算是首位戰地女記者。
當然，所謂「首位戰地女記者」之名，只是一個記錄問題，重要的是這些新時代的中國女性知識份子，在國家危難時，不顧自身安危，親赴戰場，各自揮筆對抗戰做出貢獻，這才是真正的意義。
在日本國會圖書館資料室，有一本緒方昇著作《支那採訪》，1941年東京日日新聞社出版，書中第一部分就有一篇文章，題為《九位投身抗戰的女記者》，第一位就是塔斯社張郁廉，其他依次為路透社趙敏淑、《星洲日報》黃薇、《中央日報》封禾子、《大公報》彭子岡、《新民報》浦熙修、《時事新報》馮若斯和熊岳南、《新蜀報》張志淵。
書作者緒方昇，是昭和時代詩人，支那學者緒方南溟之子，畢業自早稻田大學，加入東京日日新聞社到中國採訪；戰後還創辦文學界的「日本未來派」，獲得《讀賣新聞》的文學獎。熟悉中國的緒方昇這本介紹中國抗戰的書，第一章就專門介紹這九位中國女記者，或許不夠齊全，但至少說明當時在日本方面的情報記錄裡，張郁廉是名列第一的抗戰女記者。
注解
[1]（編注） 這裡的「遼沈戰役」是共軍用詞，國軍稱之為「遼西會戰」；而「遼沈」的「沈」字在繁體字作「瀋」，即瀋陽簡稱。
